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下午，张先兔盘腿坐在土炕上，这位88岁的老人大部分时间就是这样，借着残存的视力和听力感知外面的阴晴。记者 卢美慧 摄

    ■ 人物简介

    上世纪90年代，山西农妇张先兔的名字随着幸存“慰安妇”的对日诉讼而为外界所知。1995年起，山西16位幸存“慰安妇”代表分三批起诉日本政府，张先兔参与了1998年的那次诉讼。

    十几年中，不断有慰安妇含恨离去，如今，88岁的张先兔成了这批老人中的“最后一个”。

    山西5月多风，沙砾被卷离地面，拍打到窗户上发出脆响。山西省盂县西烟镇北村，张先兔就这么盘腿坐在窗前的土炕上，这位88岁的老人眼睛和耳朵都倦怠了，她尽力往窗边凑，最后大抵是借着阳光的热度来判定，“今儿的天儿还凑合”。

    一天，时常在这样的呆坐中流过，跟其他迟暮之年的老人没什么不同，漫长的人生在记忆里失焦，被问到之前的事，张先兔多半会颤巍巍地摇头，“记不清啦”。

    苦命人

    时间剥夺了张先兔顺畅表达心迹的能力，但一个日子老太太记得清楚，“1942年正月初二，正过年哩”。

    那天，是她被日本兵掳走的日子。

    “日子都给日本人毁啦。”采访这天，张先兔抓着记者的手，说这话时，再把另一只手叠上去，褶皱的皮肤冰凉而松弛，感觉不到一点力气，之后便是长长的沉默。

    关于70多年前那段经历，只能由老人早年的一份口述补全：

    1942年农历正月初二，人们还沉浸在春节的喜悦中，我春节前几天刚刚新婚，所以尤其高兴……才起床，日军冲进我家，叽里哇啦拉上我就走，我不让他们拉，一个人举起枪托就打。我男人当时只有13岁，过来拉住日本人求情，一个日本兵端起刺刀就要刺他……根本由不得你，他让你怎样，你就得怎样，稍不如他们的意，不是拳打就是脚踢，脸上不知道挨了他们多少臂斗（巴掌）……

    这段文字，出现在张双兵写的《炮楼里的女人——山西日军性奴隶调查实录》里。

    今年59岁的李贵明和张先兔同村，是山西一位“慰安妇”民间调查员。

    上世纪70年代末，村子有了第一台电视机，全村挤到打谷场里一起看。李贵明记得，当时电视里播抗战剧，村民们讨论，“咱村也有被日本鬼子欺负过的哩。”

    乡亲们的东拼西凑中，年轻的李贵明知道了村里有个叫张先兔的女人。

    她3岁丧母，自小被后妈许配给小她3岁的丈夫，日军抓她时，丈夫被刺刀吓傻，之后几年都不会说话，并落下了浑身哆嗦的毛病。

    张先兔在日军据点里呆了20多天，患上了严重的妇科病，被家人赎出来时，婆家人不搭理，她在娘家养病养了一年多。

    李贵明还记得早些年远远看到张先兔的模样：小脚儿，身体佝偻着，在街上总低着头。凑在巷口聊天晒太阳做针线活儿的老太太中，没有她的身影。

    “去日本，讨公道”

    静默了半个世纪，转机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

    彼时，民间掀起对日索赔潮，许多侵华战争的受害者通过各种渠道对日方追责，“慰安妇”是其中重要一支。

    李贵明首先想到了张先兔。1993年，他第一次找她。

    “她什么都不肯说。”李贵明回忆那次会面，“她和老伴儿郭妹栓一个坐在炕边低头不说话，一个坐在柜子边的矮凳上不停发抖。”

    李贵明一次次地登门游说。这个同村的后生拿报纸上学来的中日关系、国际局势劝说老太太，不管用；讲赴日劳工、细菌战受害者的索赔工作，也不管用。

    直到有次说，“你就真的咽得下这口气，把受的罪都带进棺材？”张先兔才松了口，那是1994年，李贵明已找了张先兔不下20次。

    1998年，在已有两批老人起诉日本的前提下，张先兔和另外9名“慰安妇”代表一起，加入了对日诉讼的队伍。

    2000年，此案开庭，张先兔第一次赴日作证。

    办护照、申请签证、书写材料，所有前期工作都是李贵明帮忙。一直到去日本之前，张先兔的两个儿子都不晓得她在忙什么。1993年开始，每次碰面他们都刻意避开小辈。

    张先兔和多数老太太保持了一致，关于过去对晚辈们只字不提。

    李贵明将张先兔一行送到北京首都机场。“当时她挺高兴，挺乐观的。”李贵明觉得张先兔也在变化，跟参与起诉的老太太一起，大家相互影响，心里的结慢慢松了。

    “去日本，讨公道。”张先兔一直有肺气肿的病，常常一句话说不完就要停下来，被问到14年前唯一一次出国经历，她喘着粗气。

    赌局输了？还有希望

    从日本回国时，李贵明去机场接张先兔回村。“她说在那边很顺利，日本民间很多热心人士帮她。”

    张双兵也觉得，在先后参与诉讼的16位老人中，张先兔是相对乐观的一个，“总觉得官司肯定能赢。”

    张双兵，山村老师，30多年里一直致力于山西慰安妇调查，他碰撞的现实是，老人们三次自揭伤疤的勇敢，最终却都没等到期许的“公道”。

    1998年的那次起诉，结果并无意外，2003年和2005年，东京地方法院和东京高等法院先后驳回诉讼；2005年11月，日本高等法院作出决定，不予受理。

    “败诉对老人们的打击很大。”张双兵说，她们背着恐惧和屈辱活了一辈子，晚年终于把隐藏最深的秘密说出来，她们都是在赌。

    但是十几年中，付出了各种努力，撕开了各种伤疤，逝去的老人把遗憾带进黄土，而活着的老人们发现，赌局输了。

    赌局不止是对日本，李贵明记得，张先兔曾自言自语，“到底值不值啊，官司没打赢，名誉也没了，过去的事儿村里都知道了。”

    李贵明不住地说“还有希望，还有希望。”

    现实生活还在继续，7年前，老伴儿郭妹栓过世，张先兔的日子更为寡淡了。

    李贵明将郭妹栓视为上天对张先兔唯一的厚爱，很多受欺凌的“慰安妇”被遗弃、无法生育，婚姻和家庭都无比悲凉，张先兔算个例外。

    张先兔和老伴儿跌跌撞撞走过一生，育有两子。小辈们也很孝顺，李贵明觉得，张先兔之所以问值不值得，很可能是觉得，自己原本可以有个更为平静的晚年。

    上天似乎想让张先兔把世间的苦楚都尝个遍，50多天前，张先兔64岁的大儿子因病去世，老太太的精神一度垮掉了。“我活得太久了唉！”儿子的死，让老人无法释怀。

    最后一个

    从1982年意外发现第一位“慰安妇”开始，张双兵总共在山西境内寻访到123名慰安妇。

    这两年，他参加最多的不是会议，而是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