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抗日运动高涨和陕北地贫人穷兵员缺的特定环境,不能一般地采取以巩固求发展,而是要以发展求巩固。
在这个问题上,林彪同毛泽东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的分歧主要在发展方向上。陕北的北面是沙漠,西面是沙漠边缘区和回民聚居区,人口也很稀少。这两个方向都不在考虑之列。剩下的两个方向一是向南、一是向东。按林彪的主张是向南。南面就是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那里有东北军和西北军驻守。只有越过关中地区,才能进入陕南山区。如果林彪把红军主要干部都带到陕南,即使过得了关中,也可能同留在陕北的中共中央割断联系。按毛泽东的主张是向东,东面是黄河,过了黄河就是山西。陕北、山西只有一河之隔,前方后方的联系问题比较容易解决。林彪感到由毛泽东提出的向东发展的决定要胜过他提出的到陕南打游击的主张。于是,他愉快地接受了中央的决定,并着手进行东征的准备。
林彪第三次提出打游击是在1946年。4月18日,林彪集中6个师扼守四平,抵抗国民党军王牌新一军等部的猛烈进攻。当国民党军新六军等部从南满北上增援后,由于兵力对比过于悬殊,林彪于5月18日命令部队撤退。机械化装备的国民党军发起追击。
就在这时,民主联军总部作战科长王继芳携带撤退命令和实力统计投敌叛变。由于敌人知道了我们部队的番号和人数,追击起来更加猖狂,更加嚣张。据当时第一师政委梁必业回忆:王继芳叛变后,“带走了我军撤退的命令。敌人不仅知道了我军的行动部署,还了解到了各部队的兵力和主官的姓名。因此,倚仗精良的美械装备,放肆地进行追击。几个人坐上一辆吉普车,带上一门炮就可以在公路上向我后撤部队炮击”。但是,我军的战斗力仍然基本得到保存。“敌人在追击中除占领一些地方外,对我军力量并没有什么损伤,连一个班也没有捞到。”
6月1日,经常从最坏的前途准备的林彪致电中共中央:“目前无法集中兵力作战,现在的任务是收容部队,求得休整之”,“准备游击放弃哈尔滨”。6月3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你们作放弃哈尔滨之准备,采取运动战和游击战方针,实行中央去年十二月对东北工作指示,作长期打算,为在中小城市及广大农村建立根据地而斗争。”
但是,国民党军并未进攻哈尔滨,这是由于它兵力不够用了。5 月25日,在南满的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发动鞍(山)海(城)战役,连克鞍山、海城并促使国民党军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率部起义,使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顾头顾不了尾,终于在松花江以南停了下来。
这时,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已经撤退到哈尔滨,但林彪并未去哈尔滨,他停留在黑龙江和吉林边界的五常。经过这次长途撤退,林彪这时又产生了打游击的想法。他想南下到辽南去打游击。
他这一想法源于守四平过程中的一件事。
东北民主联军在守四平的同时,在南满还守着本溪。南面的本溪和北面的四平是两个战场。国民党军攻四平的主力部队是新一军,攻本溪的主力部队是新六军。4月21日,毛泽东来电,为加强守四平的力量,建议将参加守本溪的第三纵队调到四平方面。林彪执行了这一指示。但当三纵队北上后,本溪守不住了。国民党军占领本溪后,就把攻打本溪的新六军也调到四平方面。
民主联军为了加强北线守四平的兵力,将南线本溪方向的兵力北调,从而削弱了南线。杜聿明攻占本溪后,减少了后顾之忧,将进攻本溪的兵力北调。民主联军兵力集中了,杜聿明随之也将兵力集中,民主联军仍然未能摆脱被动局面。此事无疑给林彪以深刻的印象,使他明确,东北有两个战场,一南一北,不能光顾一头。
撤到松花江以北后,林彪就考虑要加强在南满的活动,以牵制敌人,使其首尾不能兼顾,于是产生了到南满打游击的思想。后来,中共中央任命他为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自然不能去南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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