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先生说，新中国成立后，程子卿意识到可能被捕，求助于宋庆龄。那是因为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时，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一些中共党员被捕，经宋庆龄等向他“疏通”而获释。这样，宋庆龄向有关部门作了说明，程子卿也就没有被捕。1956年他病逝于上海建国中路家中。

薛先生因为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熟悉那里的法文档案，例如政治性案件归在“S”类，捕人报告归在“R”类。关于搜查中共一大会场的情况，可能会在法租界巡捕房当年的“S”或“R”类档案中查到准确的原始记录。

子夜紧急决定，李达夫人提议改赴南湖

在法国警察和密探们离去之后，陈公博才呷了几口清茶，忽地又闻楼梯响，陡地一惊，以为警察和密探杀“回马枪”。抬头一看，只见从楼梯上来一个人———包惠僧!

原来，在马林下了紧急疏散令之后，包惠僧和代表们走出李公馆，不敢回博文女校，生怕那儿早已被密探们所监视。于是拐入渔阳里，走进二号———当时住着陈独秀妻子高君曼以及李达夫妇。在那里等了两个钟头，看看外面没有异样动静，包惠僧便自告奋勇，前来看看。

“法国巡捕刚走。此非善地，你我还是赶快走吧!”陈公博简单地向包惠僧介绍了刚才惊险的一幕之后，对他说道。

于是，包惠僧先走。李汉俊叮嘱道：“你还是多绕几个圈子再回宿舍，防着还有包打听盯梢!”

包惠僧点了点头，消失在夜幕之中。

他走出李公馆不远，正巧遇上一辆黄包车，便跳了上去，在外绕了一大圈才步入渔阳里，来到了二号。已是午夜时分，李达家中还亮着灯光。一进屋，好多人聚在他家中，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包惠僧———因为渔阳里离李公馆并不远，而包惠僧竟一去多时未返，大家为他捏了一把汗!

包惠僧述说了李公馆的遭遇，果真是法国巡警出动，大家无不佩服马林的高度警觉。只是马林和尼科尔斯基离开了李公馆之后，怕甩不掉跟踪者，未敢到渔阳里来，在上海城里兜了几个圈子，各回自己的住处了。

“我们要换一个地方开会。最好是离开上海，躲开法国巡捕。”李达说道。

代表们都赞同李达的意见。可是，离开上海，上哪儿去开会呢？

周佛海提议去杭州西湖开会。他原本因腹泻未去李公馆，迷迷糊糊躺在博文女校楼上。将近午夜，忽听有人上楼，睁眼一看是毛泽东。经毛泽东一说，他才知李公馆遭到了麻烦。“走，我们一起到李达家去商量。”周佛海这时腹泻已好了些，便与毛泽东一起朝渔阳里二号走去……

不约而同，大多数代表都聚集在这里。

“我倒有一个主意。”坐在李达旁边的王会悟听了周佛海的话，开口了。王会悟不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但她是丈夫李达的得力助手。“我是浙江桐乡县人，紧挨着嘉兴。我在嘉兴师范学校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嘉兴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以租。从上海到嘉兴，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如果到南湖租条船，在船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游南湖的人，比游西湖(的人)少得多……”

经王会悟这么一说，代表们都觉得是个好主意。

“从上海开往南方的火车，都要路过嘉兴。”王会悟说，“最好是坐早上7点35分从上海开出的快车，10点25分就可以到达嘉兴。另外，上午9点、10点，各有一趟慢车，不过到了嘉兴，就要中午以后了。另外，下午2点50分，还有一趟特快。坐这趟车的话，得在嘉兴过夜。”经王会悟这“老土地”一说，代表们心中有数了。

“我看最好是坐上午7点35分这趟快车，当天来回。”李达说，“现在，我们的会议已经被法国巡捕注意，形势紧张，事不宜迟，以早开早散为好。”

李达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