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飞离了北京。他们曾赴天津访问,凌晨的摇晃和震响惊醒了惠特拉姆,他的感觉是:“整个天津都在晃动!”
居住在建国门外和三里屯等处的侨民,迁到各自国家的大使馆居住。
由于余震不断,29日,北京市外事组要求有关接待单位,尽快将居住在北京饭店的几百名外国客人疏散到外地。
中央决定立即派专机送正在北京访问的英萨利率领的柬埔寨代表团和伊朗公主阿什拉芙率领的伊朗代表团,提前去外地访问。
30日晚,纪登奎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英萨利。宴会中途,工作人员送进一张纸条,纪登奎看后,随即递给乔冠华。
纸条是中办主任汪东兴传来的,内容说根据震情预报,未来24小时内,以通县、大厂回族自治县为震中,可能发生七级以上大地震。
大厂距北京市区不过四五十公里。
看了这个通报,纪、乔匆匆结束了宴会,并叮嘱礼宾司,次日一早一定要送走这两批外宾。
十分焦急的乔冠华对章含之说,北京如果真是有大地震,后果比唐山更严重,必须立即采取措施保护各国使领馆。
外交部党组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连夜通知各国使领馆留下留守人员,其他人,尤其是妇女儿童,由中国民航提供专机暂时撤往广州、上海,待震情稳定后再回北京。
乔冠华打电话未找到当时国务院的主要领导,只好告诉秘书了。由于时间紧迫,因此外交部党组决定一面通知使领馆及民航,一面呈文给中央,一定要赶在可能的大地震发生前,尽可能撤出大部分外国使领馆人员。乔说震情通报不一定准确,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切不可掉以轻心。要尽一切可能不使一个在华外国人在地震中受伤。
到次日中午,撤离工作大部分完成。
至31日晚上八九点钟时,24小时过去了,北京并未发生大地震。
章含之后来在文章中写道,乔冠华却因此次撤离行动,被国务院主要领导指责为“未经中央批准,擅自撤离外国驻华使领馆人员,这是‘严重无组织、无纪律’,是‘在地震面前惊慌失措的表现’,是‘有失国家尊严’”。乔冠华受到了批判。
“天当屋,地当床”,有家不能归
28日当天,大雨从早一直下到晚。此后几天,也天天下雨。
震后,许多居民跑到院内空地和街道上。有人写道:“几分钟内,北京的街道塞满数以百万计的居民。”许多人披雨衣或打雨伞,立于街中。不少没有雨具的人,浑身被淋湿。
身患糖尿病、高血压等多种疾病,将近80岁的收藏家、书画家张伯驹,在雨中站了几个小时,双腿双脚肿胀,连鞋都穿不上了。
邓榕当天到和平里的公公家去,一路看到的是,大街小巷老百姓全都出来了。人们有的穿着裤衩,有的光着膀子,大人叫,小孩哭,一片拥挤混乱,“整个北京城陷入极度的恐惧慌乱之中”。许多破旧的老房子在地震中受到损坏,人们只得呆在室外,“满街满胡同的老百姓,各家各户,都在忙乱地从屋子里往外面搬椅子、抬床、占地方、支棚子。人们眼睛中流露出来的,不是镇定和信心,而是慌乱和不知所措”。
由于余震不断,一个来月,老百姓大都在防震棚里睡觉,露天而居。
使用缝在一起的塑料布、雨衣(少数用木板、油毡纸),甚至用一把把雨伞排在一起拼成临时的小棚,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大街小巷和公园里,包括天安门广场和中南海内。
当时还在读高中的王红回忆:“震后我们全都住到了长安街上,我家就住在公安部门前的马路边上!那时,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以及长安街都成了临时避震住所了,景象可谓京都史上闻所未闻,情景壮观极了!”
棚子尽量利用树木、电线杆甚至灌木等物以及家具固定,而且不断地加固,或修缮得尽可能舒适一些。
街上的棚子也挤,每家能用的地方有限。不少人只能在床上支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