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之后，我们听说中央准备发起宁夏战役。有一次，我在朱德总司令住处遇见陈赓，他当着朱老总的面，邀请我跟他一起返回陕北。我当时考虑，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刚刚会师，马上就要投入新的战斗，如果一方面军的干部全都调走，恐怕会影响两军的团结。出于顾全大局的想法，我没有立刻答应，打算等打完这一仗再做打算。

    会宁会师后，被关押的王透①得以释放。一天夜里，他专程来找我，说缺一件衬衣穿。我当时只有两件衬衣，当即分了他一件，身上带的五块银元，也给了他三块，补贴他抽烟的开销。他接过东西便匆匆离开了。后来部队行进到甘州一带，西路军组织部分非战斗人员离开队伍，下乡开展群众工作，王透便和廖月华一同报名离开了部队。

    那天夜里月色明亮，卜盛光送了他们十几里路，一行人在一座寺庙里暂住落脚。之后，廖月华独自返回了部队，可王透从此杳无音信，再也没能归队。

    时至今日回想起来，我满心愧疚。那天夜里王透来找我时，我若是主动去找李卓然同志沟通，把王透调配到我身边工作，他就不会被当作闲散人员调离部队。更遗憾的是，当初陈赓同志邀我回陕北时，我不该顾虑太多。如果我当时果断一些，带着九军团的刘学孔②、卜盛光、王透、姜启化、张令彬等一众骨干干部一同返回陕北，就能保住这批优秀的革命力量，他们本可以为党和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

    1936年10月底，中央正式部署宁夏战役，命令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九军、五军，加上总部直属部队，西渡黄河执行作战任务。当时我担任政治部军人工作部部长，跟随大部队一同渡河。由于国民党胡宗南部紧追不舍，红四方面军的三十一军、四军来不及渡河，被迫留在了黄河东岸。

    我们在靖远县渡过黄河，时值十月末，黄河边农户的梨子早已采摘完毕，纷纷入窖储存，深秋的河西大地一片萧瑟。渡河之后，我作为军人工作部部长，整日跟随部队行军赶路，完全不掌握前线的军事动态。既看不到上级电报，也没有对应的工作可以开展，只知晓红四方面军指挥部正式更名为西路军指挥部，政治部也随之改为西路军政治部。

    部队行至景泰县一条山镇，我们成功包围了河西马家军马禄的一个旅。这支敌军被困在土围子中，断水断援，陷入绝境。只要我军再围困一两天，敌人必定缴械投降，缴获的战马还能用来扩充我军骑兵师的装备。可当时指挥部为了贯彻统一战线政策，下令无条件解除包围、放走敌军。

    这些敌人带着枪支马匹安然撤离，转头就再次调转枪口攻打红军。此后，我们又在一条山围困过马家军的一个团（营），敌人假意和谈，暗中拖延时间等候援军，最终依靠援兵突围逃脱。

    部队推进至长城沿线的西靖地区时，我们歼灭了武威马家军的一支手枪团，俘虏数百敌人。可依旧是遵照所谓民族政策，让敌军带着武器全数回去。甚至有不愿返乡的敌军士兵，我军还鸣号相送。现在回望，这样片面的统战方式，最终让我们付出了惨痛代价。

    西路军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后，作战部署始终摇摆不定、犹豫不决。倪家营子被敌军围困期间，我听一方面军的战友私下传言，中央发来电报，要求在全军开展张国焘错误思想的批判工作。但这份指示始终没有正式传达，也没有组织落实学习批判。

    同时还有消息传来，中央电示部队：如果西进阻力过大、无力继续推进，可东渡黄河返回河东，中央会安排兵力接应。可部队最终还是继续向西行进，从武威折返古浪，在古浪与敌军展开惨烈激战，部队伤亡惨重。之后又退守永昌，短暂驻扎休整。

    古浪战斗异常激烈，时任红三十军八十八师政治部主任的姜启化③，在作战中身负重伤，被战士抬到永昌城外五里处的大喇嘛寺救治，全程神志不清、时醒时昏。战友告诉我，他昏迷之际，嘴里整夜都在不停呼喊我的名字：“黄火青同志！黄主任！”

    当晚我驻守永昌城内，接到他警卫员的电话后，立刻连夜赶去寺庙探望。彼时天色已晚，他静静躺在寺庙神龛前，口中依旧反复念着我的名字。我连忙俯身应声，可他伤势过重，已经听不清我的话语，只剩下本能的呼唤。

    原来古浪一战中，八十八师负责掩护九军撤退，敌我兵力差距悬殊。危急关头，姜启化拿起步枪冲上前线，与敌人近身拼杀。他佩戴的风镜暴露了干部身份，被敌人重点针对，一颗子弹从他后颈射入，造成致命重伤。

    我在他身边守了一个多小时才忍痛离开，至今仍万分懊悔，当时没能带走他的日记等遗物留存纪念。因为缺医少药、毫无救治条件，这位英勇善战、头脑机敏，始终坚定反对张国焘分裂行径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在当天夜里壮烈牺牲。时至今日，每当想起姜启化同志，我心中依旧满是悲痛与惋惜。

    参考资料：

    ① 王透：原红九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黄火青的直属下级。1935年8月红九军团改编为红三十二军后，随部留在红四方面军工作，因反对张国焘分裂党的错误行为遭到逮捕。1936年10月获释，编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跟随西路军征战河西走廊。1937年2月倪家营子战斗期间，外出开展群众工作时不幸被敌人杀害。

    ② 刘学孔：红四方面军《人物志》记作刘鹤孔，原红九军团政治部组织部科长，1936年10月任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科长，西路军失利后，跟随左支队转战进入新疆。

    ③ 姜启化：原红九军团第三师团政委，曾任西路军政治部青年科长，古浪战斗期间调任红九军第二十五师政委，在抗击敌军的激战中英勇牺牲。

    附件：作者简介

    黄火青，曾用名黄贤佑、黄民孚，1901年出生，湖北枣阳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一团政治委员兼参谋长。长征期间，历任红一方面军第九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三十二军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党校教员。西征时，担任西路军政治部军人工作部部长。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天津市市长，辽宁省委书记、辽宁省军区政委，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等重要职务，曾任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99年，于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