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早年的少年得志、意气风发，经历了中年的坎坷岁月、命运捉弄，晚年的高文彬儒雅安详，人生起伏没有磨灭他的意志和一身傲骨。

高文彬今年85岁了，身材不高，却装扮齐整，显露着彬彬有礼的绅士风度；虽一个人独居(女儿出国，只有一个保姆相伴)，家里却拾掇得明净优雅，至今还保留着喝下午茶(咖啡、点心)的洋派作风。坐在沙发上，这个当年亲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审判的目前唯一仍在世的华人，向我诉说起自己令人吁叹的人生故事。

东京审判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设在东京涩谷，这里战时是日本陆军司令部，建在小高地上，前面有礼堂、宿舍，后面一片是训练场，有马场、射击场等等。盟军用这里作为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庭，有个暗示的意义：你在这里发动战争，你战败了，我就在这里审判你。来自11个国家的检察官、法官和日本的律师都聚集在此，我作为检察官的秘书，办公室在法庭的三楼，二楼是各国法官办公的地方，原则上检察官和法官之间是不能有密切接触的。

审判是按照历史进程进行的，先是“皇姑屯事件”，再到“九一八”、“八一三”，再是“一二八”，按照整个侵略过程，最后是“太平洋战争”。我们中方检控在法庭上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日本主要所犯罪行在中国，中国最早受它侵略，而且时间最久，损失财产最多，死亡人数也最多。开始审讯，按照法庭程序先由美国来的总检察长季楠把日本的侵略行为做一个概括简介，由日本律师来总体辩护，然后再由各个国家的检察官分别检控，中国是排在最先的。

军事法庭上，战犯的表现各不相同。比如大川周明，他不是日本军政界的人，是理论鼓吹家。他坐在东条英机的上面，审判当中突然打东条的头，美国宪兵把他拉开，他就发疯了。美国人把他送进美国军队医院，鉴定下来说他确实疯了。其实他是装的，以此逃脱审判。审判结束后，他承认自己装疯，还很得意地说美国人也给他骗过了。所有战犯都不肯认罪。因为东京审判采用英美法体系，所有战犯先被假设无罪，然后由检察官举证，法官再根据证据定罪。

一开始我是作为翻译前往远东军事法庭的，我并不是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派遣的，而是国际检察组到上海物色懂法律、懂英文的人做翻译官时选中了我。当时我刚从东吴法学院毕业，我的老师推荐我去参加测试，主要是考英语。法律方面因为我是东吴法学院的，我们是中国唯一一所除了大陆法以外还教授英美法的学校，所以比较有优势。做了一段时间翻译后，检察官向哲浚先生对我比较满意，就留我下来做秘书。每天会由一个美国的下级军官送庭审笔录过来，是用绳子穿起来的活页，万一错了，可以解开绳子替换。笔录送来以后，我的工作就是登记。一般每个国家送一本，但我考虑到我们中国当时在那儿工作的法官、检察官、工作人员，大多曾学习或任教于东吴法学院，我就跟他们要求每天多给我们一本，我想结束后可以带回去给我们东吴法学院留做纪念。后来审判结束，我们把两套庭审记录都带回中国，很重，每天一本，每周五本，两年多时间呢。一套我给了东吴法学院，一套由检察官向哲浚带给了南京国民党行政部门。遗憾的是，解放后，东吴法学院拆分了，两套记录都遗失了。80年代的时候，上海市公安局和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都来询问过我，想找回来，但是再也找不到了。

我的工作除了登记笔录，还有收送文件，安排检察官每天的日程等等，有空的时候就去他们那边的阅览室翻翻资料，就是在翻阅报纸资料时发现了日本两个士兵在攻打南京时进行杀人比赛的罪行。我主要接触的就是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先生。他曾在上海高等检察院任首席检察官，向先生与一般的国民党官员不同，还是带着点书生气，作风正派(电影《东京审判》中的向哲浚由香港演员曾江扮演，有点匪气，我觉得气质上不像)，对谁都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