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春，美国记者斯诺到上海拜见宋庆龄，表示想去陕北苏区采访；经宋庆龄亲自安排，在化名“王牧师”的董健吾(中共地下党员，公开身份是上海圣教会牧师)帮助下，仅隔数月斯诺就秘密抵达保安。毛泽东认为这是向外界宣传红军的好机会，所以在同年8月5日他与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名致函参加过长征的同志:“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接着，又向各部队发出电报:“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九月五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

　　在此号召下，大家纷纷开始撰写回忆录。童小鹏在同年8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杨(尚昆)主任、陆(定一)部长又来要我们写长征的记载，据说是写一本《长征记》。用集体创作的办法来征集大家——长征英雄们的稿件，编成后由那洋人带出去印售。并云利用去募捐，购买飞机送我们，这真使我们高兴极了。”这里说的“洋人”就是指斯诺。截至同年10月底，征集到了大量稿件，其中有董必武的《出发前》、杨成武的《突破天险的腊子口》、耿飙的《由临武至道州》、陆定一的《老山界》、萧华的《南渡乌江》、李一氓的《从金沙江到大渡河》、黄镇的《长征中的红五军团》、童小鹏的《残酷的轰炸》等200多篇稿件。红军总政治部成立编辑委员会，经过编辑加工，于次年2月选定109篇、30多万字，装订成册，抄写20份，书名定为《二万五千里》，并在“关于编辑的经过”中指出:“现在这部破世界纪录的伟大诗史，终于由数十个十年来玩着枪杆子的人们写出来了……”随后，中共中央曾将一部《二万五千里》的誊清稿本(分成上、中、下三册，用线装订，绿色马兰纸作护封)送到申城，准备予以出版，但由于国共合作和抗战全面爆发等原因，这个计划被搁置(那部誊清稿本最终归上海鲁迅纪念馆保管)，直到1942年11月才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根据另一部誊清稿本付梓，并将书名改为《红军长征记》。

　　1937年夏，复旦大学文摘社出版的《文摘·卢沟桥浴血抗战特辑》(《文摘》杂志第二卷第二期)曾发表记者任天马在陕北采写的《集体创作与丁玲》，最早公开披露了这部长征回忆录的编辑情况:“起初由参加长征的人自由用片断的文字叙述长征中的史实，在几千篇短文中选出几百篇较佳的作品。由这几百篇作品加以淘汰只剩下百余篇佳作，再按历史的次序排列起来乃集合成了一部长篇巨著。这长篇巨著，经过丁玲、成仿吾等人加以剪裁后，始成为现在正式的初稿。”文中提及，丁玲在谈她近期生活时说:“在这里可以比在外面更自由些，更有趣些，没有什么拘束。也许正是因为这里一切都不受拘束，集体创作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记’乃得写就了它的初稿。”文中也谈到:“在丁玲的桌上也放着那样宽约一尺，长约一尺半，厚约二寸的一份……这稿子外面包着绿纸的封面，里面是用毛笔横行抄写的。在每行文字之间和上下空余的白纸上，已让丁玲细细的写上无数极小极小的字。据说，在另外的二十三本上，也同样的改得糊涂满纸了。”文中还　记　述　:“‘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呢？’我在到延安的第二天问丁玲。‘今年秋天可以完成，现在大家都在加倍努力。’‘将来怎样发行呢？’‘能在外面发行更好，有困难呢，我们自己来印。这部东西自然有它的历史价值。无论如何，它一定会流传到全世界去的……’”原来，著名作家丁玲于1936年11月来到陕北苏区，担任文艺协会主任，不久就同成仿吾等一起负责编辑《二万五千里》，她生命中的一段宝贵时光与这部英雄史诗联系在了一起。

　　同年7月，上海人间书屋出版的文史杂志《逸经》(半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