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方志敏烈士已牺牲70多年了。他在狱中以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毅力和巧妙的斗争艺术所写下的《可爱的中国》等十几万字的著作，已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感动了好几代中国人。可是，他的这些著作是怎样从狱中传出来，又怎样辗转送到党组织机关的呢？对此，目前见诸报刊的一些说法相互矛盾，讹误颇多。

　　方志敏的狱中文稿究竟是如何从南昌狱中传送到上海来的？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复杂，但其实要考证这个问题也并不很难。首先可以从事情的源头做一些仔细的了解和分析。即，方志敏在狱中能接触到哪些人？谁具备为其传送文稿的条件？很显然，身陷囹圄的方志敏所能接触到的人只能是狱中的囚友和管理人员及狱卒狱差。那么，其中谁是被他争取过来，而又愿意冒风险去干“传送文稿”这件事呢？笔者认为，有可能为之的应该是这三个人：与方志敏同住优待号的囚友胡逸民、军法处看守所代理所长凌凤梧以及军法处上士文书高家骏。

　　胡逸民是国民党元老，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过同盟会。后来历任江西高等法院院长、国民党清党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人监狱狱长等要职，因国民党内部倾轧而被蒋介石打下监狱。起初他是作为“说客”来接触方志敏的，但后来反被方说服，变为同情革命的人。其妻向影心跟随来到南昌侍奉他，可以经常出入牢房。

　　凌凤梧，浙江金华人，生于1898年。早年毕业于上海文森氏英语专科学校，后又进上海法政大学攻读。毕业后曾一度在浙江桐庐县任“书记官”（负责记录缮写之类）。

　　1934年经人介绍，来到南昌在江西绥靖公署军法处工作，开始仍做“书记”工作，后一度调任看守所代理所长。凌同情革命，能善待狱中政治犯。他与方志敏多次接触，耳闻目睹了这位共产党人优秀的思想品质和高尚的气节情操，为之倾倒。凌为减轻方志敏的痛苦，曾在请示军法处“未获准”的情况下，私自将方志敏脚上的重镣改换为轻镣，并曾暗中支持过方志敏越狱（未果）。由于凌多次暗中庇护方志敏，以至于在方志敏被秘密杀害后，他曾因有“通共嫌疑”而遭到拘押收审。另外，即便与凌凤梧关系不甚好的胡逸民也在其回忆录中说：“前任所长调走了，新来的所长是个好好先生，很好说话。我想怎样，他都答应。他允许我夜里也可以到方志敏囚室自由谈话，不加干涉。”

　　第三个人是高家骏，又名高易鹏，曾化名毛锦生，浙江绍兴人。他毕业后曾在杭州当过店员，后为找生活出路，经人介绍赴南昌参加军法处招聘缮写员的考试，被录取为上士文书。凌、高二人同在军法处，相处甚好。高亦有机会经常接触方志敏，听方“讲故事”，热血青年被感化也是很自然的。高常为失去自由的方志敏，做些递送报纸、买烧饼之类的琐事。

　　以上3人都有直接参与为方志敏传送狱中文稿的可能。从目前所发现的史料看来，胡逸民和高家骏二人各有一次直接“传送文稿”的行动。另外，高通过其女友程全昭，胡通过其妻向影心又各有一次“传送文稿”的行动。至于凌凤梧，由于种种原因虽未直接“传送文稿”，但他参与策划并配合了高、程这一对恋人“传送文稿”的行动。方志敏在委托高、程的同时，也委托于胡，而他们彼此对此都浑然不知，很显然，方志敏为保密起见，分别掌握和利用这两条单线。

　　这四次传送文稿被党组织收存而且有据可查的有两次：一次是高通过女友程全昭于1935年7月上旬送至上海的；另一次是胡逸民于1936年11月亲自传送的。

　　高家骏与程全昭：传送文稿的一对恋人

　　
　　一

　　1935年7月初，18岁的程全昭应男友高家骏之邀，瞒着家人，从杭州匆匆赶到南昌。两人相见后，程全昭顾不得寒暄，直奔主题：“我这次出来，全按照你的意见，瞒着父母，私奔而来，下一步我们打算如何？”

　　“别急，让我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