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石门县是湘鄂西苏区和湘鄂川黔苏区重要的苏区县，在我国苏区建设史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历史作用。

　　一、湘鄂西苏区和湘鄂川黔苏区是我党历史上两个重要的苏区

　　1.中央苏区初创时期就把湘鄂边纳入中央苏区的区域范围和发展方向。1927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关于立即暴动给湖南省委的信》中指出：“在湘西党的力量和工农的力量虽然比较薄弱，在常德以上、沅澧一带，客观的环境-统治者之复杂和内部的冲突比别的地方好”，认为贺龙曾在那一带活动过，有一定的声望和影响，可与其旧部建立联系，应派人去利用这些条件，造成一个格局局面。湘西特委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结合湘西的具体情况，拟定了向山区谋发展，以石门、慈利为基础，割据石门，巩固湘西暴动，建立游击武装中心，向外发展，配合湘东割据的计划。

　　1928年2月，周逸群、贺龙受中共中央的委派，在湘鄂边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1929年1月，贺龙率领红四军攻占鹤峰县城，逐步形成了包括桑植、鹤峰、石门等县的湘鄂边根据地。中央苏区初创时期的区域范围和发展方向，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0年10月拟定的。早在1930年8月26日，中共中央总行委在上海召开主席团会议，就决定在湘、鄂、赣三省苏区成立中共中央分局，称湘、鄂、赣苏区中央局，这就意味着中共中央在这时就打算将这三省苏区建设成为中央苏维埃区域。在这个阶段，中共中央确认的6大苏区为：湘鄂赣、赣西南、赣东北、湘鄂边、鄂东北、闽粤赣。

　　2.苏区中央局、湘鄂西中央分局、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成立，湘鄂西苏区由湘鄂西中央分局直接领导。1930年9月，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决定在各苏区分别设立中央一级的代表机关——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在江西中央苏区设立中共苏区中央局。1931年3月，成立了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夏曦任书记，委员有夏曦、贺龙、关向应、徐锡根等。中共中央对中央局和中央分局的组织关系有明确的界定，《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组织决议案》中指出：“中央局或中央代表在任务上组织上必须与当地最高党委分别清楚，两种组织决不能混淆或合并起来，一是任务不同，中央局或中央分局是代表中央的，他有权可以改正和停止当地最高党部的决议与解散当地党委。当地最高党委则是领导所属地区党的工作的机关。二是中央局或中央分局的成员，只能由中央派遣和指定”，当地最高党委则是“由当地党的代表大会产生的。”《中央给湘鄂西党中央分局和省委的信——关于湘鄂西党目前组织任务》中也指出：“中央分局是中央的代表机关，他代表中央直接指导苏区工作，他在苏区有最高的权力。”可见，湘鄂西中央分局是代表中央对湘鄂西苏区实行直接领导的。

　　3.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创立时，红二六军团直受中革军委领导，不仅担负着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先遣队的重任，还是红二方面军的主要力量。1933年12月19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省咸丰县召开会议，重新确立“创造湘鄂川黔新苏区中心”的目标。“自从我红二、六军团会合，在中央和军委指挥之下，进到湘西北一带地区之后，党即决定在这一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

　　1934年11月13日，朱德来电：“我西方军已进至宜、郴之线，湘敌全部被调来抗击我西方军，二、六军团应乘此时机深入湖南西北去扩大行动区域”。这份电报最先表明中革军委已同意红二、红六军团向湘西北发展的战略方向。接着，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批准任弼时、贺龙等屡电请示的重要问题和作出在湘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策：“第一，中央决定在湘川黔边创立新的苏区，湘川黔边省委以弼时为书记，贺、关、夏、萧、王维委员；第二，组织黔川湘边军区，司令员及政委由贺、任兼任；第三，两军仍保存二、六军团名义，均直受军委领导，但在两军团共同行动时则由贺、任统一指挥之”。其时，红二、红六军团担负了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部队的责任，正如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所说，“当时中央军委负责同志并没有说明我们是作为长征的先遣队出发的，只是要求我们每日必须将行军路线和宿营地用电台报告总部，我们才知道总部完全是按照我们前进路线走的，红六军团实际上是担负了长征先遣队的任务。”

　　1936年7月，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及其它部队合编为红二方面军；其中，红二、红六军团是红二方面军的主力。作为湘鄂西苏区重要区域的石门县是红二、六军团作出长征决策的重要策源地。

　　4.湘鄂西苏区和湘鄂川黔苏区开展的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等各项建设工作都在中央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是中央苏区的延伸区域。早在毛泽东、朱德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期，党中央就大力号召湘鄂西、四川、福建等地的党组织、苏维埃和红军，向井冈山学习，向朱毛学习。用朱毛经验指导湘鄂西苏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史》对湘鄂西根据地1929年的情况做过这样的描述：“此时湘鄂西前委在指导作战方面，积累了较多的经验；中央也来介绍毛泽东、朱德关于‘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的区域以作一时的根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进，用盘旋式打圈子政策’等经验。”到湘鄂西和湘鄂川黔苏区时期，中央苏区对这一苏区的领导更加直接，更加具体。一是成立中央分局加强对苏区的直接领导；二是在根据地建设上，一些口号、政策、法律、法规包括一些具体行动、提法，都与中央苏区如出一辙，一脉相承。

　　在湘鄂西根据地建设时期，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曾提出要把湘鄂西建成第二中央根据地，贺龙就曾坚决地反对，他说：已经有了一个中央根据地，我们不能再搞一个中央根据地。他还曾说过：“我是有‘老板’的，我的老板就是中国共产党，我的老板就是朱、毛、彭、黄。”可见，在贺龙看来湘鄂西根据地就是中央根据地的一部分。

　　在土地革命中，省委先后颁布了《没收和分配土地条例》、《关于土地问题的决定》、《分田工作大纲》等文件，规定：“豪绅、地主、军阀、官僚、大私有者的土地、房屋、财产、用具，须一律没收。”强调了富农和中农的利益，指出：“要巩固工人、雇农、贫农与中农的亲密联盟……防止把富农当地主，中农当富农而进到消灭富农，动摇中农的倾向。”对城市中、小工商业者则实行保护政策，规定“地主兼工商业者，商业部分不没收”，“商人可以营业自由，红军决不干涉或没收。”这些政策和中央苏区的政策几乎是完全吻合和一致的。

　　作为当时中央苏维埃主席的毛泽东，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对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苏区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

　　5.湘鄂西苏区和湘鄂川黔苏区党政军主要负责人都是由中央领导人直接兼任或由中央直接指派，代表中央或中央苏区行使职权的。中共中央、中央苏区成立了湘鄂西中央分局后，派夏曦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组织决议案》中明确指出：“中央局或中央分局是代表中央的，他有权可以改正和停止当地最高党部的决议与解散当地党委。”“中央局或中央分局的成员，只能由中央派遣和指定”。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中共军委给红六军团及湘赣军区下达了红六军团准备突围的《训令》：“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弼时即为中央代表，并与肖克、王震三人组成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弼时为主席。”其时，任弼时任中共中央随军党代表，代表中央行使职权。

　　6.从《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等文献中可以看出中央曾考虑将湘鄂西苏区与中央苏区连成一个有机的整体。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共中央在《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中指出，目前的紧急任务是要积极扩大苏区“努力求得将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赣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来结合分散的根据地，开始湘鄂赣、湘赣边的胜利，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区为中心，而将皖西北、鄂东、湘鄂西苏区联系在一起，造成威胁武汉、长江上下游及平汉铁路的形势”，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与中央苏区连成一片的任务没有实现。

　　另外，国民党的湖南省《清乡司令部的防共训令》中有如下记述：“赤匪在中国已成立十一个苏维埃区，已知者为江西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赣苏区、湘鄂西区、湘鄂边区、湘赣边区、绥远区、闽西区、左右江区、琼崖区等，其中中央苏维埃计划于最近将湘鄂西、鄂豫皖两区与中央打成一片。先在夺取武汉长沙南昌等处政权，闻其中中央区之秘密组织距岳州仅二十里，湘鄂西区距汉阳市仅三十里。”这份“训令”从反面证实了中共中央是准备打通中央苏区与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之间的联系，形成一个更大范围的红色苏维埃区域。

　　二、“石门苏区”是湘鄂西苏区和湘鄂川黔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1925年初，石门成立了中共石门县特别支部。1926年11月，根据中共湖南区委的指示，“特支”升格为中共石门县委。1928年，在石门县委的领导下，在贺龙、周逸群等的指导下，开展了年关暴动和“震惊省垣”的南乡起义，并形成了以太浮山为中心的割据局面。从1929年8月石门建立“县苏”起，至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离开石门，“石门苏区”前后坚持了7年，红色政权面积占到全县总面积的60%以上，涉及现有乡镇数14个，占全县20个乡镇（区）的70%。其间，“石门苏区”军民配合贺龙、任弼时、邓中夏等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湘鄂西和湘鄂川黔两个根据地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是红军的后方，是连接湘鄂边和鄂西、黔东根据地的重要据点。

　　1.在湘鄂边根据地创立初期，石门是湘鄂边苏区建设的中心区域。湘鄂边根据地由贺龙等创建，在1930年7月被划入湘鄂西根据地。其实，早在1927年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就发出了在常德、沅澧一带发展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的指示，湘西特委制定了以石门、慈利为基础，割据石门，巩固湘西暴动，建立游击武装中心，向外发展的工作计划。1928年9月，贺龙提出在石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计划，并为之进行武装斗争，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29年8月，在红四军的支持下，石门县党组织在泥沙区的泥二垭正式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勋树，军事委员汪毅夫，财政经理杨汝南，妇女主任毛桂香，秘书白硕容；同时，还成立县游击大队，有500多人。1929年底，又成立了泥沙、白竹垭、古罗3个区苏维埃政府和南镇、枫香坡、潘坪、清官渡、刘家坪、衙基、大城等10个乡苏维埃政府。这一时期，石门地方游击武装配合红四军进行了艰苦的反“围剿”和保卫苏区斗争。1928年，贺龙率领红四军在石门的仙阳、泥沙与敌十四军李云杰部二团等展开战斗。1929年，红四军在石门的子良、三圣的土地垭等地与敌人激战，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帮助建设苏维埃政权。

　　2.在湘鄂西苏区形成和扩展时期，石门是红军依托的坚固后方。1930年12月，红二军团抵达石门南北墩、鹤峰走马坪一线，前委书记邓中夏主张向南发展，作出了“依托五、鹤，进军石门”，开辟湘鄂边新根据地的决定。从1931年1月中旬，红二军团南征3个多月，先后攻克华容、南县、公安、津市、石门等县城及重要市镇，共歼敌6000多人，扩大江南根据地，石门苏维埃政权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到全盛时期，除南乡外，全县建立了白竹垭等11个区苏维埃政府和枫香坡等40多个乡苏维埃政府。

　　“石门苏区”军民在武装保卫新诞生的红色政权的同时，着力进行了土地改革、经济、文化、卫生等建设，成为红军依托的坚固后方。

　　3.在湘鄂川黔时期，石门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和反“围剿”斗争，为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1935年春，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展湘鄂川黔根据地，打破敌人的“围剿”，红二、六军团占领了石门县城，帮助石门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进行了“扩红”。其时，石门的革命武装归湘鄂川黔革命委员会第一军分区指挥。1935年9月初，红二、六军团兵分两路向石门西北地区仙阳、维新、渡水、磨岗隘、南岳等处集结整训70余天，开展了政治工作和军事训练。红二、六军团先后召开师以上包括红军、游击队和群众参加的重大会议7次，各种小型群众会200余次。统一红军将士思想，唤起民众支援革命战争。

　　1935年9月29日，军委分会在石门县磨岗隘召开了红二、六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任弼时作了题为《冲破敌人“围剿”的经验教训与粉碎敌人新的大举“围剿”》的讲话。10月17日，军委分会根据红军总部的指示，在渡水坪召开会议，讨论新的行动方针。红二、六军团就进军路线多次与中革军委联系，后来电指示：“红二、六军团在狭小地区内，固守为失策，决战防御亦不可轻于尝试，远征减员太大，可否在敌包围线外，原有苏区附近，诱敌出碉堡，用进攻路线，集中全力以击破之。”红二、六军团军委分会经过讨论，认为固守根据地已不可能，并在石门作出了进行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

　　三、“石门苏区”支持湘鄂西、湘鄂川黔苏区建设付出巨大牺牲

　　1.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军事骨干。

　　贺龙、任弼时、王震、肖克、袁任远、许光达、廖汉生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在“石门苏区”长期浴血奋战；“石门苏区”为红军主力部队输送了不少团职以上的干部，如红四军早期领导人王尔琢、红六军副军长陈寿山、红三军八师师长覃甦、红三军九师副师长覃正格、毛泽东的“亲家”陈振亚、红四军特派员龙在前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大批石门籍热血青少年参加了红军，如李元明（红六军团战士，解放后任解放军炮兵参谋长）、郑国（红六军团战士，解放后任福州军区政治部正军职顾问）、王庆华（解放后任北京军区炮兵副司令员）、黄彬（解放后任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覃正登（解放后任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等，后来成为我军的高级将领和骨干。

　　2.为红军输送大量兵员，给革命根据地提供后勤给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