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何载同志写的《毛泽东与彭德怀》、《彭德怀与浦安修》这两篇文稿，不禁感慨系之。彭德怀同志是我党杰出的领导人和最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之一，为我国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政权的巩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59年“庐山会议”对他进行了错误的批判，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为他平反昭雪是完全正确的。我曾在彭德怀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不由得想起同彭德怀、浦安修同志的一些接触。

    我是1945年认识彭德怀同志的。那时他从前方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我当时在中共中央西北局任组织部长。1947年春，胡宗南进攻延安，彭德怀同志临危受命，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 撤离延安时，我们西北局几位同志随军行动，有些军事会议，他让我们也参加，因而常见面。他给我的印象是严肃，不苟言笑，原则性强，待人诚恳。他对干部要求很严，对于干部中任何违反纪律、不负责任、特别是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都要进行严肃以至严厉的批评。有次他开玩笑地说：“我是阎王老子开饭店，鬼都不上门！”但他对群众、对士兵却很随和亲切，没有一点架子。以后他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我们常在一起开会。在西北解放以后，有次我向他汇报西北五省地方干部的情况，他也向我介绍军队干部的情况，我们整整谈了半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军队干部的熟悉，可说是了如指掌，对他们的性格、优缺点、工作能力，都说得清清楚楚。

    1950年春天，我随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到苏联访问、学习，直到夏天才回到北京。当时中央正在研究抗美援朝问题。对于总指挥，我听说中央原准备派林彪去，林推说有病，于是准备改调彭德怀同志去。回到西安，我把听到的消息向彭德怀同志讲了，他听了则摇头，不相信。然而没过两天，中央派了一架飞机把他接走了，不久他即毅然担任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挑起了抗美援朝的重担。

    纵观彭德怀同志的一生．在革命的危难关头，总是顾全大局，勇挑重担，并胜利地完成各项艰巨任务。以解放战争为例，他在西北战场的初期，率领我军2万多人，抗击着敌军20多万人的进攻，屡创胜绩，不久即转入反攻，随着敌我力量的变化，两年多时间就打败了敌人，解放了大西北，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他对党、对人民、对革命的赤胆忠心，他在中国革命和抗美援朝中建立的丰功伟绩，将永彪史册！

    浦安修同志我也很熟悉。她是一个很要强的女同志。1946年秋，我到陇东检查工作，当地的新区开始进行土改。我到后月余，中央派康生、陈伯达、田家英、浦安修等来庆阳搞土改，我决定多待一段，就同康生、浦安修一起到王家塬搞土改。当时住房紧张，土炕上住满了人，浦安修就在地上搭了个铺来住。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她积极做群众工作，热情很高。西安解放后，我暂时兼任西北局新成立的企业党委书记，她任副书记，常在一起研究工作。她作风朴实，态度谦虚，待人诚恳，对自己要求很严，能吃苦，完全没有所谓“夫人”的架子。在长期的战斗生活中，她与彭德怀同志尽管时聚时分，但感情一直很好。彭德怀同志的错案平反以后，她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放在了收集他的革命事迹，整理他的著述上面。1986年前后，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彭大将军》，我担任总顾问，她是顾问，我们又开始了一次合作。从筹资到定剧本、拍片，我们在一起多次开会。她为了拍好这部片子，供材料、出主意，下了很大功夫。当时她的身体已经相当虚弱，为了解决拍片中遇到的问题，她多次跑到家里来找我，表达了她对彭德怀同志无比深厚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