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救国时报》对毛泽东的宣传，是中共党报党刊史上的第一次。这次宣传主要包括著作、照片、生平3个方面。通过这次宣传，毛泽东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影响急剧扩大，特别是对东北抗日联军学习贯彻遵义会议以来的中共中央政治路线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毛泽东　《救国时报》　宣传

　　《救国时报》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创办的一份中文报纸，吴玉章和陈云对办报工作给予过长期领导和大力协助，共产国际、苏联和法国共产党也予以全力支持。自1935年12月9日创刊至1938年2月10日终刊，该报共存在794天，出版152期，面向全中国全世界发行，曾传播到远及南非约翰内斯堡的5大洲43个国家和地区。在当时国内白色恐怖严重、党中央和红军主力正在长征途中的状况下，《救国时报》实际上起到了中央党报的作用，成为中国革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宣传媒体。在《救国时报》的整个历史期间，对毛泽东的宣传一直是该报的主要内容，这是中共党报党刊史上对毛泽东的首次集中宣传，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救国时报》宣传毛泽东的历史背景

　　作为20世纪3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最具影响力的媒体，《救国时报》之所以重点宣传毛泽东，乃是与这一时期的历史背景不可分的，换句话说，这正是当时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发展的必然产物。

　　《救国时报》重点宣传毛泽东，这首先是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的重要任务和历史必然。自1935年底至1938年初，这是《救国时报》存在的历史时期，更是中国共产党战胜国内外敌人疯狂镇压，纠正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领导全国人民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从土地革命战争向全民族抗日战争伟大转变的历史时期，是中国革命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失败的严峻考验，又在全面抗战中形成新高潮的历史时期。而所有这一切重要成就，都根源于中国共产党在斗争实践中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时逐步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救国时报》重点宣传毛泽东，也就是顺理成章的必然举措了。

　　《救国时报》重点宣传毛泽东，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环境也是息息相关的。固然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曾屡次受到党内主要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极为严重地错误打击，但另一方面，早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就已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认为中国革命第一线的最主要活动家，同时也是各国共产党人中领导武装斗争的典范。随着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日益显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贡献和地位也更加突出，早在1930年3月20日，共产国际就在因误信讹传而为毛泽东发表的“讣告”中赞誉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 [1]、“国际社会的布尔什维克”[2]。

　　在共产国际“七大”和红军长征胜利后，共产国际更加明确地肯定“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3]。不仅如此，在共产国际“七大”上，毛泽东还以其领导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杰出贡献，同在监狱中和法庭上与德、日、匈牙利各法西斯政权进行了英勇斗争的季米特洛夫、台尔曼、市川正一（日共中央委员）、拉科西一起，被并列为国际共运的“英勇旗手”[4]，并缺席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进入国际共运主要活动家的行列。在此大势所趋之下，甚至王明也不得不在共产国际“七大”发言中将毛泽东列为“出色的党内领袖和国家人才”[5]之首，同样是在共产国际“七大”上，还出现了“毛泽东这个名字一经全世界代表听到之后，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欢呼万岁的空气，延长到五分钟之久”[6]的感人场景。在毛泽东已具有如此国际影响的历史背景之下，《救国时报》重点宣传毛泽东，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救国时报》重点宣传毛泽东，除去国内国际的背景之外，还是与该报的直接领导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人员构成的变化密不可分的。的确，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王明和康生在代表团中具有重要地位，发挥相当影响。但这并不能证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完全被王康所操纵，恰恰相反，自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陈云（化名史平）、陈潭秋（化名徐杰）、王稼祥、邓发（化名方林）、潘汉年、任弼时、孔原等一大批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特别是长征考验的国内同志相继来到莫斯科并参加代表团工作，他们和此前已在莫斯科的滕代远（化名李光）、高自立、吴玉章、杨松（化名吴平）、赵毅敏（化名赵一民）等构成了代表团的主体，打破了王明康生一统天下的局面。而这些同志在代表团中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向共产国际、各国兄弟党和世界人民介绍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在事实上宣传和贯彻遵义会议精神，纠正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在这方面陈云发挥的作用是最为巨大，他在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革命现状时，重点强调“军事领导人在这一阶段（指长征初期--引者注）犯了一系列错误。现在，这些错误得到了彻底纠正。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过去的领导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7]，“我们党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我们拥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英勇无畏，为实现共产国际总路线而奋斗的干部队伍”[8]，“我们党应该在新的形势下改变自己的策略，在已占领的阵地的基础上建立起真正的抗日统一战线，并通过这条统一战线来取得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彻底胜利。说我们没有前进，说我们在原地踏步，是毫无根据的”[9]。

　　陈潭秋和滕代远也为宣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革命斗争作了大量工作。在陈云等同志的主持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曾于1936年前后起草过一篇《毛泽东传略》，赞誉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者与领导者”[10]、“中国农民运动的领导者”[11]、“中国苏维埃红军的创造者与领导者”[12]、“伟大的军事天才家”[13]、“世界革命领袖之一”[14]、“斯大林在中国底最好的战友”[15]、“最高的领袖”[16]、表示“团结在他底周围，愿意在他底领导下作长期艰苦的斗争到最后一滴血”[17]。此稿虽未能公开发表，但从上述评价中足以证明，在国内同志占据多数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中，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最主要领袖的地位已经确立。因此，由代表团创办和领导的《救国时报》积极宣传毛泽东，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救国时报》宣传毛泽东的主要内容

　　自1936年1月29日至1938年1月25日，《救国时报》共发表毛泽东著作和生平文章20篇，照片15幅。以上统计中不包括发表于1937年9月18日《救国时报》第2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片断，因该文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于1933年1月17日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出的。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发表如此众多的有关毛泽东的文章和照片，不仅在中共党报党刊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对《救国时报》本身而言，也几乎等于宣传其他中共领导人的总和，联系到同期《救国时报》未曾刊发王明的任何一张照片这一事实，足见《救国时报》及其直接创办领导者即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已经肯定了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领袖的地位。

　　在《救国时报》刊发的有关毛泽东的文章中，最主要的是毛泽东的著作，总计刊发20篇（重复不计）。特别是自1936年10月13日起，《救国时报》开始以整版篇幅刊发毛泽东著作。当天的《救国时报》第3版刊发了毛泽东于同年8月25日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第4版刊发了《苏维埃政府领袖毛泽东先生致章陶邹沈四先生信》（章陶邹沈即当时上海救国会主要领导人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引者注）。以后，《救国时报》又于1936年12月20日以整个第2版和部分第3版的篇幅发表了毛泽东与斯诺的部分谈话，题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先生论抗日救国联合战线》。于1937年6月13日以整个4版的篇幅刊发了毛泽东就国内和平与全面抗战同史沫特莱的谈话内容，题为《中日问题与西安事件》。于1937年8月20日以整个第2版的篇幅发表了毛泽东与美国记者韦尔斯的谈话，题为《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 毛泽东氏与北方青年的谈话》。于1937年9月18日以第2、第3两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中共领袖毛泽东先生在中国共产党苏区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提纲及结论》。1938年1月25日，《救国时报》以整个第2版刊发的《毛泽东与英国记者贝特兰之谈话》，是该报最后一次整版发表毛泽东著作。

　　《救国时报》上刊发的所有毛泽东著作，特别是以整版篇幅刊发的著作，初步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经受土地革命战争失败的严峻考验，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不懈斗争的经验教训。为全党全军和全国革命人民冲破“左”倾关门主义束缚，实现从土地革命战争到全民抗日战争的转变，在民族战争中掀起中国革命新高潮提供了理论指导。新中国成立后，《救国时报》刊发的20篇毛泽东著作中，有4篇经他审定收入《毛泽东选集》，4篇收入《毛泽东文集》，1篇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在整版刊发的8篇毛泽东著作中，《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即毛泽东在延安中共苏区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提纲和结论，分为两篇计算--笔者注）收入《毛泽东选集》第1卷，与贝特兰的谈话收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和与斯诺、史沫特莱、韦尔斯的谈话4篇著作收入《毛泽东文集》第1卷，从上面这些统计数字中，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著作对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中国之命运，尤其是对于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也不难看出《救国时报》的政治洞察力和敏锐性。

　　在《救国时报》刊发的毛泽东著作中，最为重要的首先是在延安中共苏区党代表会议上的政治报告提纲和结论。这两篇著作分别发表于1937年5月3日和8日，是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1937年5月2日至14日举行，当时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的最主要成果。它们在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间的生死矛盾，发展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指示全党重视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和党的建设问题，巩固党内团结，发扬党内民主，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因而成为遵义会议以来中共中央政治路线的新发展，为中国共产党迎接全面抗战爆发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础。此外，与贝特兰的谈话也是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之一。这篇著作以全面抗战爆发头3个月的实践为基础，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全面抗战，反对片面抗战的坚定立场，特别论述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这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原则，为以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提出持久战和人民战争理论奠定了基础。

　　除发表毛泽东著作之外，《救国时报》还先后刊载了15幅毛泽东照片（含手迹影印件1幅）。这个数字与同期《救国时报》刊载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照片的数量大致相等。仅此一点也可以看出《救国时报》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认同程度。这些照片和同期刊发的周恩来、朱德等及胜利到达陕北的长征红军的照片一起，生动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人、红军战士及其领袖的风貌，留下了珍贵的图像资料。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斯诺为毛泽东拍摄的头戴红军八角帽的著名照片，最初也就是在1936年12月20日的《救国时报》第2版上刊发的。这是中共党报党刊首次刊发这一照片。从这时起，《救国时报》每次以整版篇幅发表毛泽东著作时，都要配发这张照片，总计先后登载6次之多。历史事实证明，这张富有政治和艺术意义的传世之说，正是以《救国时报》为首批载体之一，开始广泛流传于世的。

　　为宣传毛泽东的事迹，《救国时报》还曾刊发1篇通讯，题为《一个非常的伟人》，发表于1937年3月25日《救国时报》第3版，同时配发毛泽东、贺子珍合影1幅，说明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氏及其夫人”。这篇由斯诺撰写的文章就是以后《西行漫记》中的《毛泽东印象记》，它概要介绍了毛泽东从一个乡村少年和青年学生成长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主要领导人的生平，特别对毛泽东热爱人民、与人民心连心的高尚品德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对全中国全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了解毛泽东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记载了一些珍贵资料。

　　最后还应指出的是，《救国时报》在刊发毛泽东的著作、照片和生平时，多配以醒目的标题和导语，对毛泽东的重要贡献和历史地位作了充分的肯定。如1937年4月5日，《救国时报》在第1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氏重要声明 合作并非投降》一文的导语中，首次称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同年9月18日，《救国时报》除以两整版篇幅发表毛泽东在中共苏区党代表会议（即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政治报告提纲和结论外，还破例在同一期报纸上刊出毛泽东的两张照片及一幅手迹影印件。这在《救国时报》总计152期中是仅有的一例。为此，《救国时报》在刊发毛泽东著作时加编者按称“当今全国总抗战已开始的情形之下，毛先生四月前的报告及结论，对于全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更显出重大的意义”，并在图片说明中称毛泽东为“中共著名领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苏维埃红军领袖”。上述所有这些评价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就已成为《救国时报》的共识，这不仅是难能可贵的，而且产生了深广久远的影响。

　　三、《救国时报》宣传毛泽东的意义

　　在中华民族和中国革命都处在生死存亡关键时刻的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奋斗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18]（韩光语）、中国革命在长期艰辛探索中找到了正确道路的必然结果，《救国时报》对毛泽东作了广泛宣传，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首先，《救国时报》对毛泽东的宣传，本质上是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中国革命正在经历以土地革命战争的失败向全民族抗日战争兴超的重大历史转折的时刻，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叫嚷中国革命已经灭亡，而且中国国内的严重白色恐怖已达极致的情况下，《救国时报》利用身处国外的有利条件，承担起党中央和主力红军在长征途中所不能承担的中央党报的职能，对毛泽东--中国革命第一线领导人中最杰出的代表--进行广泛宣传，同时也就是对大量真实可靠的事例为证据，向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报告中国革命最前线斗争的实际状况，揭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顽强生命力，正是通过《救国时报》，全中国全世界人民才能够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允许的第一时间内得知中国共产党正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已经进入抗日战争的前进阵地，实现了中国革命中心从南方到北方的转移。其政治意义是巨大而有效的。

　　其次，正如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19]。因此，在土地革命战争最后时期担负着中央党报职责的《救国时报》对毛泽东的宣传，其本质也就是对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思想的宣传，是对遵义会议以来中共中央政治路线的宣传。《救国时报》刊发的大量毛泽东著作，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两篇文章，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初步总结经验教训，冲破“左”倾关门主义束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特别是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成果，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历史根本转折时期掌握主动权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是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指导方针。通过《救国时报》的传播，全党乃至全中国全世界人民对遵义会议以来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对毛泽东的思想和著作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特别是对当时遭到严重摧残的各地党组织而言，乃是他们在处理历史大转折期间各种复杂问题的根本依据，完全可以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正是通过《救国时报》传达到各地去的。

　　最后，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救国时报》及其对毛泽东的宣传，对于东北抗日斗争和抗日联军有着特殊的意义。在东北抗联与中共中央已完全失去组织联系的情况下，《救国时报》实际已成为东北抗联了解党中央精神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唯一渠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东北抗联的政治取向。也正是通过《救国时报》，抗联同志了解到了遵义会议以来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了解到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重要贡献和历史地位，和全党一起展开了反思和纠正“左”倾关门主义的斗争。在此期间，毛泽东在延安中共苏区党代表会议上的政治报告提纲和结论，同1937年4月15日发表、《救国时报》同年9月1日转载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一起，被东北抗联确立为东北抗日斗争指导方针。周保中曾以《告全党同志书》在东北的学习贯彻作为“毛泽东同志的路线，被吉东首先接受了，以后转给南满，也表示同意”[20]的标志和政治信心的依据。

　　在北满，李兆麟、冯仲云、张兰生等主要领导同志则学习了毛泽东的两篇著作，并以此作为北满工作的指导思想。1938年2月9日，李兆麟在给北满临时省委的意见书中率先提出“毛泽东同志在中共苏区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提纲及结论，这是我们工作的主要根据”[21]。以此为基础，北满临时者委于4月底5月初在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内巴兰河上游大青山召开了第七次常委会议，制订了符合北满实际情况的政策策略和工作任务。正式宣布以毛泽东“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同时又向尾巴主义作斗争，是执行党的任务的必要的条件。我们党在民众运动中，有严重的关门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传统倾向，这是一个妨碍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争取多数群众的恶劣的倾向。在每一个具体的工作中肃清这个倾向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的要求是依靠多数和照顾全局。陈独秀尾巴主义的复活是不能容许的，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降低党的立场，模糊党的面目，牺牲工农利益去适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将必然引导革命趋于失败，我们的要求是坚决的革命政策，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

　　为了达到克服上述这些不良倾向的目的，在全党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22]的论述作为会议结论，并在以后实际上成为北满后期抗日斗争中党的建设的指导方针。至此，以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和毛泽东两篇著作为标志，东北抗联开始在思想和精神上接受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领导，遵义会议以来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开始在东北抗日斗争中全面贯彻执行。而这些对于当时只能如陈云所说“按着这些由远方来的报纸上的指导方针，独立地去进行革命斗争” [23]的东北抗联来说，如果没有《救国时报》及其对毛泽东的宣传，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救国时报》对毛泽东的宣传，是中共党报党刊史上的第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全党反思和纠正“左”倾错误，在实践中确立并拥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必然产物和组成部分，对推动全民抗战和中国革命新高潮，扩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世界影响，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作者：尚金州，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文原载于《河南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