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1日是延安“抗大”建校80周年。阅读国防大学编著的2000版《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深深地被红色“抗大”办学特色所吸引，被“抗大精神”所感动。毛泽东称抗大为“一座革命熔炉”，彭德怀称为“创造铁军骨干的学校”。以抗大为代表的延安“窑洞大学”，在探索干部教育实践和干部教育规律上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回顾抗大对中国革命事业的贡献，宣扬抗大正确的办学经验，弘扬抗大的优良革命传统，对于发扬抗大精神，推动干部教育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是我们伟大的事业。”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指出：“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分析形势，明确提出“只有提高了干部的军事政治程度，才能使战斗员的军事政治程度真正提高。”他在政治局扩大会上指出：“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国大局面，则要办个高些的大的红军学校。否则将来无干部。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会犯罪。”他亲自抓干部教育，在新校舍落成典礼上题词“这是我们伟大的事业”；亲自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亲自为抗大制定教育方针；亲自审定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经常给学员讲课、作报告。从抗大总校成立后的3年时间内，毛泽东22次到抗大讲话，总共26个记录稿件题目，为抗大的题词、文稿、书信等手迹也有19件，多次听取抗大领导汇报工作和与他们研究工作。在毛泽东的带动和影响下，许多在延安的中央领导担任了抗大的兼职教员，朱德讲授党的建设，董必武讲授中国现代革命史，张闻天讲授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博古讲授马列主义基础知识，罗荣桓、罗瑞卿等讲授政治工作课等等。中央还选调了一批经历过战争考验、具有丰富军事或政治工作经验的干部到抗大工作。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深知，抗日战争的胜利，需要千千万万的干部。正是因为党中央把干部教育作为伟大的事业来推进，才取得了革命的一个又一个决定性伟大胜利。

    “革命熔炉，把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锻炼成共产主义战士。”在这样全民抗战的背景下，进步青年为了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纷纷选择“到前方去，到延安去”，在这所“红埔”大学里接受“革命熔炉”的锻炼与考验。毛泽东在抗大开学典礼上作《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的讲话，指出：“你们可以学一样东西，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学一个宗旨，这个宗旨也就是全国的全中华民族的宗旨——抗日救国。”《抗大学习法》明确指出：“我们的学习目的与资产阶级相反，我们不把学习看作‘镀金’、‘镀银’，装装门面的事，而是为了提高每个革命青年的政治觉悟与理论水平，使每个革命者能更好地献身于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的伟大事业。”抗大每一期的教育内容，不光是军事教育，更多的把哲学、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问题等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作为政治教育内容，加之形势、任务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通过教育，使学员自觉联系思想实际，改造世界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分析形势，处理问题，广大师生逐步树立起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校训的熏陶下，学员白天苦练杀敌技能，晚上伏案苦读，抗大创办9年多，共培训10多万军政干部。历史已经证明，“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红埔”战胜了“黄埔”，绝大多数抗大学员都经住了考验，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德才兼备的好干部。

    “共产党领导的抗大，是不怕困难和一定能够克服困难的。”抗大是在政治环境和生活条件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而且“越抗越大”。对于抗大的办学条件，毛泽东指出：“我们这里要教员，没有；要房子，没有；要教材，没有；要经费，没有。怎么办？就是要我们艰苦奋斗。”学员们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每个学员的背包后面，挂一块木板、学习牌，目的就是为了让打造一种边走边学的一种独特的教学方式，当时还流传着“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的顺口溜。1939年起，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延安的生活极端困难，有时每天只发几两黑豆面。为了填饱肚子，学校经常组织学员出去挖野菜、采树叶，掺和玉米熬成稀粥充饥。延安苦，抗大累，但进步青年凭着对祖国的爱、对民族的责任，以苦为荣、以苦为乐，政治上朝气蓬勃、精神上充实乐观，聆听革命领导者的教诲、学习战斗的本领，更加坚定了革命的必胜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