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8月19日，彭德怀从庐山开会归来，彭钢兴冲冲地赶到机场迎接伯伯。“以前他开会我也去接过，那天很奇怪，人们都低着头不吭声，没有人跟他打招呼，他也不跟人家打招呼。他一直拉着我的手，从下了飞机就没有放。他就问了我一句，考的怎么样？我平静地说，考上第一志愿了。他又问，你妈妈在家怎么样？我说，妈妈挺好的，我还给你带了个大南瓜。” 伯伯再也没有说话，彭钢期待的情景没有出现，空气像凝固了一样。

　　回到家中，伯母浦安修把彭钢叫到了卫生间，边说边哭起来：“你伯伯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首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伯母劝彭钢去换个专业，不要读军事院校。话音未落，彭德怀听见了。“伯伯说，‘你跟她说什么呢，一个孩子家，改什么志愿。一人做事一人当，还能把她一个小孩子怎么样。’后来情况说明，伯伯在这方面还是太天真、太单纯了。我在学校确实受到了牵连。”

　　之后的日子，彭钢一辈子也忘不了：“我每天看着伯伯坐在书桌前写信，写了撕，撕了又写。有时候坐在那里不动，有时又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一走就是几个小时。”彭钢就坐在屋檐下的藤椅上，默默地陪着伯伯，看着他走。她也想不通，为什么一个正直的人，一夜间就成了反党人士。

　　“在我即将入学的前一天，伯伯走进我的屋里，他说‘我看你东西不多，把我出国时用的小皮箱给你吧，反正我也用不上了’。伯伯的一句话，让我再也忍不住了，眼泪扑扑地往下落。收拾完行李，他突然说，晚饭把你带回来的南瓜吃了吧。”

　　那是一顿异常安静的晚餐，吃南瓜饭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说话。饭后，彭德怀把侄女叫进办公室。“伯伯对我说了很多，他说‘你现在走向社会了，再也不是我身边的小孩子了。你要对自己严格要求，不要为我的事操心。你还要争取入党，要好好学习。’这是伯伯出事以后，讲话最多的一天。”

　　1959年9月，彭钢进入西安电讯工程学院，在北京的彭德怀更为孤单和落寞。9月30日，被罢官的彭德怀举家从中南海迁出，搬往颐和园附近的吴家花园居住。传说，这里曾是吴三桂住过的园林，解甲后的彭德怀在院子里挖地种菜，过上了农民般的生活。

　　彭钢说，她青年时期最先明白的人生道理就是“沉默是金”。“刚上大学，我还和一些同学有来往，后来常有指导员来打听彭钢都讲了些什么，我再也不说话了，叫我干什么我就干。”那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一下子就变得非常老成。

　　1962年，迫于各方压力，彭钢无奈休学。她放不下伯伯彭德怀，想利用这段时间好好陪陪他。

　　父女，朋友，知己

　　“在吴家花园，我对伯伯有了更深的了解。特别是1962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七千人大会上，伯伯又被扣上了‘里通外国’的帽子，这让他更加痛苦。”

　　彭钢清楚地记得，当时文件发下来，伯伯就坐在办公室里发呆。“我进去时，看到他的眼睛里含着泪水。他把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刘少奇的话给我看，意思是别人都能平反就是彭德怀不行，因为他在国内搞颠覆活动，里通外国。我问他打算怎么办，伯伯说他要上诉。”此时的彭德怀，已经把小侄女视为知己。年龄不过二十三四岁的彭钢，成了他唯一的倾诉对象。“考虑几天以后，伯伯告诉我，他要用事实说话。不表功，只说事实。所以他给中央和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就是人们说的‘八万言书’。后来毛泽东认为这是翻案书，其实他写的都是实情。他在信中有很多地方还做了自我检讨，伯伯一向严于律己，甚至有些不该检讨的地方他都检讨了。”

　　写完八万言书，彭德怀坚持要求侄女认真阅读，他将彭钢带进卧室里，反锁着门，非常谨慎。“我看了一下午，直到六七点钟，把吃饭都耽误了。他再三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