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艾先生被判了7年，我倒被判了10年。没想到，那个艾先生也有意思，旧社会过来的人，还上诉，他觉得我没做这个事情，你判我一个月也是错的。那时候上诉怎么行？结果被改判了无期徒刑，后来就死在监狱里面。我呢，在看守所待了3天，又来一纸判决，说我表现好，减刑2年，变成8年。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又减去1年，变成7年。

那是1952年，就这样我被开始了劳改生涯。一年后妻子离开了我，法院把大女儿判给了我，由我母亲抚养。人生好像一下子中断了一样。

江西岁月

一开始，我被关在第三看守所，跟外国人关在一起。有一个天主教神父叫格寿平，他地位很高，是红衣主教之一，是罗马教廷派驻上海的主教。上面信任我，把我和他关在一起。那个主教，了解到我也是大学毕业，去过外国，所以对我很信任，还动员我加入天主教。

这里面，待遇比较好，两个人一间房，别处吃两顿，我们一天有三顿，还允许亲友送东西来。我在这里大概待了将近一年，后来被送到苏北大丰农场川东分场继续改造，在那儿劳改了一年左右，我又被送往江西北部珠湖农场，后来又调往新建县朱港农场。一直到70年代初，才调到赣中西部的永桥农场。在永桥农场，我不再劳改，让我就业了，当初中三年级的英文教师，情况开始好转。那时有个说法叫“留场就业”，虽然不是劳改，但还是不能回来，当农场的职工，待遇稍微好一点。

“文革”当中，我倒没有再受到什么大的冲击，他们说我是因祸得福，在“红色保护伞”下。当时向哲浚、梅汝璈等人都受到了冲击。红卫兵到梅家抄家，差点把他在东京法庭上穿的法官袍都烧了，他说这是我审判日本战犯时穿的，怎么可以烧？红卫兵怕了，才留了下来，后来他捐给了博物馆。

在农场，吃了太多的苦。冬天，大年三十晚上，零下2度到零下3度的样子，上身赤膊着挑担，满身是汗，垫肩贴着肉，下面穿着短的衬裤，赤脚穿球鞋。鄱阳湖边上没有屏障，北风直直地吹来。规定要赶在4月汛期来之前挑一万亩地，如果来不及，水一淹，等于白挑。所以那时候紧张啊，80到100斤一担，每天要挑几十担近百担，皮破了，垫肩和血肉都粘在一起了。尽是伤员，有的人担子挑断了，有的人肺病发作了，医院里面病号几十个。

我至今还要感激一个医生，姓赵，宁波人。我母亲也是宁波人，所以就跟他攀谈起来。那时我已经四十多岁了，还在挑担，他说，“这个活农村里二十几岁的小伙子都吃不消，你怎么行？如果不想办法，你将来要倒在这里的。”他看我长得文弱，很同情我，就劝我把仅有的八九十块收入全部用掉，买鱼吃，鲤鱼、青鱼、黄鳝……要买有营养的东西吃，光吃米饭不行。我买了黄鳝，没处烧，就用砖临时砌个炉子，用枯芦苇烧，一顿吃一大茶缸。不讲味道，就讲营养，这样我的身体才没有垮掉，直到70年代初当上英语教师，总算熬过难关。至今我还收藏着那根扁担，上面刻着我的名字，扁担两头都有血迹，就是肩膀磨破印染上去的。

回到上海

1979年，我“摘帽”了，那之前我一直待在江西。规定说65岁以上(退休了)可以回上海，我那时还没满65岁，我就写信给中央、给外交部、给邓小平，信都退回到上海的安置办公室。我就去找他们，我说有的人是老牌特务，有血债的，他们过65岁了，都能回上海。我根本没做过什么，还是共产党的干部，而且劳改时还记过三等功，反而不能回来，这不合理。安置办公室的人最后说，考虑到我的特殊情况，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