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今天描写红军长征史的著作,在这些或亲历者第一时间回忆、或党史学者的研究成果中,有个这样一个地方,虽然着墨不多,但在长征史中却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个地方就是:闽西。

　　电视剧《绝命后卫师》的热播,将这段悲壮的历史掀开了一角: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主要由闽西客家子弟组成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担任中央主力红军战略转移总后卫,在湘江一役几乎全部牺牲……

　　“一方面,这段历史主要发生在长征前期和初期,容易被忽视；另一方面,虽然参加长征的福建儿女约占三分之一,以闽西最多,但因牺牲惨烈,长征胜利时多已化为忠骨,留下来,能描述这段历史的人少之又少。”一位党史专家如此解释“这段不被熟知的历史”。

    “快快扩大我红军”

　　36岁的林海鑫是在“红军故事”中长大的。

　　“爷爷兄弟三人先后参加红军,其中二人牺牲在长征途中。”故事来自于奶奶张冬连。

　　张冬连是上杭县才溪乡远近闻名的“铁娘子”,曾带领才溪妇女为红军战士做布鞋,上山布“竹签”暗器,助红军打仗。

　　“奶奶103岁去世,90多岁时还能双手舞大刀。”林海鑫说。

　　翻开上杭县《英烈名录簿》,“英雄三兄弟”记载在内,他们是:林仲森、林仲德、林仲达。

　　林海鑫告诉记者,当时的情景是:1929年,兄弟三人中的大哥、27岁的林仲森带头报名当红军。24岁的弟弟林仲德急了,说,“哥,你年纪较大,留下娶老婆,当红军我去最合适。”最小的弟弟林仲达更急了,说,“不行,你们都留下,我已经15岁了,人长得和你们一样高。我去最好。”

　　最后,兄弟三个先后都参加了红军。

　　来自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的数字显示:“上才溪全部青年男子(16到55岁)554人,外出当红军做工作的有485人,占百分之八十以上。下才溪全部青年成年男子756人,外出当红军做工作的有526人,也占百分之七十。”

　　据统计,在才溪乡一家2人当红军的有200户,3人当红军的有46户,4人当红军的有7户,6人当红军的也有一户。父子当红军的有9户、兄弟当红军的有231户,叔侄当红军的有6户,夫妻当红军的有9户。

　　“福建的才溪乡,扩大红军多得很呀!……才溪乡百个人有八十八人当红军去了。”据史料记载,毛泽东曾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如此高度赞扬。

　　《闽西工农兵政府下的群众生活》一书中写道,“在整个闽西百多万革命群众中除老少外,强壮的男女红军,赤卫队的后备军队,少年先锋队,二十万人以上。”

　　闽西苏区,位于福建的最西边,主要包括龙岩的上杭、永定、连城、武平、长汀和三明的清流、宁化、明溪等县,独特的山险条件使这里形成了“在四周白色政权中间的红色格局”。

　　正是在这片红土地上,长征出发前,展示出一幕幕“青壮年争先恐后上前线,年迈的父母送子、新婚的妻子送郎当红军”的感人景象。

　　“红军在这里实现了整建制的扩编,这是在其他地区所没有的。”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处处长钟健英说,仅在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前后,就先后组建了红九军、红十二军、红二十军、红二十一军、新二十一军等,并为红四军和红一方面军扩编输送了大量的兵源,总数在两万以上。

　　一张张老照片中,今人可以看到:广大苏区青壮年在“前方炮火连天响,扩大红军莫迟延；快快扩大我红军,巩固红色我政权”的歌声中,源源不断地加入到红军中去,组成了一支支骁勇善战的铁军。

　　在宁化,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扩红模范区禾口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先后将两个儿子都送去当红军,自己还表示:“可惜我太老了,不然我也上前线去消灭敌人。”

　　长征史上保留的一组数字更显示了闽西儿女高涨的参军热情:1934年10月上中旬,中央红军及中共机关共86000多人,从福建的长汀、宁化和江西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了战略转移——长征。在长征队伍里,近3万名为福建儿女,约占三分之一。他们来自福建的近30个县市,其中以闽西的长汀、上杭、宁化、永定、连城、建宁为最多。

　　“闽西对长征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人力。”钟健英说,长汀、宁化两个县,是参加红军人数最多的中央苏区县。

    “红色粮仓”与“红色小上海”

　　1987年到2005年,张族进花了8年的时间进行田野调查,希望对《宁化地方志》进行完善,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增添“革命老区特记”。

　　“很多年轻人对宁化作为长征出发地这段历史并不了解,一直没有一份特别完整的资料。”曾任宁化县志办主任的张族进说,都是抢救活资料,亲历当年历史的红军老人已所剩无几。

　　“第一次撰写县志时,老红军王荣高带着大家,足迹几乎踏遍了全县的山山水水,第二次修志时,许多红军老人已离开人世。”张族进说。

　　从这份还未出版的“特记”里可以看出,“只有13万人口的宁化县,参加红军人数多达13777名,平均每10人中就有1人参加红军,每3户就有1户是红军家属。”

　　“特记”中还写着:宁化为财力、物力支援苏区红军最多的县,每年向苏维埃中央政府提供“千担纸、万担粮”,被誉为中央苏区“乌克兰”。

　　实际上,地处武夷山麓的宁化县,低山、丘陵、盆地占全县总面积的百分之九十六,素有“八山半水一分田”的说法。历史上由于土壤肥力差且水力资源缺乏,当地农民只能以“地瓜当饭饱”。

　　土地并不肥沃的宁化,为何会成为中央苏区“乌克兰”,更被后人称为“红色粮仓”?

　　“靠的是好政策,以及当地人民火热的革命传统。”张族进说,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非常重视发展粮食生产,鼓励垦荒、整顿水利,成立耕田队、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等,焕发出农民极大的生产积极性。宁化原有荒田达2万多亩,迅速大部化为良田,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

　　从1934年宁化县的征粮情况便可知“当地人民支持革命的热情有多高”。1934年2月,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宁化县就收集粮食3万多担,现金3.7万元,成为中央苏区收集谷子最多的县份之一。

　　与此同时,与宁化交界的小山城长汀也创造出了中央苏区“红色小上海”的奇迹。

　　红军进入长汀之前,此处“农辍于耕、工失于肆、商罢于市、百业凋零、金融纷乱”。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在这里成立后,实行“搞好经济工作,建立产业银行”,鼓励群众自办各种信用合作社,一时间,商店林立、市场繁荣、航运发达。

　　在长汀县博物馆,当年的纸业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粮票合作社等股票一一陈列,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还有造船、农具、织袜、铸锅、雨伞、油布、烟丝等各种各样的生产合作社,这里曾诞生过红军的第一套军服,为红军提供了大量丰富的物资。

　　“那时这里有一大批的公营工业,”长汀县党史专家康模生说,有红军被服厂、中华织布厂、红军斗笠厂、汀州弹棉厂、炼铁厂、熔银厂、造船厂、熬盐厂、砖瓦厂等,支撑起中央苏区的骨干工业体系。

　　从当地的史料里可以看到,这里还有中华苏维埃银行福建省分行、闽西工农银行、对外贸易分局等,以保障和促进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钟健英说,当时瑞金是中央苏区的政治中心,而这里则是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

    “青山处处埋忠骨”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汀南山镇中复小学校园干净敞亮,十几名骄傲的“红领巾”围绕老师身旁,齐声朗诵《七律·长征》。

　　刚刚踏上漫漫求学路的他们,对“两万五千里”也许只有模糊的数学计量概念,却个个了解“长征起点”在家乡历史上的重大意义。　

　　学校所在的中复村被称为“红军长征第一村”。毗邻村东的松毛岭,东接龙岩、上杭,西通长汀、瑞金,是中央苏区的东线门户。

　　1934年9月23日,时值中秋,硝烟笼罩着地势险要的松毛岭,第五次反围剿接连失利,中央苏区“东大门”的最后屏障快要守不住了。红一方面军第九军团和红二十四师在松毛岭打响了长征前保卫中央苏区的最后一战,这场仗打了七天七夜,“战事之剧,空前未有”。

　　民间还流传着一种记忆:打到第6天时,当地老百姓为战士们做饭,亲眼看着给前方送饭的红军炊事员挑着满满的饭桶出发,又挑着满满的饭桶回村,一边哭喊一边走,“班长,不得了啊,饭送过去没人吃!部队糟了!”

　　战士们用生命为中央红军实施战略大转移赢得了集结和转移时间。9月30日下午3点,在距离松毛岭不远的中复村观寿公祠前,举行万人誓师会后,红九军团开始战略转移,成为中央红军率先长征的一支队伍。

　　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被当地88岁的老人钟宜龙小心翼翼守护着。他漫山遍野收殓遗骸,为无名烈士们筑起一座朴素的石碑。由于无从知晓英雄们的姓名,钟宜龙给他们刻上了统一的名字——“红军”。

　　老人还用祖屋建起简陋的家庭纪念馆,陈列着一生收集的琐碎资料,“现在的和平是这些人拿命换来的,至少要给英雄后代们一个交代,不能让他们被历史淹没了。”

　　而在最悲壮、最惨烈的湘江战役中,由闽西子弟兵组成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担任断后任务,他们走在队伍最后,为掩护党中央、中革军委(全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机关和大部队过湘江,以一师兵力阻击数倍敌人的无数疯狂进攻,全师6000多人绝大部分壮烈牺牲。

　　这段历史如今被制作成了电视剧《绝命后卫师》。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董亚春说,执导该剧,一是出于对红三十四师革命英雄的崇高敬意,二是出于教育年轻一代铭记历史的重大责任。

　　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踏上长征路的近3万福建籍红军仅剩下2000余人。“宁化仅存58人,数千红军魂落他乡。”张族进说,“宁化石壁镇石壁村90多户人家有90多名为革命牺牲的烈士”。

　　是什么让闽西儿女如此义无反顾?

　　“一种说法是,农民有如此大的革命热情,是因为分到了土地的感恩之心。”钟健英说,其实不然,是“人民和党、红军成了共同体,有了血肉鱼水情”。

　　1930年3月18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郑重宣布闽西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亘古不变的社会旧秩序被苏维埃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法令条例彻底推翻。

　　恽代英在其《闽西苏维埃的过去与将来》一文中写道:“在苏维埃政府下,无田地或少田地的农民都分得了田地,成年吃薯渣的贫农都改吃白米……疾病可以找到公共的免费的医生和很廉价的药品……妇女解放了一切社会与家庭的约束压迫,获得了一切的自由。”

　　“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1931年参加红军儿童团的96岁老红军林攀隆这样告诉记者。

    长征精神滋养红土地

　　闽西人,已将这份珍贵的长征精神放在了灵魂深处。

　　27岁的长汀县南山镇文化馆工作人员赖富家选择在中复村红军旧址做一名义务解说员,讲着家乡那“千遍万遍也不厌倦”的红军长征故事。

　　赖富家指着一条古街告诉记者,这条街曾为红军提供了大批物资,因此被称为“红军街”。沿街漫步,依稀可见一些木屋上贴有“裁缝工会旧址”“消费合作社旧址”等木牌。

　　当战争的硝烟远去,曾经的红军街,如今开始主动拥抱互联网和大物流时代,成为远近闻名的“淘宝街”。充满红色气息的红军街上,成排的淘宝店把当地的特色农产品销往大江南北。

　　“我们还将发展农村电商和扶贫相结合,带动当地农民一起致富奔小康。”长汀县文化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曾驻中复村第一村书记钟彬彬告诉记者,比如土特产姜,电商无偿提供姜种、免费提供种植技术服务,由贫困户种植,再由电商订购回来,价格超出市场价百分之十以上。

　　闽西人,已将长征精神化成了一种格外的自觉。

　　“我骄傲,我是红军的后代。”林海鑫从厦门集美体校毕业后,选择建筑行业,生意越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