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东京，接触日本普通百姓是被严格控制的，吃饭也是要专门对盟军开放的地方才可以。我们有时偷偷去中国人在那里开的馆子，吃中国料理。我作为秘书，经常要和美国的打字小姐们打交道，她们知道我是中国人，有时会开玩笑说：“高先生，你请我们吃中国菜吧。”我说好，就偷偷带她们去中国饭店，从后门上去，跟老板说，美国兵来查，不要讲。我们中国检察组每年到春节都要请一次客，我负责订座，就挑这样的中国馆子。各国代表团听说中国检察组请客都很高兴，可以吃到美味的中国料理了。

当时的检察官每月收入500美金(相当于10两金子)，还有专门的交际费，一年有2000多美金呢，向先生用不了那么多，常常由我帮他安排请客交际的事。我的收入是300美金，顾问是400美元，倪征日奥先生作为首席顾问也是500美元，但没有交际费。这个钱是由国民党政府发的，我去的时候是翻译，一开始由盟军总部法律处发放，作为盟军的雇佣人员，文官CAF6级，最高是12级。

东京审判的结果，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荒木贞夫等16人被判终身监禁，东乡茂德等2人被判有期徒刑，最终没有追究天皇的罪行，这是首席法官澳大利亚人卫勃与麦克阿瑟私下约定好的。当时也有一些国家的检察官提出过要求天皇也接受审判，但是没有被采纳。那时美国人已经有利用日本的计划，已有私下交易。还有一个专门在东北搞731部队细菌战的日本将领，被美国人保护起来，送到美国去了，没有能接受审判，全部资料也被美国拿走。另一个日本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本来也要来东京受审的，但国民党来了个公函，说他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中国老百姓一定要他在中国受审，其实国民党是利用他来打共产党，因为他在华北长期作战，对华北情况比较了解。

归国以后

东京审判结束后，我们都回到中国。向先生在东吴法学院兼课，后来国民党要他一起去台湾，他拒绝了。倪先生也没去台湾，留在上海，在东吴教书。还有一个秘书(法官梅汝璈的秘书)杨寿林则在上海外国语学院教书。所以那时候，我们四个人每两个礼拜聚餐一次，向先生那时50多岁，倪先生40多岁，杨寿林30多岁，我20多岁，我跟向先生、倪先生是忘年之交。

解放后，中央领导邀请向先生、倪先生去北京工作，向先生思想比较旧，有“不二主”的想法，所以没有去，还是在上海的大学里教书。倪先生后来去了北京外交部。梅汝璈先生解放时在香港，也受邀去了北京，在外交部当顾问。

我那时在上海大厦外事处第四科工作，外事处长黄华对我很好，希望我作为国民党遗留人员要好好工作，做一个外事干部。

我以前有一个老师姓艾，他是东吴法学院的兼职教授，教我们国际法。他的本职工作是瑞士驻沪领事馆的法律顾问，办公室在原来的法租界外滩一号。我跟他关系不错，有时去他那儿请教问题。他因为担任领事馆的法律顾问，所以对各国领事馆都很熟悉，解放初期，共产党要求他提供一些租界里面的情况，可是艾先生不肯，反而经常带着外国的领事、翻译到我们外事处来。我在第四科，第四科管“敌产”，外国人在上海有好多“敌产”，我就主管法公董局62号“公产”大案，就是法租界当局偷偷把公共财产转入民用财产，国民党同他们交涉了很久没结果，就结案了。解放后，黄华和第四科科长就把这个案子交给我，我对法租界不了解，就经常去找艾先生。

我们这些旧社会过来的人，“政治敏感性”比较差，我把这个案子的详细情况跟他都说了。没想到，后来说他是国民党潜伏在这里的特务，有人揭发我一直为他服务，定下“为国民党特务盗窃外交部机密情报”的罪名，这个帽子压下来厉害了。当时“三反”、“五反”，我算是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