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万五千里长征中，有这样一支队伍：十来个人，两副扁担，四只铁皮箱子。一到驻地，顾不上人困马乏，铁皮箱一放便是桌子，背包一坐便是凳子，就开始工作。

    五六个小时后，一份份飘着油墨香的报纸就送到了连队指战员手中，报头两个大字：“红星”。

    作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惟一喉舌，《红星报》伴随红军走过漫漫长征。尽管前有险途，后有追兵，但每隔十天八天，战士们就能盼来这份“精神食粮”。

    边走边构思稿件

    1933年7月，一位个头不高、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匆匆赶往江西沙坪坝白屋子村。他就是邓小平，他刚从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那里接到一个新任务：复刊《红星报》。白屋子村一间十余平方米的小厢房里，留下了一些印报的设备，编辑人员全部上了前线，正因如此，报纸已停办了3个多月。

    《红星报》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是红军总政治部主办的一份报纸，报头“红星”二字由钱壮飞设计。邓小平接手前，已经陆续出版了35期。

    接手《红星报》，邓小平起草了一则“优待投稿同志”的启事，鼓励广大红军将士积极投稿。很快，通讯员超过了500人，一些军团还配备了战地记者，一篇篇生动鲜活的稿件从硝烟弥漫的前线寄来。8月6日，重新编排的《红星报》在停刊几个月后，终于又与红军指战员见面了。这张报纸，版面清新，栏目丰富，文章短小精悍，形式活泼多样，立刻受到了红军战士的喜爱。

    1935年10月，编辑部接到通知，中央红军即将撤离苏区，《红星报》随军上路。苏区近百种报刊杂志全部停刊，中央机关报刊《红色中华报》、《斗争》也暂时停办。走上长征路的只有《红星报》，因为它是红军总政治部主办的一份“军报”，行军途中需要它来沟通各部队。

    工作人员用两副扁担挑着四个铁皮箱子踏上漫漫征程。铁皮箱里装着办报的全部设备：一台油印机、几盒油墨、几筒蜡纸、两块铜板、几支铁笔和一些毛边纸。其中一台钟灵牌油印机因为太重，过湘江时扔了，换了台手滚油印机。

    红军总政治部文书科长、《红星报》编辑赵发生后来回忆说：“我们每天一般要走八十里，最多走一百八十里路，人走乏了，脚也走肿了。负责编辑的同志，一边走一边还构思稿件，逢到休息的时间，就赶紧动笔写稿。宿营时，我们行装一放，顾不得喝水和洗脚，就马上打开箱子刻钢板。负责印刷的同志先睡觉，等我们刻好以后，再叫醒他们印刷。”

    “有一次正在印报，国民党的飞机来轰炸，我们险些丧命。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艰难环境，也不管怎样困和累，我们一直坚持十天左右出版一期。记得只有一次，因为一位挑箱的运输员同志患病掉队了，报纸停办了二十多天。后来五军团的同志拾到了这副铁皮箱子，给我们送来了，报纸又继续按期出刊……”

    一边行军一边排版出报，《红星报》在长征途中一共出版了28期，每期印刷七八百份。长征中，《红星报》并不是惟一的报纸，一些军团还办过《战士报》、《前进报》等报刊，但《红星报》作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惟一的机关报，及时传达战斗号令、鼓舞官兵士气，是一支不容小觑的战斗力量。

    文字简单，没什么形容词

    离开瑞金的初期，各种各样的疑虑弥漫在红军指战员中：目的地在哪里？为什么处处被动挨打？

    遵义会议胜利召开，《红星报》第一时间全文刊载了《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号召全军“一切拥护党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坚信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的正确结论与领导之下，一定能团结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领导全体红军战士在广大的运动战中争取伟大的胜利。”

    随着报纸分发到广大干部和战士手中，遵义会议的精神在部队中迅速传达，全军上下为之振奋，笼罩在红军官兵心中的阴霾一扫而光，军心大振。这之后，关于红军往何处去，落脚点在哪里，《红星报》始终追踪报道，既为当时统一思想，也为后世留下珍贵的历史档案。

    遵义会议后，邓小平任中共中央秘书长，陆定一接任《红星报》总编辑。

    戎马倥偬中，周恩来、王稼祥、博古、朱德等党和红军领导人都曾为《红星报》撰写社论和理论文章。不过，《红星报》刊登的大量消息，还是来自战火纷飞的前线，这些稿件短小、生动、感人。

    1935年2月27日，红军第二次解放遵义并攻克桐梓城，俘敌三千，取得长征以来第一个重大胜利。在此战役中，贵州军阀王家烈企图据娄山关天险顽抗，并打长途电话请求救兵，这个电话全部内容被红军侦听到。《红星报》据此刊登了一篇《王家烈叫救兵》的通讯——

    “遵义之战王家烈险些被我活捉，幸亏脚快逃跑，连鸦片烟枪和大衣都抛掉了。他的队伍第一、第五、第六、第八、第九、第十五等六个团和特务营，全被红军消灭驱散。王家烈逃到贵阳后，就打电报向蒋介石叫救命，电报里说‘遵义之战部队损失极大，子弹用光了，伙食没有了，军心涣散，快快送钱送粮和子弹来，否则士兵没有饭吃就要造反了！’”

    类似这样的战斗快讯，《红星报》几乎每期都有。

    1935年1月15日，《红星报》在“前线通讯”栏目以《伟大的开始——1935年的第一个战斗》为题，对富有传奇色彩的红军强渡乌江天险的战斗作了翔实的报道，并刊登了《军委奖励乌江战斗中的英雄》名单，对强渡乌江的战斗英雄罗有保、王海云、钟锦文、江大标等22名干部和战士登报表彰。

    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对这篇报道十分赞赏：“文字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形容词，几乎都是名字，可是这些金榜题名的英雄，它会像乌江的流水那样，扬名在历史的长河中。”

    1935年5月30日，《红星报》长征专号第18期，以《我们已经胜利地渡过了大渡河——四个团的英勇战绩》为大标题，分别报道了红一团、红三团、红四团、红五团抢渡大渡河的主要战斗经过，在《十七个抢渡的英雄》的报道中详细记述了担任先遣团的红一团的战斗经过，“每天总以最强的速度赶路，临到河边的前一夜，更以一百二十里急行军，夜袭敌人。”这篇报道为红军抢渡大渡河、十七勇士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行军中的服务和乐趣

    长征途中的《红星报》，为节约纸张，版面多为每期二版或四版。虽然不大，却琳琅满目。栏目除了“社论”、“前线通讯”、“战绩”等，还辟有“红星号召”、“红军家信”、“军事知识”、“卫生常识”等专栏。

    红军开始战略转移时，准备不足，仓促行军，不少战士没有鞋穿，只能赤脚行军。《红星报》发表了《怎样解决草鞋问题？》的评论文章，并提出了具体解决办法：尽可能做到发草鞋不发草鞋费；将没收土豪的烂裤发给战斗员和运输员打草鞋……

    部队进入贵州，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不断派飞机侦察和轰炸，《红星报》及时介绍了防空的办法。很多战士水土不服，报纸又提醒指战员“不吃冷水，每人做个竹筒，装上开水在路上吃”。

    长征初期，红军沿路书写的一些标语口号缺乏针对性，教条主义气味很重，如“反对工团主义”“保卫社会主义的祖国苏联”等等。毛泽东很注意这件事，他亲自撰写了十多条口号在《红星报》上发表：“穷人不打穷人”、“士兵不打士兵”、“打土豪分田地”、“打日本救中国”……这些口号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官兵们很快就记住了。《红星报》又提出要求：“凡是能写字的战士每人练习写熟一至十条标语”、“凡是宿营和大休息地的墙壁都要写满标语”，甚至细心提示“标语可用毛笔、炭笔、石灰、石块书写”。

    《红星报》辟有“山歌”、“俱乐部”、“小玩意”等小栏目，常常刊登军事测验、猜谜语等有趣的内容。比如这样的军事测验题：“有一位侦察员搜索到了河边，看见河的上游有许多木片流下来，这个时候侦察员怎样判断敌情呢？”战士们互相考验，下一期上找答案：“敌情有两种：一，可以判断河的上游有敌人准备架桥；二，上游河岸如系森林，也可以判断敌人部队正在上游河岸通过。”

    谜语编得既浅显又生动，比如“身儿小体儿弱，钢皮肉铁心肠。见着敌人一声喊，穿着红衣上战场。直前无回顾，誓死不还乡。”

    艰苦的行军途中，生动活泼的报纸给战士们的生活增添了乐趣，难怪大家爱不释手。红一军团干部彭加伦写给《红星报》编辑的一封信中说：“《红星报》在部队中起到了很大的领导作用，成了我们战士的良友，它是这胜利的革命战争的一只有力喇叭。现在我们火线上时刻的盼望着《红星报》速来，无论在行军、驻军，总听得着我们战士热闹的读报声。”

    走一路宣传一路

    1934年11月，《红星报》出版了一期号外，要求严肃纪律，提出不要乱用苏维埃国币、找禾草火把不要侵犯群众等等。据赵发生回忆，这是因为之前出了个意外事故，有个青年科长，在驻地点火把玩耍，不慎引燃房上茅草，烧毁了民房。中央军委提出加强群众纪律，并在战士中开展竞赛。

    《红星报》上还刊登过一首“赔锅歌”：“我们红军不小心，打破你家一口锅，留下五个袁世凯（银元），赔你一口好铁锅。”这首歌十分生动地表现红军铁的纪律，很快就在战士中流传开来。

    经过整顿，红军纪律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很快英名远扬。赵发生说：“1934年底，我们走进一个村镇，看到群众早已在墙上贴满欢迎红军的标语：欢迎废除苛捐杂税的红军、欢迎爱国家爱人民的红军、欢迎不拉夫不扰民的红军……我将这些标语抄下来，刻在当天出版的《红星报》上。”

    进入彝区，《红星报》号召部队百倍努力争取彝民的工作，要求“每个战士送一件礼物给彝民，绝对不打彝民的土豪，每个连队与驻地彝民举行联欢。”一张由陆定一起草、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布的公告贴了出去：

    中国工农红军 解放弱小民族

    一切彝汉平民 都是兄弟骨肉

    可恨四川军阀 压迫彝人太毒

    红军万里长征 所向势如破竹

    今已来到四川 尊重彝人风俗

    军纪十分严明 不动一丝一粟

    ……

    全文只有156个字，却好似一张红军的宣言书。这张布告里，头一次使用了“万里长征”的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