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很快就看到了这篇文章。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胡绳、艾思奇、田家英、关锋五人谈话，提到了戚本禹的文章。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接着，毛泽东谈到了姚文元的文章，他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毛泽东还点名批判了吴晗和翦伯赞，他说：“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毛泽东的这番话，肯定了姚文元、戚本禹的文章，支持他们批判吴晗和翦伯赞，政治态度是十分明显的。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为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负责人76人。戚本禹作为《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与江青、张春桥、关锋一起出席了这次会议。开这次会议时，田家英已经被实际上解除了职务。按毛泽东的指示，戚本禹已经成为实际掌管中央机要的重要人物，又是毛泽东和江青两个人的秘书，因此，戚本禹成了这次会议上被大家注目的焦点人物之一。各地的党政干部都知道，今后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反映意见，要通过戚本禹了，所以，大家都主动接近戚本禹。戚本禹“少年得志”，趾高气扬，每日昂首阔步，气宇轩昂地来参加会议，对那些地方大员，也不放在眼里。连当时赏识他的江青也说：“戚本禹眼睛长在额头上，朝上看。”

　　毛泽东虽然没有出席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但会议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进行的。在这次会议上，戚本禹被毛泽东选中，列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之一。

　　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是戚本禹人生的重要一步。

　　但是好景不长。面对全国动荡的局势，毛泽东从1967年3月起，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全国局势进行了重新估量，决定动用解放军采取“支左”的办法，对混乱的局势稳定一下。但是，以陈伯达、康生、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却反其道而行之，最后引发了影响全国的武汉“七二O事件”。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特别是戚本禹，不但是这些事件和积极鼓动者之一，而且是冲击中南海的直接指挥者。

　　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也使毛泽东、周恩来开始注意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并且认定中央文革小组里面有坏人。这些坏人，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而最早提出解决“王、关、戚”问题的，就是周恩来。

　　早在戚本禹鼓动红卫兵围攻中南海，鼓动中南海的造反派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并冲击朱德住宅时，周恩来就已经觉察到王力、关锋、戚本禹不是好人。周恩来找到杨成武谈话，提出了要解决“王、关、戚”问题的意见。杨成武当天飞往上海，向在那里的毛泽东汇报。杨成武当天飞到上海后，向毛泽东汇报了周恩来的意见。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后，下决心解决“王、关、戚”问题。

　　但是毛泽东在下决心解决“王、关、戚”问题时，觉得对戚本禹先不抓起来，还要看一看，争取他一下。按照毛泽东决定对戚本禹“先不抓，看一看，争取一下”的想法，周恩来在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时，只是宣布对王力、关锋实行“请假检讨”，没有动戚本禹，还让他发了言。

　　可是戚本禹并不甘心自己的政治生命就此结束，他知道毛泽东对他手下留情之后，抱有一丝侥幸心理，以为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