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把《共产党宣言》（英文版）翻译成中文的陈望道

　　陈望道， 1891年1月18日生于浙江义乌县分水塘村一户农家，早年曾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读书，读书时，他结识了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并阅读他们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1919年6月，陈望道从日本回国后在著名的浙江一师任教。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入门经典，此书气势磅礴，富有鼓动性。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的中国正在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陈独秀、李大钊两位共产党的创始人在北京读过此书的英文版，深为赞叹，二人都认为应当尽快将此书译成中文。戴季陶在日本留学时，曾买到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亦打算译成中文，那时的戴季陶思想颇为激进，倾向于共产主义。但他细细看了一下后，就放了下来，因为翻译此书太难了，要求译者不仅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要有相当高的中文文学修养。后来，戴季陶回到上海，主编《星期评论》，他便着手物色合适的翻译者。《民国日报》的主笔邵力子是一位奔走于上海滩各界的大忙人，他的思想也颇为激进。邵力子得知此事，就向戴季陶举荐了陈望道。

　　陈望道与邵力子书信往返较多，二人都常为《民国日报》和《觉悟》副刊撰稿，邵力子深知陈望道功底不凡。于是，戴季陶向陈望道提供了《共产党宣言》日译本，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本，供陈望道对照翻译。当时，中国也有不少有识之士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但都是仅仅翻译其中的一部分，而且译的都不准确，有些地方翻译得甚至谬误可笑。陈望道就将以往各家所译片断也找来作为参考，上个世纪50年代周恩来曾就此事问过陈望道，《共产党宣言》最初是依据什么版本译的，陈望道说主要是据英译本，同时参考日译本。

　　1920年2月下旬，陈望道秘密回到老家分水塘翻译《共产党宣言》。

　　3-4月份，陈望道将《共产党宣言》译完，随即携译稿到上海，准备在《星期评论》连载，但当他到上海的第二天，该刊便停刊了。恰在这时，陈独秀的《新青年》编辑部也刚到上海不久，应陈独秀之邀，陈望道参加了《新青年》编辑工作。当时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经常在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和建党问题，于是便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印行《共产党宣言》成了当务之急，当时印刷经费十分困难，为此，陈独秀就跟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商议，魏金斯基当即就筹措一笔经费。随后，就在辣斐德路（今上海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租了一间房子，建立了一个小型印刷厂，取名“又新印刷厂”。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一书也是又新印刷厂承印的第一本书。首版封面五分之四的篇幅是马克思肖像，这是中国境内第一次在印刷品上出现马克思的肖像，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共印了一千册，很快售尽，但人们也发现封面把《共产党宣言》错印成了《共党产宣言》，于是，同年9月在改正版面后进行了第二次印刷，封面马克思肖像也由红色改印成蓝色，再版，又印了一千册，依然很快售完。到1926年5月止，已经重印17版之多。后来国民党将《共产党宣言》定为“禁书”，不准再版，见之即查缴。

　　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是竖排平装本，用5号铅字排印，报纸印造，全书内文共56页，每页11行，每行36字，竖版直排，页侧印有“共产党宣言”的页边字，字下注有汉字小写页码，全书专有名词均在词后括号附注英文原文，以供读者对照。封面红印是1875年马克思半身肖像，肖像下面自右向左横题“马格斯”三字，肖像上面大字横题书名《共产党宣言》。《宣言》上面用小字标注“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字样，下面标注“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等字样。尾页为版权页，写有“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定价大洋一角”、“印刷及发行者社会主义研究社”等字样。书的尺寸是18.1×12.2（cm）。

　　至今在全国发现的中文第一版《共产党宣言》只有11本，他们分别珍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市文物局、上海图书馆、上海党的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鲁迅纪念馆、上海档案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延安革命纪念馆、浙江上虞市档案馆、温州图书馆、山东东营历史博物馆。

　　第二个把《共产党宣言》（英文版）翻译成中文的华岗

　　华岗， 1903年6月9日出生于浙江省龙游县庙下村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团的系统工作。

　　1929年3月，华岗同志离开团中央，专门从事党的宣传和组织领导工作，先后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组织局宣传部长和华北巡视员。这期间，华岗还从事紧张的著述活动，撰写了《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史》。早在1924年，华岗还在宁波四中读书时，就听过陈望道的课，后来成为第二个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的人。1930年，华岗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完整译本问世，该书由上海华兴书局出版，华兴书局是我党领导的地下出版机构。

　　华岗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初版采取了伪装本的形式，书名为“《宣言》”，出版社署名为“上海中外社会科学研究社”。内容包括:《共产党宣言》、《1872年序言》、《1883年序言》、《1890年序言》及《共产党宣言》的英文本。华岗本的《共产党宣言》还开创了5个第一：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出版的第一个《共产党宣言》全译本；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第一个以共产党员身份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该书附加的三个德文版序言是第一次与我国读者见面的；该译本附加的《共产党宣言》的英文全文，采用的是恩格斯亲自校阅的1888年英文版本，这也是我国第一次出版的英文本《共产党宣言》；华岗的《宣言》译本还是第一次采用英汉对照形式出版的，更利于《宣言》思想的准确传播。总之，与陈望道译本相比，因为华岗对《共产党宣言》已有了很深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革命中的运用有了充分的认识，所以华岗本译本的用语更加准确，文字更为流畅，该本发行后销路很好，很快又重版两次，在30年代印刷多次，印数也很多，现今北京图书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央编译局图书馆等各大图书馆博物馆均有珍藏本，但初版已为数不多。

　　第三个把《共产党宣言》（德文版）翻译成中文的成仿吾、徐冰

　　成仿吾，1897年8月24日生于湖南省新化县知方澧溪村(今琅瑭乡)， 1928年在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他先后在巴黎和柏林主持西欧中共支部机关刊《赤光》杂志，担任社长兼总编辑，他还随德国共产党的理论家海尔曼·冬克学习马恩德文原著。当时，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蔡和森知道他知识渊博，而且通晓5种外国语言，就从莫斯科给他来信，要他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说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准备出版，成仿吾就采用当时最流行的德文《共产党宣言》版本，参考英、法文译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译出后，他找了德共中央，请一个德国共产党员将《共产党宣言》中译稿带往莫斯科交给蔡和森，由于蔡和森已奉命回国担任广东省委书记，不久就牺牲了，所以这译稿也就丢失了。

　　1931年秋，成仿吾由欧洲回到上海，在长征时，他担任干部团政治教员，1938年，成仿吾在延安陕北公学任校长，徐冰在《解放日报》任编辑，中央宣传部得到了一本《共产党宣言》德文小册子，就让他们二人利用业余时间合作翻译该书，他们把该书分成两部分，成仿吾翻译前半部，徐冰翻译后半部，当时条件很差，不仅资料缺乏，甚至连一本像样的德文字典都找不到，译完后，成仿吾把全部译文又通读一遍。该译本又被称为成、徐译本，同年8月该译本首次在延安刚成立的解放社作为《马恩丛书》第4种出版；9月，又在武汉和上海由我党领导的中国出版社、新中国出版社、新文化书店等出版。

　　在成、徐译本之前，已经有陈望道和华岗的两个译本，成、徐译本同华岗译本内容一样，都收入了《宣言》的正文和三篇德文版序言，但也有其自己的五个特点：第一，这是由中共公开组织翻译的第一个《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第二，它是首次根据德文原文译出的新本子，因为1846年2月在伦敦初版的《共产党宣言》为德文，因而更准确地传达《宣言》的思想；第三，1938年，由新文化书店出版的成、徐译本还第一次在书前刊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大幅照片，也就是今天常见的马、恩标准像，对人们直观地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具有重大意义；第四，该译本不仅语言更接近于现代汉语，而且除竖排版外，还采用横排版，开始向现代书籍形式过渡；第五，该译本还首次在香港的“中国出版社”出版，初版时间是1947年10月，还由乔冠华（署名乔木）依据英文校订，在文尾有《校后记》并注有“1947.10.乔木”字样。在抗战期间，成、徐译本不仅在各抗日根据地广为传播，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也传播很广，甚至还传到敌占区。成、徐译本还曾作为当时陕北公学马列主义课的教材，也是当时中共干部的必读书籍，对提高中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起了巨大作用。

　　1945年，成仿吾从晋察冀边区阜平县回延安参加中共“七大”，他又抽出时间对《共产党宣言》译稿作了较大的修订，定稿后交给了解放社，但不久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可惜这译稿也没有下落了。1952年，成仿吾在中国人民大学又抽空对延安版的《宣言》中译本稍加校正，校正由成仿吾一人完成，当时，徐冰已去朝鲜做慰问工作，成仿吾在重校后记中说，他对译文是很难满意的，就以此译文纪念《共产党宣言》出版105周年及马克思诞辰135周年，并由中国人民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少量印刷，以供校内使用。1975年，已78岁高龄的成仿吾，在毛泽东的关怀下，被调任中央党校顾问，并给他配备了几名助手，组成校译小组，有计划地校订和翻译马克思主义原著。在助手们的协助下，成仿吾再次对《共产党宣言》进行了严格的校正工作，于1976年在中央党校印出试用，并呈报了中央政治局。1976年5月18日，成仿吾将重新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转送给朱德委员长，朱委员长看了很高兴。5月21日，朱委员长不顾90高龄亲自来到中央学校成仿吾的住处来看望他，对新译的《宣言》高度称赞，并说“做好这个工作有世界意义。”

　　今天，成、徐译本的1938年本（包括延安、武汉本）、1939年本、1947年香港本等，在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都有珍藏本。

　　第四个把《共产党宣言》（英文版）翻译成中文的陈瘦石

　　另外，1949年前，还出版过陈瘦石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该书为非共产党人翻译、在国民党统治区合法出版的唯一版本，该书的封底上印有“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处，审查证世图字第3400号”。陈瘦石的《共产党宣言》译本长期以来鲜为人知，即使在学术专著、学术文章中也几乎没有提到过它，所以，人们对陈瘦石本人了解也就更少了。

　　陈瘦石，1908年2月生于江苏无锡东港镇南陈巷村，1926年毕业于江苏省立第三师范，随后在宜兴、无锡等地的小学校任教，1929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系，同年还出版了小说《秋收》，1933年毕业后在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任秘书，他还利用业余时间与其弟陈瘦竹二人合译了罗素著作《自由与组织》一书，于193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弟陈瘦竹曾任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1949年后，他先后在上海、北京中国银行总行国外局任科员、副股长，工作之余，他自学俄语、法语，外语水平较高，并翻译了苏联的小说《迦尔洵》，该书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1976年3月，陈瘦石病逝，享年68岁。

　　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北京图书馆均有陈瘦石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译本，陈瘦石译本的特点是：64开本竖排版，封面中央是书名《共产党宣言》，左上部有红星，红星下边是中国共产党党徽，右部是“陈瘦石译”字样；全书用铅字印刷，纸质很差。但该译本没有注明出版的时间、地点等，但在陈瘦石译本的封底左边印有一排小字“摘自比较经济制度”，《比较经济制度》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华敦学院教授洛克斯和该院副教授霍德合作撰写的，完成于1938年8月，同年由哈普尔公司出版，此书属于大学经济学基础理论教材，全书共七篇，还有八个附录，第一个附录文件便是《共产党宣言》。该书的中文译本于1943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初版，由设在重庆白象街的“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辑”，是“中山文库”丛书之一，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含四篇，下卷含三篇。书前有王文山作的序言，序言道：“瘦石兄译这本书，费时一年有半。”“他工作勤勉，态度认真，文笔清丽可诵，正如他在战前译的《自由与组织》一样。”由此可以断定陈瘦石《共产党宣言》译本的出版时间应该是1943年9月。

　　第五个把《共产党宣言》（俄文版）翻译成中文的博古

　　1942年10月，为配合延安整风运动，中宣部成立了翻译校阅委员会，因为博古精通俄文，所以他是当时的成员之一，他根据俄文版《共产党宣言》对成、徐译本作了重新校译，并增译了该书1882年俄文版序言。博古译本出版后，被中共中央指定为五本（《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国家与革命》）“干部必读书”之一，在各解放区广泛印行，成为解放前影响最大的中译本。今天，在中国革命博物馆还珍藏有当年周恩来读过的《共产党宣言》，书上留有周恩来的签字：“周恩来，一九四三、十二、卅　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