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几天以前才回到延安的。我们到达新疆以后，在乌鲁木齐住了大半年，中央来电报，命我们几个主要负责干部先回延安，部队交邓发同志领导。于是我们乘飞机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然后转乘汽车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到达陕北。
自从住到了军委招待所，我们便一直盼望着见到毛主席。今天早上我们接到了通知，主席接见我们并请我们吃饭。我们高兴的真是要跳起来。
下午五时，我们到达了毛主席的住处。
这是一排整齐的窑洞，前面有一个不大的院子。我们一进门，便看到了毛主席。主席穿着一身朴素洁净的灰布军装，浚智而慈祥的眼睛里带着微笑，他站在办公室门前迎接我们，我们像一群孤苦伶仃的孩子，在外面历尽了风涛和艰险以后，忽然见到慈爱的母亲，我的心像小鹿似的怦怦地跳起来，泪花湿润了眼睛。
主席一一和我们握手，并连连亲切地说：“你们辛苦了！”
主席把我们让进办公室坐下，亲手打开一铁筒香烟，让我们吸，并且和我们在一张桌子上吃了晚饭。饭后，主席点着一支香烟，和我们谈起了红西路军。主席的话像湖水一样平静，温和得像谈论家常，但是这平静而朴素的语言里，却包含着巨大的坚实明确得像钢铁一样的真理，每一个字都印在你心灵的最深处。我不眨眼地望着主席那宽阔的前额和明澈的眼睛，我支着耳朵细心地聆听主席的教导，生怕错过一字一句。
主席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
主席说，西路军是失败了，但这不是说西路军广大的干部和战士没有努力。他们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冬季没有棉衣，伤员没有医药，没有子弹用大刀、矛子和敌人拼杀。但是，这也证明，没有正确的革命路线，即使部队再英勇善战，也难免遭受失败。
主席还鼓励我们说，西路军战斗到最后，由你们带领一部分同志，排除万难到达了新疆。这种坚定的行为，除了共产党人领导的红军，是其他任何军队也作不到的。
主席了如指掌地和我们谈着西征，他说，西路军路线错误是主要的。但是那一带是少数民族地区，人烟稀少，群众中革命工作基础又很差，地势又不好，南面是大雪山，北面是大山和沙漠，在几十里地宽的一条狭窄地区，运动不便，敌人多是骑兵，我是步兵，又缺乏同骑兵作战的经验，这些情况，使西路军在失败中不能更多地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
主席又向我们介绍着全国面临的新的革命高潮。最后，主席站起来，踱了几步，把一只手稳重地放在桌子上，亲切地望着我们说：“革命斗争中，有胜利也有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要从西路军的失败中吸取血的教训。我们中国革命的前途是伟大的，中国革命一定会最后胜利！”
主席的话沉着而坚定，充满着对胜利的确信，带着巨大的鼓舞力量，这是历史的结论，是时代在前进的脚步声，它深深铭刻在我们的心里，将终生教导着我们，鼓舞着我们，向着胜利前进，前进！
（摘自《烽火年代》）
最后须注明：黄良诚文，程世才文，也都是我们从《红西路军史料》中转摘来的，都比断言“对于蒋介石的轻信”文早，何以有此无知臆断？？？
附人物简介：
耿仲琳，男,汉族,辽宁辽阳人，中共党员，1926年生；1951年至1953年在中宣部干训班学习，1954年任东北局直属机关党委办公室副主任，1955年至1958年任曾三的秘书，1959年至1961年任《档案工作》编辑，1961年至1965年在中央党校高级理论班学习；“文革”在“五七学校”劳动10年，后回馆任研究室副主任，主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90年离休后帮助吴瑞林出版《回忆录》五部，主编《吴瑞林将军纪念文集》，近四年著《李贺歌诗愚解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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