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谈“文化大革命”未能避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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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谈“文化大革命”未能避免的原因

2007-11-16 19:56:57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林蕴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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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程中原著：《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233—235页。）

　　这段历史充分说明，由于党员的民主权利得到尊重和保障——党员有权自由讨论党内的重大决策，并在党的会议上提出和争论，这样才使红军在长征途中将遭全军复灭的路线错误得以纠正，出现历史性的转折。

（四）

　　然而，党在取得全国的执政地位以后，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决策机制逐渐受到扭曲。对党内有争议的重大问题，不经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的讨论，由主要领导人个人决定的情况屡屡发生。

　　这是因为，在延安整风期间，中央政治局于1943年3月20日通过的《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在明确“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泽东同志为主席”的同时，规定：“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这样，就赋予了毛泽东超越中央集体之上的权力。尽管在全国解放之前的战争年代，未发生有个人决定重大问题的典型事例，但在建国之后不久，情况就大大不同了。如：

　　1951年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争论。当事人薄一波回顾说：

　　“……，毛主席找少奇同志、刘澜涛同志和我谈话，明确表示他不能支持我们，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同时，他指示陈伯达召开互助合作会议。”（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91页。）

　　如果说，只是个人表态，毛泽东完全有自己的权利。但未经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的讨论，就指示陈伯达召开互助合作会议并起草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显然就是在行使主席的最后决定权了。

　　其二，1951年12月，在工会工作方针问题上开展对李立三的批判，也属同样的情况。从1950年7月，邓子恢在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议上报告，谈了工会工作的基本立场和基本任务之后，党内高层明显出现不同意见。1950年12月22日，毛泽东在西北局关于职工运动的报告上批示：四中全会一定要讨论工会工作并且以管好工厂工会工作为中心来研究，因此要组织一个委员会，起草一个决议案；过去工会工作是有成绩的，成绩很大，问题甚多；……全党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要专门讨论工会工作，不是小规模地讨论，要大规模地讨论。

　　后来，七届四中全会因故推迟召开。1951年10月2日，全国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李立三写了《关于在工会工作中发生争论的问题的意见向毛主席的报告》。不久，毛泽东在中央一个文件上批示：工会工作中有严重错误。李立三随即在全总党组举行的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受到批判，并撤销职务。工会工作的方针问题，就这样一錘定音了。

　　其三，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的争论。并非先由中央集体讨论，而是毛泽东先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逐级开展批判“小脚女人”的右倾机会主义，再召开七届六中全会作结论。

　　以上种种，就开了个人决定重大问题的先例。对1958年后的情况，邓小平曾明确说道：

　　“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0页。）

　　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凡属毛泽东所不赞同的意见，一律被上纲、上线。“打击同他意见不同的人”。以至在1958年“大跃进”中，薛暮桥和宋劭文希望陈云找毛泽东谈谈他对“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的想法时，陈云无可奈何地表示：“不吃一点苦头，这些话是听不进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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