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服务团从武汉转往陕西凤翔。胡宗南所属部队在这一带补充整训。服务团向附近军民进行抗日宣传和医疗卫生工作，颇受欢迎。大家爱国热情很高，但有些人言行过激，李芳兰及其个别追随者与此相反，我则保持不左不右的面目，这些都为胡宗南派来的政工人员所注意。这年5月初，胡宗南从西安到凤翔，约我单独谈话，已不称我为“先生”。他说:你是一棵幼松，我要把你培养成材，首先要你做革命军人，成为黄埔大家庭的一员。他让我次晨离开服务团，和他同车去西安，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学习。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前身为黄埔军校，原设在南京，抗战开始后迁成都，并建了一些分校，校长都由蒋介石兼，第七分校主任由胡宗南兼。学生都属“黄埔系”。我是第七分校首批学生，按黄埔军校序列，算做第十五期(胡宗南是第一期)。早晚点名时唱校歌，歌词的第一句是:“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这样，我就成了“革命军人”和“黄埔大家庭的一员”，无意中履行了周恩来在武汉大学演讲中提出的“最好受正规的军事训练”，并集体参加了国民党。

　　这年8月，服务团被解散，部分团员(如赖少其)他去，部分团员经短期政训后分配到胡部做政治工作。李芳兰嫁给胡部一个少将。三青团陕西支团部成立后，陈忠经长期任组训组组长，洪同任宣传组组长。

　　这时，胡宗南升任第十七军团长，下属四个军，参加兰封、信阳战役，因抗击日寇土肥原师团立功受奖。他还在西安开办培训政工干部的“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第四团”、培训游击干部的“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在兰州开办培训甘、宁、青等省地方干部的“西北干部训练团”，势力迅速扩展。

　　这年10月，我还在军校学习，胡“传见”我，说我“已经像个革命军人”。他问我家庭情况，我告以父母逃难到四川，父亲失业。不久，他安排我父母移居西安，给予生活费用，并去探望。

　　1939年3月，我在军校学习期满，胡宗南指定我在有西安党政军各界领导人参加的毕业典礼上代表毕业生致辞，讲词由我自拟。我讲得激昂慷慨。礼成后，胡找我谈话，表示满意。他说:现在的局面比过去大得多，他需要一个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助手。他在“黄埔大家庭”里选，选定了我，委派我担任他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原侍从副官唐西园另有任用。我表示不敢从命。他问:为什么？我说:胡先生认识我还不到一年半，不少人知道我曾是清华“民先”队的负责人，有“左”倾嫌疑，在胡先生身边担当这样重要的工作，我不能胜任，也不好办事，别人可能说闲话，对胡先生不利。胡宗南说:你的情况，我完全了解。我一向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做出的决定，谁敢说不？

　　如此这般，我就成了胡宗南的亲信助手——侍从副官、机要秘书。除处理文电和日常事务外，还有一项被胡认为别人不能代替的工作——为他起草讲话稿。胡经常到他主办的军政院校和所属部队作“精神讲话”。我起草的稿子短而精，尽是豪言壮语，最合他的口味。

　　尽管董老嘱咐我不要急于找党，我还是忍耐不住。接受胡宗南的委派后，我于1939年4月初到平民坊找了清华老大姐黄葳(戴中)。黄葳(戴中)，女，1915年生，上海嘉定人。1936年在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初期任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秘书。建国后曾任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副院长，国务院学部委员会委员。，我不知道她在西安做什么，但我知道她是位可信可敬的共产党员。她答应帮我同党联系，以后没有下文。再找，她已搬走(解放后才知道，她当时在中共陕西省委工作，不久迁往云阳)。

　　我不好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只好等待。

　　1939年12月的一天，我正在办公，门卫报告，有客要见。我出迎，来人竟是许立群。我陪他走上附近的城墙，在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