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纪念馆中王玉瓒照片及其说明

    80年前，1936年12月12日凌晨，骊山脚下的枪声，拉开了西安事变的帷幕。父亲王玉瓒时任张学良将军卫队第一营上校营长，他是受张学良直接当面下达兵谏令,率卫一营300余官兵,从亲手打响西安事变第一枪，到搜山捉蒋全过程的现场指挥官和亲历者。

    虽然早在1981年西安事变45周年时，华清池捉蒋过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就已由权威部门查清，但因种种原因，致今在描述华清池捉蒋这一史实性极强的影视剧中，嘉宾访谈的电视专题节目里，乃至教科书中，仍以讹传讹，且屡见不鲜。

    岁月的流逝不仅无情地送走了那些为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和全民族一致抗日做出贡献的亲历者们，也使我们这些亲历者的后代，成了七八十岁的老人。尽一份去伪存真的历史责任，将华清池捉蒋过程的真相告知世人，这既是父亲的遗愿，亦乃此文之初衷。

    父亲在耄耋之年，为对历史和家庭负责，他深感自己有责任在有生之年，应将捉蒋过程的真相公诸于世。为此，他于1978年，直接上书全国人大叶剑英委员长，因在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由张学良召集的仅有七八个军官参加的小型座谈会上，父亲聆听过周恩来副主席的讲话，故与周副主席同行的叶剑英同志了解那段历史。父亲向叶委员长陈述了自已当年受张学良命,率兵华清池捉蒋的历史事实, 并恳请查证。叶委员长见信后，十分重视，并将信件批转、责成辽宁省委“尽速”组织人员查清。辽宁省委书记批示“请抚顺市委调处”，还派秘书专程赴当时父亲所在的抚顺市催办。事后，据负责调查的中共抚顺市委统战部的两位外调员讲，一则有叶帅批示, 并要求上报调查结论; 再则, 父亲要求查证他率兵捉蒋的事实，被抚顺市列为落实政策的头号典型案例, 所以有关各级党组织均极其重视。外调员更是不辞劳苦,日夜兼程，历时三个半月，行程8700余公里，查证了20多个线索。

    据查证结果，1979年10月该部杜部长和李主任，在致父亲的公函中写道：“为你如实地反映历史情况并得到客观证实的忠实态度而钦佩。现在可以告慰你：你的西安事变和云南起义均已落实，不久即可做出历史结论。至此，多年的不白之枉完全得洗，我们为你祝贺。”

    1979年底，党根据我父亲率兵捉蒋爱国、有功，率部参加云南起义促使云南全境和平解放的正义行动,以及在华北平原与日寇激战、在著名淞沪战役中阻击日军妄图从杭州湾登陆南下等抗日活动的事实，正式以书面形式对父亲做出了“爱国”、“正义”、“有功”的政治历史结论。遂成为辽宁省政协委员、常委。在经历了跌宕坎坷的人生磨砺的西安事变后40多年，父亲才得以将亲自率卫一营300余官兵捉蒋的全过程，应文史资料部门之邀成文发表。

    文史资料贵在真实，重在“三亲”（亲历、亲见与亲闻）。父亲是这样讲述捉蒋过程的。

    1936年12月11日下午4点多钟，张副司令同蒋介石谈完话出来，走到头道门时，我正在那里值勤。他对我说：“王营长，跟我回城里去。”“是！”我立即回答。说完，他上汽车走了。我随后乘三轮摩托跟去。我跟到金家巷一号门外下了车，走进院中就停下来。他看我没有跟上来，就说：“来！”我这才跟他走进客厅。这时，我光顾走，竟忘了关门。他对我说：“关上门。”我把门关上后，就立正站在那里。屋内就我们两人。他上下打量了我一下，目光严峻，态度镇静地对我说：“命令你把蒋委员长请进城来，要抓活的，不要打死他。”我立即坚定地回答：“保证完成任务。蒋的侍卫二三十人，池外宪兵也不过数十人，我以步、骑兵两个连300多人的兵力包围，保证捉来！”他满意地瞧了瞧我，并以十分严肃地口气说：“明天，你死我死都说不定，要有思想准备，要做好行动部署。你和孙铭九要互相协助办好这件事。”接着张副司令强调说：“你营是华清池行辕守卫者，应先行动……”说到这里，于学忠军长进入客厅，他神色急迫地问：“一切都准备好了吗？”张副司令没立即回答他，令我改穿蓝色棉军服，以便与蒋的侍卫身着草黄色军装有所区别，以免明天动手时伤到自己人。又说：“具体事情由谭海副官长告诉你。”

    我退出客厅后，找到谭副官长，把情况告诉了他。他说：“好！开始的时间是明天拂晓，你先换衣服吧！”他令侍卫把衣服拿来，我边换、边想：我不能回家过夜了，也不能太早回华清池，万一走漏了风声，叫蒋介石跑了，可就要误大事。当夜，我就在谭副官长的办公室的椅子上坐一阵，床上靠一会儿。但一点儿也不想睡，总心思着如何完成张副司令交付的兵谏的重责大任。

    12日早二时许，我乘摩托车先到十里铺，叫醒骑兵连的邵连长，传达了捉蒋命令，并令他们包围华清池外围地带，逮捕一切外逃人员。随后又赶到灞桥镇，命令手枪排金万普排长带领全排战士，迅速到华清池参加捉蒋。接着赶到华清池第一连，让王世民连长把排长马体玉、匡德润、王金铭等找到一起，部署捉蒋事宜。有人问：“我排有一班与宪兵住在里外屋，怎么办？”我说：“先下他们的枪，然后派人看守，不许他们出屋！”在华清池外西侧禹王庙里，还住着一些宪兵，我令王世民连长派人收缴他们的枪支。

    一切安排妥当后，我便带领王世民、马体玉等一连战士，进入头道门。趁夜色我们悄悄地摸向二道门时，留在大门外面的战士就哗啦哗啦地上子弹。我怕二道门内的蒋之卫兵发觉，就小声对马排长说：“别让他们先上子弹，听我枪响，再动作也赶趟。”

    约凌晨四时。我向二道门那边一看，只见一个蒋的步哨来回走动。我见时机已到，遵张副司令叮嘱的“你营是华清池守卫者，应先行动！”之命，我举起手枪，对着他连击三发。命令我营战士开始进攻，也是有意通知从灞桥镇赶来的卫队二营官兵迅速前来助战！我第一枪就把门内的哨兵打倒了。就这样我打响了西安事变第一枪，拉开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帷幕！我也由一名保卫蒋介石安全的负责人，变成了捉蒋的先行官。

    当我率王世民、马体玉等多人冲进二道门时，被惊醒的蒋之卫士长跑出房门，连喊带问：“什么事？什么事？”我们那里理他，几枪把他击倒在地。顿时，枪声大作，子弹横飞。蒋之侍卫们惊醒后，拼命抵抗。我营官兵奋力进攻, 直逼蒋卧室所在的五间厅。这时，卫二营长带的50余人乘两辆卡车赶到华清池，加入战斗，我营手枪排也赶到参加战斗。

    此时，各种枪声和手榴弹声响彻骊山，我和王世民连长，绕过贵妃池，跃到五间厅门前平台上，一看蒋介石住的三号厅的门半开着，我们就飞步闯进卧室。发现床上无人，被子掀着，伏看床底下也没有人。但是，衣服、帽子都在，假牙还泡在杯子里，蒋常披的黑斗篷还挂在衣架上。蒋介石已逃跑，心急如焚。我急忙跨到五间厅外，令官兵四处寻找。这时传来城内张副司令的电话，说：“捉不到蒋，以叛逆论罪。”我心情越发急躁。不一会儿，一营手枪排战士石志中跑来报告说：“后墙里发现一只鞋子！”我们立即意识到，蒋可能越墙逃上后面的骊山了，即令我营战士从左侧搜山，二营战士从右侧搜山。我随即带人跑出开阳门，同官兵们一起上山搜查。

    这时天色微明，骊山上下尽是搜山战士。躲在距五间厅五百米半山腰大石头后面乱草丛中的蒋介石，可能是由于又怕又冷，不时探出头来，窥视周围动静，恰被我营手枪排的班长刘允政、翟德俊等三人发现，连声大喊：“委员长在这哪！在这哪！”两营官兵闻声跑去。只见他身穿古铜色绸袍，下着白色睡裤，光头赤足，满身尘土，狼狈不堪，官兵们遂把他连推带搡地架下山来。他一屁股坐在公路上，惊慌失措地东张西望地连问：“你们张副司令在哪里？在哪里？”

    我走出华清池大门时，看见105师刘多荃师长站在头道门外的公路上，就向他报告刚才捉蒋过程。刘师长说：“我知道了，我都看到了！”就这样，八点多钟，大家把蒋介石塞进一辆小汽车里，由谭海等人押送到西安城里的新城大楼。

    华清池捉蒋成功，张副司令给了我一笔奖金，还提升我为东北军15旅43团团长。

    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有两个卫队营。一个是以我父亲为营长的卫队一营；另一个是卫队二营。在捉蒋过程真相被查清的1981年之前，也就是西安事变后长达45年之久，世上广泛流传的是卫二营营长的说法：整个捉蒋过程，都是由他所带的卫二营的五六十人完成的。从来不提“王玉瓒”三个字，就连王玉瓒为营长的卫一营，也只字不提，而是有意笼统地称他为营长的卫二营为“卫队营”。

    同一过程，卫一、二两位营长所述,竟然大相径庭!为查清捉蒋过程的真相，从而落实周恩来总理生前要求写好西安事变史的指示，全国政协文史委西安事变史编辑组借纪念西安事变45周年之际，于1981年召开了“华清池捉蒋和‘二•二事件’座谈会”。就在那次会议前, 编辑组还让卫二营营长提供他所知参加临潼扣蒋者名单, 在所提名单中，对王玉瓒及其所率卫一营300多官兵，仍一字不提。会议在张学良将军原机要秘书、解放军铁道兵副司令员郭维城将军的主持下，在京召开的。参加人有张学良二弟张学铭、捉蒋亲历者陈大章和张治邦两位团长以及张学良随从副官朱宗愈，还有几位西安事变史学者，共14人。座谈会是以卫一、二两位营长面对面地辩论，与会者们提出质疑的形式进行的。

    坦诚地说，父亲为还华清池捉蒋过程以历史真相，所走过的历程是十分艰辛的。但即使是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他也未曾失去过信心，也从未动摇过自己的信念！他曾说过：“我一定加强锻炼身体，好好地活下去，甚至再活二十年，必要时，我必挺身而出，以亲身经历的捉蒋指挥者的身份参与辩论。” 正是这次由权威的全国政协所属专职部门召开的历史性的专题会议，给父亲以企盼已久的道出真相的机会，才使这久违了的真相在西安事变45周年之后，终于浮出了水面！

    这是一次再也无法复制的重要的历史性会议。

    在会上，父亲说1936年10月和12月4日蒋介石两次抵达西安时，所住华清池头道门的警卫任务,均是张学良命他的卫队第一营担任的，对此有异议的，请提出。见无人反驳，郭维城同志说：“卫一营担任守卫华清池蒋行辕是事实，我愿为证明，不须多讨论了。”就这样，在无人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会议确认了是卫队第一营警卫华清池头道门这一事实。

    针对卫二营长所说 “不料我们刚到头道门，就被蒋的卫兵发觉，他先开了枪，我们一个班长王德胜开枪还击把他打倒。”父亲反驳道，刚才大家都已经确认了华清池头道门是由卫一营警卫的，所以头道门根本就没有蒋的卫兵。

    关于全部捉蒋过程，都是由卫二营的五六十人完成的说法，父亲在会上当众据实指出，蒋当时住在华清池二道门内的五间厅里，是在卫一营官兵攻入二道门多时后，卫二营的50余人，才乘两辆载重卡车，从灞桥镇赶到华清池助战的。

    会中，有位社科院的与会者曾大声问道：“我有个问题，华清池捉蒋时，是谁先打的第一枪？” 父亲应声告以：“是我打响的第一枪，并且是接连打响三枪。”之后，包括卫二营营长在内，无任何人反驳。现在西安事变纪念馆中, 在父亲的戎装照下写有“负责临潼兵谏的张学良卫队1营营长王玉瓒，12月12日清晨6时打响了临潼兵谏第一枪”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