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邓子恢的子女，我们也同样经历了“非常时期”，当我们遇到困难时，父亲总是以他那淡定、沉着的态度感染我们。姐姐下乡插队，在北大荒饱受冻疮之苦，父亲就鼓励她说:“当农民就应该接受锻炼。”父亲对我们说:“虽然没学上了，但你们不要放弃学习。”他也身体力行:弟弟在部队上喂猪，父亲就跑到书店买了一本喂猪的书给他寄过去；我去当兵，他送给我《十万个为什么》。

　　在这段“非常时期”，父亲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家乡父老。记得有一次一些人来“调查”家乡一位烈士遗孀的情况，硬说她是“叛徒”。才听罢，父亲猛地跺脚，把头上帽子一摔，怒道:“你们懂什么！你们知不知道历史？她这种人在革命最低潮时都是支持革命的，你们有什么证据说她是叛徒？”听说那位婶婶作为烈属的一个月几块钱的补贴被取消了，父亲马上找到老战友张鼎丞商量。此后，两人每月给她寄十块钱，并持续了很长时间。

　　虽然父亲已过世多年，我也退休在家(只是义务在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工作)，但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仍然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为了自己的信仰而奋斗终生，这其中最让我难忘的，当属他对农民的那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