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谈会后，全国政协文史办公室副主任兼西安事变史编辑组组长、座谈会召集人张魁堂先生结论性地写道：“如果临潼扣蒋的部置（署）真像孙铭九所述的那样简单，就让孙率几十人一冲完事，既不顾友邻部队，也不怕蒋突围逃跑，那将置张学良将军于何地？这样一件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就简单地交孙铭九一人带几十人去办，不是视同儿戏？哪里还像一个久经疆场的30万大军的统帅？经过编辑组反复核实，临潼扣蒋的主要情况和参与人员清楚了，历史事实俱在，谁也不能改变。”

    父亲在《我是怎样打响西安事变第一枪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假如12月11日下午，张副司令没有令我捉蒋，而某人径自带队前去捉蒋的话，我必依据奉命卫蒋的专责任务，绝对不准许他等进入头道门一步。如果他等强行跨入，那我一营将毫不犹豫地向其开枪阻击。这是《卫兵守则》赋予卫兵司令在紧急情况下的权力。所幸头天下午张副司令命我：“你和孙铭九要互相协助办好这件事。” 所以，我才允许他带他的二营顺利地进入我一营负责警卫的华清池头道门。否则，必将是卫队一、二两营之间的一场厮杀，那还有什么捉蒋可言！”

    1961年12月12日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之际，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宴请西安事变参加者。宴后，决定成立九人小组编写西安事变史料。那时，年逾六旬的父亲已被下放到偏远山区为农，并在那里度过了15年漫漫长路，无缘那次纪念活动。直到1979年党组织给父亲做出“爱国”、“正义”、“有功”的政治历史结论后的1980年,以刘鼎为首的九人小组才联名邀请父亲撰写史料。

    为让父亲撰写好捉蒋史料, 时任中央统战部童小鹏副部长建议父亲重游华清池。在全国政协的鼓励和资助下，1980年11月未，年迈的父亲携母亲由陕西省政协领导陪同，重游了44年前他打响捉蒋第一枪的华清池。看着五间厅墙上那些枪战弹孔, 思潮澎湃， 耳边萦绕着激战的枪声和官兵们的嘶喊声。

    父亲是遵照张学良“你营是华清池行辕守卫者，应先行动……”的命令，打响西安事变第一枪的。所以，关于谁是华清池内具体执行捉蒋使命的现场指挥官的问题, 父亲在所撰《‘重游华清池 回顾捉蒋史’之补充》一文中说：“我在金家巷，11日下午接受捉蒋命令时，张副司令并未指示我听从某人指挥，也无人告诉我，要我听从谁的指挥。我营的捉蒋行动，是遵照张副司令的命令，我自己指挥的。如果知道听受某人指挥，当晚我必定先去找到那人，接受他的行动部署，这是必然的，哪会在谭副官长室内，呆了半宿呢！”

    任何历史事件，伪说可以有多种，但真相永远只有一个！唯有真相才能经得起世人和历史的检验。

    故人风雨已经过去了数十余载，夕日的战场也物是人非，虽然抗日的烽火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天空，然而那些在民族危亡时刻，挺身而出的无数英烈们忧国忧民、大义凛然的精神将浩然长存，他们彪炳史册的功绩将与日月同辉！

1980年，王玉瓒重回44年前受命捉蒋的华清池（五间厅前）。

王玉瓒致全国人大叶剑英委员长信件之手稿(首页)

1979年，中共抚顺市委统战部致王玉瓒的公函。

1980年，西安事变九人小组为征集史料致王玉瓒的公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