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对于红军是何时开始使用“长征”、“万里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概念的,却很少有人提及。许多史著都把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就称为“长征开始”或“开始长征”,甚至称“二万五千里长征”。笔者认为,这种提法不仅不符合历史实际,也容易使一些不熟悉历史的人产生一种错误的印象,似乎中央红军的长距离战略转移不是逐步发展的,似乎中央红军从突围开始就是要走“二万五千里”。因此,有必要弄清中央红军的突围转移何时称为“长征”、“万里长征”,又是何时称“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笔者查阅了大量的文献材料发现,最早使用“长征”这一概念的是王明。1934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在莫斯科向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做报告时,曾使用了“长征”这一概念①。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这是第一次把红军的突围转移称为“长征”。但是,王明所使用的“长征”概念,指的是红七、红六军团的突围转移,并不是指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而这时中央红军刚刚出发一个月,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已经中断,中央红军也不可能知道王明在莫斯科使用了“长征”这一概念。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前,中共中央、总政治部等在所发的命令、训令中,把红军的行动称为“突围”②、“长途行军与战斗”③。10月16日,中央红军出发后,总政治部把红军的行动称为“反攻”④。12月1日,中共中央局、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在给红一、三军团的电报中,把红军的行动开始称为“西进”⑤。此后一段时间里,“西进”成为红军行动的代名词。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在1935年2月8日通过的《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中使用的是“突围行动”、“突围战役”⑥。稍后,陈云在他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把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为“西征”⑦。在以后的电文中,又把红军的行动称为“机动”⑧或“突围”⑨。这些说明,直到遵义会议前后,长征这一概念还没有提出。1935年6月10日,《前进报》第1期刊载博古的署名文章《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把红军的行动称为“长途远征”bk,这开始有了“长征”概念的内涵。6月12日,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在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报告中指出,“西征军(指中央红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bl。这是目前所见文献材料第一次将中央红军的行动称为“长征”。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报告结尾署名“向前代草”,也就是说最早提出“长征”以及“万里长征”概念的是徐向前同志。但是,这一概念因为是内部报告,传播范围小,因此,“长征”一词没有马上在更大范围内应用。6月15日,《红星报》第21期社论依然称中央红军的行动为“八个月万余里的长途行军和作战”bm; 6月16日,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复电红四方面军,也仍称“长途行军”bn。到7月10日,《红星报》在第25期社论《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中开始使用“万里长征”一词bo。   

    此后,随着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距离的不断延长,“长征”的定语由“万里”逐步增大。8月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沙窝会议,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指出“一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大事业”bp。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其中明确指出,红军进行了“二万余里的长征”bq。肖锋也在1935年9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毛主席用洪亮的声音号召,经过两万多里长征,久经战斗、不畏艰苦的指战员们,你们一定能够以自己英勇、顽强、灵活的战略战术,和以往的战斗经验,来战胜一切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