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北洋政府不惜以印花税和筑路权作保,向法国当局大肆借款3亿法郎购买军火,这一阴谋经法国报纸披露后,舆论大哗。当时兼任天津《益世报》记者的周恩来,特地从德国赶到法国调查内幕,《旅法华人拒绝借款之运动》《中法大借款竟实行签字矣》《第二次侨法同胞拒款大会经过始末》等报道,使得刚到法国的北洋政府专使朱启钤和财政次长吴鼎昌颇为尴尬。
学生们不顾温饱,帮助六大华人社团散发传单,还组织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先后两次聚集在巴黎哲人大厦,召开拒款大会。
与上次的“二八运动”不同,这次“造反”,不单蒙尼达派和勤工派实现了真正的大联合,就连勤工俭学生和在法华工也实现了大联合。
在“拒款大会”上,威风凛凛的山东、河北华工把驻法公使馆的电话线剪断,还在使馆门前泼上酒精,首次显示了华工的力量。
第二次“拒款大会”,陈箓不敢露面,他的秘书王曾思在几百名华人面前签下了“城下之盟”:倘此次中法大借款及以后的种种大借款成立,公使及全体职员立时辞职,以谢国人。
大借款泡汤了,学生们初尝胜利的喜悦。
赵世炎也捐弃前嫌,主动到蒙尼达找蔡和森面谈。这两人本就信仰相同,性情相近,见面以后更是一拍即合,大谈马克思主义。同年7月,蔡和森邀赵世炎出席工学世界社全体大会,正式提出了组建“少年共产党”的动议。
蔡和森的建党活动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他在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中明确指出了两个“几乎同时”:
1920年,第三国际的代表魏金斯基到上海来,安排同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建立联系。不久以后,陈独秀在上海召集了一个会议,几乎与此同时一群中国学生在巴黎开会,建议在那里成立一个共产党的组织。
1921年5月,我到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它几乎是同中国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中有周恩来、李立三、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罗迈(李维汉)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注:出自《西行漫记》,埃德加·斯诺著)
蔡博认为,毛泽东这里所指的就是1920年7月上旬的留法新民会友的蒙尼达会议,和1921年7月下旬的工学世界社的蒙尼达会议。
进占里昂
眼看学生们拧成了一股绳,陈箓和法国政府又怎会甘心?
正如周恩来在报道中写的,“七八百学生,因为反对借款,妨碍了法国的远东利益,更影响了中法政界有关人等的升官发财机会,在他们看来自然是罪无可恕,你打破了他的大饭碗,他自然要打碎你的小饭碗。”
学生们没有料到的是,陈箓之流的报复手段竟然如此险恶。9月3日,法国政府宣布,从9月15日起停发维持费。声明里还指责中国青年忘恩负义,要其自食其果。
接着,又传来了坏得不能再坏的坏消息:学生们一直翘首企盼的里昂中法大学,对他们关上了大门。
里昂大学由吴稚晖和李石曾等人筹办多年。在“法华教育会”进行留法宣传时,这所蓝图中的学府,分明是为勤工俭学生而建。为了促进法国政府退还庚子赔款建立该校,李石曾还时时以勤工俭学生为筹码。
眼看这所期盼中的大学就要开学了,但不论法国当局、中国驻法公使馆还是法华教育会,都众口一词地宣布:即将开课的里昂中法大学和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毫无关系。“大学于9月25日正式开学,新任校长吴稚晖已在国内招收了学生,不日将抵法。”
“有钱的,进学堂;穷学生,靠边站。”残酷的现实,把学生们最后的希望摔得粉碎。所幸的是,这时的勤工俭学生已经不是一盘散沙,蒙尼达派和勤工派早已成了铁板一块。
9月5日,赵世炎起草了争回里大的《宣言》和《通告》。
9月6日,蔡和森等在巴黎华侨协社开会,召集各地代表200余人参加,确定了争回里大的斗争目标。
9月17日,两派学生共同确立了三个信条:一、誓死争回里大;二、绝不承认部分解决;三、绝不承认考试。
“老油条”陈箓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他把所谓的“入学考试”安排在26日报名,而吴稚晖带着国内招收的富家子弟24日就要抵法,26日入学。
除了直接行动已经无路可走。9月20日,联合委员会一声令下,进占里昂大学的“先发队”便集结起来。塞纳河畔,蔡和森告别了怀有身孕的向警予,扛着油印机出发了。
第二天,里昂中法大学汇聚起125名悲壮的青年,因为被拒绝入校,他们在一间没有修缮的旧屋里冻了一夜。天蒙蒙亮时,几个持枪的警察推门而入,强行没收了大家的居留证。不久,手无寸铁的学生又被带到芒特吕克的兵营里软禁起来。
23天的囚禁,23天的抗争。10月10日,被囚禁的学生宣布绝食抗议,就在同一天,法国当局决定遣返他们。热血青年就这样在里昂的监牢里,认清了法国“自由、民主、博爱”的真面目。
1921年10月13日,是一个令中国学生感到耻辱的日子。那一天里昂市长走进兵营,宣布了学生们莫须有的罪名:“不经许可擅入室内”“侮辱市长”“过激党”……并给104名学生每人发了一套法国囚衣。蔡和森、陈毅、李立三、陈公培等人,就这样穿着囚衣,登上了“宝勒加”号的无等舱。
两年前,他们赴法求学,而今,却被驱逐回国。满腔的悲愤,最终化作了无上的信念。临上岸时,蔡和森对大家说:“咱们这一百多人也可以说是一百单八将吧。回国后,一定能闹出个赤色的新鲜世界来!”
黄昏之贼
陈箓和法国政府布下的陷阱,可谓天衣无缝。但他们没想到,从这张网里溜出去了两条大鱼:一个是进攻里大的总指挥赵世炎,一个是敢跟陈箓拼命的“大侠”李鹤龄。
李鹤龄能从兵营里出来,全仗着自己人高马大,多高的墙都敢跳。赵世炎是“进占里大”行动的总指挥,属于重点监控对象,出来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幸而有聂荣臻出手,这才留下了点燃欧洲赤潮的火种。
在当时的学生领袖里,聂荣臻还没什么名头,这倒有助于他实施营救计划。聂荣臻可不是个急性子,他先查看地形,而后才胸有成竹地“走后门儿”开了张出入兵营的通行证。
回到兵营,他借了个学生通行证,又拿着自己的通行证,反复往外带人。值班的法国人看中国人长相都差不多,也不细盘问。
最后一次用通行证的时候,赵世炎、蔡和森和李立三发生了争执,蔡和森说:“世炎,你是总指挥,你快出去想办法救人。”赵世炎说:“还是你出去,我留下来继续战斗。”李立三说:“你们都走,我留下来跟他们拼命。”眼看军警就要换防了,聂荣臻拉起赵世炎就走。他们刚走到门口,就被法国军警拦住,聂荣臻不慌不忙地说:“我是刚去探望学生的,不在你们的名册里,这位学生有通行证。”一边说还一边塞给法国兵50法郎,“朋友,喝杯香槟吧。”法国军警这才放过了聂荣臻和赵世炎。
因为没有居留证,赵世炎不得不继续流亡。一张1922年4月的照片,显露了他的窘境。照片上,赵世炎穿着皱皱巴巴的工作服,头戴破帽,在落日的余晖下苦读。旁边的题词写着:“黄昏之贼”。
当时,他像一个“贼”一样,单枪匹马地逃到了法国北部,隐姓埋名,靠打零工、做农活、下煤窑养活自己,只能在黄昏偷来片刻闲暇,为自己减压。
照片中的赵世炎神情专注,毫无“贼”气。因信仰而产生的活力,与他因辛劳而倍显苍老的面容,在照片里产生了巨大的张力,使得这张照片至今仍闪耀着理想光芒。
“越狱”的李鹤龄则在隐忍半年后寻得机会,对着陈箓叩响了扳机。遗憾的是,连发3枪均未击中,子弹只是打破玻璃,擦伤了陈箓老婆的手臂和同车张祜的耳朵。
在异国法庭上,李鹤龄义正词严,用流利的法语答辩,博得在场大多数旁听者的同情。法庭无法作出判决,只好将李鹤龄暂时拘押。由于旅法华人纷纷施压,老奸巨猾的陈箓只好假惺惺地致函法政府:“恕其年幼,从宽发落。”
李鹤龄最终得以获释,不久就踏上了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旅程。
星火燎原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据李维汉回忆,进占里大失败之后,促成了“勤工俭学界在空前规模上的新的联合和新的觉醒”,青年们普遍感到“建立一个严格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必要性”。新组织的筹备工作,便落到了赵世炎和周恩来的肩头。
1922年4月,依然是一个黄昏,亡命半年的赵世炎偷偷潜回巴黎,住进了戈德浮虏瓦大街17号的小旅馆中。在这里,他偷偷约见了李维汉,商定了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简称“少共”)的时间、地点、人员等。
两个月后,在巴黎郊区布洛涅公园内的一个小广场上,18把翠绿色的椅子围成一个圆圈,“少共”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周恩来对会场的选择很满意,他说,这样倒好,我们不说话,谁也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大会持续了3天。最初,周恩来提议的组织名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以便与中国共产党有所区别。但与会多数代表觉得“少年”两字已能有所区别,更有“自古英雄出少年”之意,最后便叫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22岁的赵世炎毫无争议地当选为第一任书记,中央执委里还有负责宣传的周恩来和负责组织的李维汉。其他15名出席成立大会的“少共”党员是:王若飞、陈延年、刘伯坚、佘利亚、袁庆云、王凌汉、陈乔年、傅钟、萧朴生、萧子暲、汪泽楷、李慰农、郑超麟、尹宽、任卓宣。
“少共”的办公地点仍设在戈德浮虏瓦大街17号的小旅馆中,发行的《少年》杂志很快一纸风行。没用多久,“少共”就成了旅欧华人中最有影响力的组织。
当年冬天,“少共”中符合条件的同志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于1925年成立了共产党的旅欧支部。而为了同国内党团组织保持一致,“少共”于1923年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后更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当时,团组织是半公开的,发表声明、宣言以及参加各种团体活动时,都是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名义;而党组织是秘密的,直到1925年4月1日,进步刊物《赤光》上才第一次出现“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名字。
“作始也简,将毕也巨”,这是董必武给中共一大会址的题词,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凌寒破土的“少共”。
周恩来在写给团中央的《报告一号》中说:
我们已立在共产主义的统一旗帜之下,我们是何等荣幸!你们希望我们“为本团勇敢忠实的战士”,我谨代表旅欧全体团员回说:“我们愿努力勿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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