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6年8月26日是陈毅先生诞生125周年，值此具有历史意义的节点，回顾陈毅与周恩来在法国的革命交往，结合当下党和国家正在做的事情。本文从发生学探讨、主体性透析、认识论规约三个方面进行新时代新视域的探讨，以更好地铭记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光辉历史，这对全面推进海外红色文化的研究与宣传，必将具有特殊的意义。

    关键词：革命友情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志士仁人中，陈毅先生处在怎样的地位？陈毅(1901年8月26日-1972年1月6日)，是四川乐至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位特立独行的爱国民主先驱。周恩来了解陈毅，敬重陈毅，关爱陈毅，半个世纪的革命友情，给予了他高度的评价。由于陈毅的工作多有建树，善于思考，多次受到毛泽东的表扬，“陈毅是一位好同志”。显示了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江泽民在在陈毅同志九十诞辰纪念会上(1991年8月26日)及在纪念陈毅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2001年8月23日）分别进行了讲话，深深的缅怀与追思。重温红色文化影响与价值。试想，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江泽民总书记这样崇高评价的革命英雄，能有几人？

    一、从发生学探讨：在历史长河与时代变革的交汇点上。

    相聚法国。法国是巴黎公社革命的发生地。上世纪20年代初，周恩来、陈毅、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代表人物都曾旅居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期间积极投身各种爱国斗争运动，留下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的红色足迹。

    英雄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陈毅等一批少年知识分子走上历史舞台时，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沦落到被瓜分的悲惨境地。他们树立了救国的志向，1916年，出身破产家庭的陈毅在新思想的启迪下，考入工科学校，即成都甲种工业学校，读染织专业，立志实业救国。1919年春考取官费留法勤工俭学生。8月14日,陈毅等赴法学生在上海搭乘法国“麦浪号”正式起航。10月10日　到达法国马赛，入华工医院治病，年底出院到巴黎，入蒙达尼学校法文补习班学习，与蔡和森等同学。1920年19岁的陈毅在巴黎施乃德工厂做工8个月，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李富春等组织的工学互助社（工学世界社）。在实际生活中，亲身体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压迫和剥削，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法国工人运动和留法学生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卖国行为的爱国运动，可见，他们是历史长河中激起的时代浪花。

    而同一时期的周恩来，从小学时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到1917年6月在南开学校毕业时与同学们互赠“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的留言,在1917年9月到1919年4月在日本学习期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传到日本，同时由于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周恩来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先后阅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河上肇的《贫乏物语》以及《新社会》、《解放》、《改造》等杂志，同时也阅读了介绍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日本新村主义的文章。在1918年10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从日本留学回国参加五四运动，在1919年9月办觉悟社。1920年1月29日为抗议北军阀政府逮捕抗日爱国学生代表等事被天津警察厅拘捕入狱，“思想颤动于狱中”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周恩来在1920年6月8日写自由体长诗《别李愚如并示述弟》，赠即将赴法勤工俭学的觉悟社社友李愚如。诗中最后写道：“三月后，马赛海岸，巴黎郊外，我或者能把你看。”11月7日，周恩来由上海乘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赴法国，12月13日前后抵法国马赛港。受陈独秀、李大钊委托，旅欧期间负有在旅法华人中发展组织的任务。这群青年汇聚欧洲，在探索民主救国救民的道路，代表着一种时代强音。

    二、从主体性透析：在人民群众与英雄群体的交汇点上。

    共事法国。1921年 6月30日周恩来撰写通讯《旅法华人拒绝借款之运动》，指出：“是直一分赃之借款也。而担保品之重，又关系全国命脉。呜呼国人，尚在睡梦中耶？”，借债一事，周恩来在南开中学作文及旅日日记中就有关注，并指出了危害。

    早在1920年春，陈毅兄弟俩进入“法国200家族”之一的施奈德公司设在巴黎郊区的一个炮厂当杂工。对西欧这一资产阶级革命及工业革命发祥地的实地考察。做工的生活异常艰辛，工作劳动强度大、工资低，但他们不得不打工，维持自己的生活。陈毅兄弟俩住在离炮厂不远的出租房里，自己做饭，主食依然是大面包，偶尔也买点大米煮成软饭，没有菜就拌上酱油吃。在这种情况下，1921年2月，陈毅作为四川学生代表参加争取勤工俭学生“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的“二·二八”运动，却被工厂解雇。斗争有成果后，被安排入圣·日尔曼公学读书。可见，一批批胸怀救国梦的中国青年远渡重洋来到法兰西自由浪漫的土地上，学习新思想、新知识。可“勤工俭学”这个出国留洋的初衷，在现实面前被抛得越来越远。他们依据亲眼所见，对真理做了进一步的求索，并重构了自己的思想。

    再说借债一事，周恩来在1918年旅日日记中指出“算上银价的亏折、经手人的分肥，国家实得也不过半数。至于条件上无形的损失、利权的剥夺，那更不堪设想了”。接着1921年又面临这种情况，满怀悲愤指出：“若是之借款，而欲吾国民之承认，吾国民苟非梦死断无予以‘可’字者。”文章把这次斗争与“二·二八”事件相比，认为“两者均为对付官僚，而其性质则大异：一为生活问题，一为国家问题也”。因此，6月至8月，为反对北洋政府向法国出卖筑路权的秘密借款，陈毅与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等一起，发动和领导了留法学生的爱国运动，在现场，周恩来、赵世炎、李立三、陈毅、徐特立一百数十、刘清扬、袁子贞等三百多人参加由旅法华人各团体在巴黎哲人厅召开的拒款大会。会上宣读了旅法各地华人团体来函来电封，并通过宣言书，号召国内同胞和各国华侨“联合一致以反对非民意之借款”，并请法人“赞助”。在舆论的压力下，吴鼎昌避居英国，法国政府被迫暂时中止。这次斗争暂时取得胜利。

    这里特别说明的是，当时，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中，对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改良主义等各种学说都有人信奉，争论十分普遍也十分热烈。此时的陈毅世界观尚未完全确立，思想上还是大杂烩。而周恩来自旅欧以来，采取各种方式广读博览，涉猎各种学说思潮，以审慎求真的态度“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随着斗争阅历的丰富，特别是与蔡和森、周恩来等相识交往之后，陈毅开始由一个民主主义者逐渐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

    三、认识论规约：在科学认想识与合理定位的交汇点上。

    离别法国。在到法国后的短时间内，陈毅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并经常和周恩来、蔡和森、李富春、蔡畅、李维汉、王若飞等一起讨论中国的前途问题，渐而感到“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现代资产阶级的国家，不过是资本家的事务所”。思想产生了颤动。

    为了寻求真理，为拯救中国于帝国主义的魔爪之下而尽自己的微薄力量。针对1920年9月15日，中、法政府当局不满勤工俭学生发起拒款斗争的爱国行动，指使中国少年监护委员会宣告从本日起，停发勤工俭学生的维持费。在此之前，里昂中法大学也发出通告，拒绝勤工俭学生入学，另从国内招收新生。9月17日—19日　留法勤工俭学生联合会连日召开会议，讨论对策，一致决定“争回里大”。随即通知各地勤工俭学生派“先发队”到里昂去。讨论中，周恩来提醒大家，斗争是复杂的，对方逼我们陷入绝境，斗争要讲究策略，要做两手准备。并建议留下部分骨干负责后方工作和以后的斗争。9月21日清晨，由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陈毅、陈公培、张昆弟、颜昌颐、罗学瓒等一百余人组成的“先发队”冲进里昂中法大学，推选赵世炎为总代表继续与校方交涉。次日，法国当局出动武装警察把“先发队”一百余名成员押到法国兵营中囚禁。留在巴黎的周恩来得知消息后，立即和聂荣臻、王若飞、徐特立等四处奔走，进行营救。可见，这是一群在特殊时期对所进行的特殊战斗有一定的共同认识，为党、为人民建立了鲜为人知的特殊功勋，他们身上表现出的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求真务实的情怀。

    10月13日　在中法政府当局策划下，李立三、蔡和森、陈毅等一○四名代表被强行遣送回国。随后周恩来含愤撰写长篇通讯《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运命》，向国内详细报道中法政府当局对勤工俭学生的迫害。文章疾呼道：“途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须联合起来。马克思同恩格斯合声嚷道：‘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啊！’他们如今也觉悟了，‘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啊！’”对此，陈毅在《我两年来旅法勤工俭学的实感》一文中写道：“法国人民尚有不识字者，大都年在40左右，其普通仅识字而不通文法者极多。推其原故，无求学经费而已。”他“经历了一个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由崇拜到失望的过程，逐渐靠拢马克思主义，靠拢无产阶级”，“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识到搞无产阶级革命的光明前途”。尽管他们的认识多少有局限性，但这是一群站在时代的交汇点，展示时代精神，引领时代发展的治早期革命先驱。

    有了这种斗争经历，陈毅回国后，敢于斗争，1922年1月直至初秋，作为四川留法学生代表回四川，先后向重庆、成都的军政当局请求解决勤工俭学生的经费，均无结果。秋末冬初，回乐至家乡。其间，由蔡和森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春，应聘担任重庆《新蜀报》主笔，撰写大量抨击时弊和鼓动反抗军阀暴政的文章，在知识界和青年中颇有好影响。10月到北京中法大学学习，11月经颜昌颐、肖振声介绍，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结语：在法国，陈毅广泛开展了社会调查，了解一般法国平民的基本情况。通过调查研究，陈毅逐步明白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当货物销路极广的时候，资本便雇过数的工人，以资制造。到销路低落时，便大批取缔出来。常见工人被退出厂的情形，就用‘神情丧失’、‘面若死灰’都形容不尽致，令人表无限同情，觉社会革命是极合道理的事。”“资本家完全为自己利益起见，实毫无人心，我才知欧洲资本界，是罪恶的渊薮。”他由此看清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这是陈毅同志一生中作出的最重要的选择。当他一旦看准了方向，跟着共产党走，下定了决心，“投身革命即为家。”以上这些看法都是周恩来赞同的。陈毅同志入党后，很快投入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先后在北京、四川、武汉从事革命活动，便不再有任何动摇，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毕生精力贡献给共产主义事业，也开启了他回国后与周恩来半个世纪的革命友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作者信息：长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