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他更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哪一国人?我答他说是英人。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箧,骚扰了足足两个钟头。
……那个侦探告诉我,他实是误认我是日本人,误认那两个教授是俄国的共产党,所以才来搜检。是时他们也搜查完了,但最是凑巧的,刚刚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里藏书很是不少,也有外国的文学科学,也有中国的经史子集。但这几位外国先生仅认得英文的马克思经济各书,而不认得中国孔孟的经典.
他搜查之后,微笑着对着我们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
后来,陈公博在他1944年所写的回忆文章《我与中国共产党》又补充了一个重要的情节:
(密探)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里的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或者他们注意在军械罢,或者他们注意在隐秘地方而不注意公开地方罢,或者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薄纸上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认为是一张无关紧要的碎纸罢,连看也不看……
密探们仔仔细细搜查李公馆,陈公博在一旁不停地抽烟。他竟把整整一听长城牌四十八支烟卷全部吸光!
破解历史之谜,巡捕程子卿浮出水面
密探为什么会突然闯入中共一大会场呢?经过中共党史专家的查证,是马林引起了密探的注意!
马林,这个来头不小的“赤色分子”1921年4月在奥地利维也纳被捕又获释之后,成了各国警方密切注视的目标。马林在1921年4月动身来华。因为马林早已引起各方注意,所以他在途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时,都受到了严格的检查。
到上海之后,密探们更是把马林的行踪查得清楚、准确,并记录在案。7月23日当晚,马林来李公馆时就已经引起了密探的注意。
然而那个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究竟是谁?1926年进入法国巡捕房工作的薛耕莘先生说,他听上司程子卿讲起过1921年搜查李公馆的情况。
薛耕莘回忆说,那是20世纪30年代末的时候,程子卿跟他聊及,1921年曾往李公馆搜查———当时只知道一个外国的“赤色分子”在那里召集会议。首先进入李公馆侦查的便是程子卿!
薛耕莘说,程子卿是镇江人,生于1885年,读过三年私塾,后来在镇江米店当学徒。
在1900年前后,程子卿从镇江到上海谋生,在十六铺码头做搬运工。他在那里结识上海帮会头子黄金荣,结拜为帮,人称“黄老大”(黄金荣)、“丁老二”(丁顺华)、“程老三”(程子卿)。又因为他的皮肤黝黑,绰号叫“黑皮子卿”,属青帮的“悟”字辈人物。
1905年,经黄金荣介绍,程子卿进入法国巡捕房当了巡捕。
程子卿连法语都不会讲,怎么会进入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呢?原来,在米店里不断地拎米包,他练就了过人的臂力,这正是巡捕捕人时所需的“基本功”。
程子卿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最初做巡捕,后来升为刑事科的政治组探长。这个政治组专门处理法租界的政治性事件,组长为法国人萨而礼。随着法租界政治性事件不断增多,这个政治组后来扩大为政治部,程子卿担任政治部主任。
薛先生有个习惯,凡重要的见闻,必定记录于笔记本。他和程子卿当时的谈话,亦被他记于本子上。新中国成立后,薛先生曾被捕入狱,笔记本被收缴。那个本子如今很可能仍在有关档案部门保存。
薛先生说,身为法租界的华人巡捕,程子卿跟他一样,处于法国领事馆、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势力的夹缝中。
程子卿在法租界有时也为共产党、进步人士以及国民党左派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引起了国民党内右翼分子的不满。1931年至1936年间,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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