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所摄冯玉祥半身戎装照，胸前所绣胸牌有“我们是为取消不平等条约誓死拼命”字样。

　　1922年4月，冯玉祥参加第一次直奉战争后，被任命为河南督军。5月下旬，冯将军向全河南省颁布《督豫施政大纲》；6月30日，冯玉祥在河南开封(当时的河南省省会)向各界代表发表施政演说，除重申施政大纲外，还特别强调革除陋习、厉行节约，剿灭土匪及不许官吏军人及其他公务人员残害百姓等等；8月，冯将军查没前督军赵倜之家产，用于河南教育事业，筹建了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前身)等教育机构。

　　冯将军就任河南督军后的一系列举措，深得河南百姓的肯定和欢迎，其威望也大大提高。就在此时，冯将军在河南等地招募了三个混成旅的军队。由于我对冯玉祥的“模范军”早有向往，于是，在安排了母亲的丧事后，便加入了第二十一混成旅工兵营三连当新兵。

　　第—次见到冯玉祥将军

　　1922年8月底的一天，陆军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在二十一混成旅旅长张之江的陪同下，亲自点名验收新兵。冯将军的点名主要有两个功能：第一，防止虚报人数；第二，发现可塑之才。这次点名，是我第一次见到冯玉祥将军。当喊到我的名字时，冯将军大声点问：“尹心田?”我正步出队列，答：“有!”冯将军又问：“你家在哪里?”我答：“河南南阳。”“你上过什么学?”我答：“中学。”冯将军又问：“你为什么不在家上学，要来投军?”我高声回答：“我早已向往冯将军的模范军，愿意毕生报效民众，报效国家!”冯将军对我的回答看来很满意，微笑着特别地注视了我一会儿，并当着我的面，在花名册上我的名字上方用钢笔画了一个勾。

　　点名过后，冯将军又对在场的所有人做了一次我认为相当重要的讲话。记得他说：“你们没有穿这身军装前，在家都是老百姓，都是‘种粮的’；现在，你们当兵了，成了‘吃粮的’人了，老百姓就是咱们的衣食父母，咱们就是保护国家，保护老百姓的人，谁要是欺负老百姓，就是大逆不道。以后，你们要是有谁以为自己穿上了这身‘老虎皮’，就出去祸害老百姓，只要叫我知道了，决不轻饶!”

　　停了片刻，他问大家：“知不知道你们驻防的地方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当时，没有人能回答。

　　沉默了片刻，冯玉样将军接着说：“你们住的地方可不简单啊!这里在大宋朝年间，是京城汴梁的一个重要街区，是外国使节、家属以及来中国的各国侨民住的地方，就像今天北京的东交民巷、西交民巷，可是金贵地方呢！现在，这里的许多老百姓，他们的祖先多半都是当年的外国人和我国现在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的后代，我们现在是民国啦，提倡五族共和，我们一定要注意尊重其他民族的风俗和生活习惯，注意团结他们。”

　　和“冯夫人”一起进入学兵团

　　那次点名后没几天，我的连长董文富突然将我和同我一批参加陆军十一师的另外两名新兵(黄德全和郝鹏举)，叫到连部，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心中也有些忐忑。哪知，董连长开口就说：“恭喜你们啦!师长来点名时，在我们连里就看中了你们三个人，决定调你们进学兵团。”

　　当时，冯将军亲兼学兵团团长。我和黄德全、郝鹏举三人第二天就来到驻防于开封演武厅的学兵团报到。我和郝鹏举分到了炮兵连，排长是董振堂，连长是辛海岑，营长是张自忠，黄德全分到了步兵连。记得冯玉祥将军与李德全女士结婚后，黄德全就被大家戏称为“冯夫人”，后来，连冯将军也知道了。黄德全当时感到十分尴尬，坚决要求改名为黄樵松。

　　学兵团的生活是相当紧张的，但也是十分充实的，我们每天清晨五点半起床，晚上九点吹熄灯号。从早到晚，几乎连上厕所也要“抓紧时间”。军事训练的严格程度，几乎超过了当时所有的部队。

　　当时，包括冯将军在内的许多陆军十一师的高级军官(如李鸣钟、张之江、门致中、鹿钟麟、宋哲元等)也经常亲临学兵团授课。

　　当年，冯将军的军事训练，假设敌首先就是日本兵。因为中日两国军队的武器装备质量相差甚远，所以，根据冯将军的军事教育思想，学兵团十分重视对每个学兵的体能、基本军事技能等训练与培养，无论是步兵、骑兵、炮兵、工程兵或其他兵种，单双杠、跳马、倒立等体育锻炼项目必须达标；对大刀、匕首等冷兵器的使用，必须熟练掌握，还有专门老师教大洪拳、小洪拳等“国术”。在学兵中间，经常举行各种技能的单项或多项比赛，优胜者登榜获奖，造成人人争先、紧张活泼的局面。

　　马弁成为传令员

　　1923年春天，学兵团随已升任“陆军检阅使”的冯玉祥将军开拔到北京，驻防南苑。有一天，冯将军指令张自忠营长，要他在学兵团各连中挑选几名学员到自己身边工作(主要是担任机要秘书、贴身警卫等职务)。我有幸被张自忠营长举荐，来到了冯将军的身边，从此，跟随冯玉祥将军转战天南地北、大河上下、国内国外达25年之久。

　　当时，凡在长官身边做机要、护卫、杂役等工作的人，统称“马弁”。那时，在军队中对这类人有个顺口溜：“护兵、护兵、小马弁，整天围着长官转，一日三餐吃剩饭，三天打来五天换。”人格低下，被人看不起，我非常厌恶别人喊我“马弁”。有一天，当着许多人的面，又有一个人大呼我“尹马弁”，我气愤之余，便联络了张金瑞、祁光远等人一起去找冯将军，我说：“报告先生(当时冯玉祥明令交代身边的人，要一律称他为先生，不许叫官职)，我们是一支为国为民的军队，现在早就是民国了，还叫‘马弁’这个前清时旧军队留下来的老称呼，实在太不应该，我们也感到抬不起头。”冯将军笑着问我们：“那你们说叫什么好?”我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上情下达，传达长官的命令，我们几个已经商量了，可不可以叫‘传令员’?”冯将军听了以后很高兴，笑着连连说：“好，好！以后不准再叫‘马弁’了，就叫‘传令员’好了。”

　　从此以后，“传令员”这一称谓，在冯将军领导的西北军中，一直沿用了20多年。

　　冯将军派我第一次单独执行任务

　　记得刚到冯将军身边时，北京的天气已转入初夏。我们刚换完夏装不久，在冯将军居住的南苑军营仁字斋房前，冯将军把我叫到面前，开玩笑地说：“派你个任务，到城里北京大学替我接位客人来。”副官长石敬亭将军接着给我交代了去北大接一位教授，名叫余天休。

　　我按照石长官的交代，乘车前往住在北京城里东黄城根的余天休教授家。在我的想象里，当时的大学教授，大多是戴着眼镜、穿着长衫的老人，哪知，迎接我的却是一位个头不高、穿着西装、浓眉大眼、目光炯炯的“小伙子”，我怀疑地问他：“您就是余天休教授吗?”对方哈哈大笑说：“天下就我一个余天休，有假包换!”在回南苑的路上，余教授一开口就让我又吃了一惊：“你大概是河南人吧?”我很诧异地反问：“您怎么知道的?”余教授说：“你的河南口音告诉我的。”

　　后来我才知道，余天休教授是北京大学教授，还不到30岁。他是我国近代最早倡导开发大西北的人，在1922年，他就在北京创办了“中国殖边协会”并亲任会长。他身体力行，大力倡导和推进“殖边运动”，为开发我国大西北做广泛宣传，冯将军请他到南苑来，就是要他给自己和手下的官佐上“殖边”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