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以为自己已经暴露了，但是当审判官说我是共产党党组织的一名书记，并且说要继续调查时，我知道他们还并不清楚我的底细。”吴可兴回忆当时受审的情景，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地了，而此时，他的家人和党组织正四处找人和筹钱营救他。

    党组织派人专门找到当时琼山县国民党县长的母亲，旁敲侧击地叫他母亲替吴可兴说情，可当县长知道他们找到其母亲来帮忙后，更加气恼，也扣押得更紧了。后来，吴可兴的家人发现行贿比说情管用，于是便陆陆续续地送了几次钱。半年后，国民党既没有查证出“吴瑞新”就是吴可兴，也收到了“好处费”，就不了了之地把他放了。“就是在国民党的监狱里，我也没有落下交党费。”吴老自豪地告诉记者。

    除了坐过国民党的牢，吴老还坐过2次日军的牢房。一次是1942年本务村遭到日本鬼子扫荡，他去附近昆上村的岳父家避难，半路被日本人抓走。当时碰巧日本人的翻译官认识他，于是帮他向日本人证明说情，说他只是一名普通的教书匠，得以侥幸逃脱。

    还有一次是1943年，因被查到没有“良民证”而被拘押。后来是一个给日本人做事的汉奸替他说了情，因为吴可兴曾经教过其孩子，于是又一次幸运获释。

    说起这几次死里逃生的牢狱之灾，吴老至今唏嘘不已，“要不是教师的职业做掩护，恐怕命早就没了！”

    对于自己忠守了一辈子的职业，吴老内心充满了敬畏。在吴老的家中，摆放着他从教以来的所有奖状，从上世纪50年代到现在，每一张奖状，他都悉心收藏装裱起来。即使退休后，他平时也总穿着当老师时的那一身洗得泛白的灰色中山装，左上方的口袋里别一支钢笔。

    吴老退休后担任红旗镇的离退休党支部书记，一直到96岁。这些年来，他每天必做的事，就是徒步往返于家与2公里外的茶馆之间，喝茶看报，在他的家中放着一摞一摞的《海南日报》和《参考消息》。他说：“不断的学习，是让自己保持年轻的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