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看似密不透风的铁壁合围，却被父亲举重若轻、有惊无险地化解，这并不是偶然。”刘蒙表示，早在1941年，刘伯承根据反扫荡斗争经验，颁发了《反对敌人大“扫荡”的战术指示》，并具体分析了日军实行佯动迷惑、铁壁合围、夜行晓袭、辗转清剿、搜劫资材等活动的战术特点，详尽地规定了正规军、游击集团的行动要领和通信、侦察、防谍、防空、夜战、保密和注意节省弹药等一系列要求。

　　“准备及时也是反扫荡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在1942年日军对太行山进行‘五一大扫荡’时，父亲派出的侦察分队5月初就得到了确切情报，父亲根据这一情况，在5月21日就让部队完成了准备工作并开始转移，6月9日日军开始行动时以为八路军的司令部还在原地，当然扑了个空。”

　　“对日军的‘铁壁合围’战术，父亲更是有详细的应对方案：先充分熟悉地形，再根据日军出兵的不同方向，在地图上标出不同的‘利害变换线’，同时对突围也有上、中、下三种方案。上是找到敌人合围的最后缝隙，看准时机，在敌人接近变换线时跳出去。中是用小股部队袭击日军，制造缝隙带领司令部机关跳出去。下是一边打，一边向深山里退。根据这个指导方案，整个抗战反扫荡过程中，父亲从未失过手，每次都能带机关部队跳出日军的‘铁壁合围’。”刘蒙说。

　　在密集残酷的反扫荡斗争中，八路军逐渐形成了新的战术思想——“敌进我进”。

　　“1940年黎城会议上，父亲首次提出了‘敌进我进’这一思想，主要是针对敌人的报复性扫荡，采用‘内线策应，外线突击’的策略，指挥军民进行有力反击。父亲认为，针对日军的‘囚笼政策’和‘蚕食’不能一退再退，应该敌进我进，像打磨盘一样，摸着敌人的屁股打。”刘蒙分析，“敌进我进”就是不与敌人在内线硬打硬拼，而是以主力转到外线击敌侧背，打敌基地和交通补给线，迫敌回援和撤退。这样，八路军主力部队既可以分散到敌后，和武工队一起同敌人进行小规模游击作战，又可以在必要时迅速集中，以相对优势兵力打一些运动战、歼灭战。采用这种办法，129师取得了太行区1942年春夏两次大规模反扫荡作战的胜利。

　　“‘敌进我进’先后在晋冀豫、晋察冀推广，山东抗日根据地则提出类似的‘翻边战术’，逐渐转变了我方在军事上的被动局面。从1943年开始，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普遍运用这一方针，并组织了大量‘武工队’深入敌后。”石玉新说，“就像电影《小兵张嘎》中唱的那样，‘1943年,环境大改变,白洋淀的岗楼端了多半边,子弟兵们真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