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台湾问题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历史问题，台湾问题的由来至少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1895年，晚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败后，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将台湾及其附属岛屿统统割让给了日本，这就为日后的台湾问题埋下了伏笔。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台湾一直为日本所占据，直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台湾才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1945年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台湾及澎湖列岛受降主官陈仪将军代表中国政府及同盟国，接受日本投降代表、日本驻台末代“总督”兼第10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的投降。签字仪式后，陈仪即席发表广播讲话，向全国民众乃至世界宣告：“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

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1945年10月25日

    1、蒋介石关于台湾问题的设想

    台湾回归不久，新的问题出现了，国共内战打了3年，蒋介石一败涂地。1949年1月，蒋介石迫于国民党内部反蒋势力的压力下野。但是，蒋介石却迅速地制定了“建设台湾、闽粤，控制两广，开辟川滇”的战略计划，并设想建立一个“北连青岛、长山列岛，中段连接舟山群岛，南到台湾、海南岛”的海上锁链，使其成为封锁、包围以至反攻大陆的战略基地。 

    为了实现上述计划与设想，蒋介石做了一系列精心准备。他任命干女婿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命长子蒋经国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蒋介石将重兵集结在长江下游一带，并在金门、马祖一带设防，在定海加紧修建飞机场，以便国民党军队顺利撤退台湾。还在台北设立了东南军政长官公署，负责苏、浙、闽、粤、海南等地的军事与政治活动。同时，蒋介石将上海中央银行的大批黄金、银元和美钞秘密运往台湾，并设立台湾区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管理台湾经济。随后，蒋介石将国民政府“转移”到了台湾，新的“台湾问题”便自此产生。

蒋介石、宋美龄、谭祥、陈诚

    注：谭祥为晚清会元、陆军大元帅、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之女，蒋宋之干女儿，其夫陈诚为蒋宋所选。

    据1990年1月8日《人民日报》历史资料称：国民党撤离大陆前先后3批实际运去台湾的黄金共277.5万市两，银元1520万元。这批黄金为蒋介石经营台湾、搞金融改革等打下了重要基础。蒋经国说：这钱为“同胞血汗之结晶”，不能资共。“如果说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哪里还有今天这样稳定的局面。”不过，这钱来的并不光荣，连蒋经国自己都说：“每一个铜钱敲开来都是血。”

1990年1月8日《人民日报》

    2、毛泽东关于台湾问题的谈话

    1949年2月1日至3日，毛泽东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在西柏坡见面时曾说：“目前，还有一半领土尚未解放，比较麻烦的有两处：台湾和西藏。其实，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同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一个美国问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这样，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杂，解决它更需要时间。”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谈到台湾问题。此时，解放战争还并未结束，尽管国军败局已定，但是大陆仍有大片的领土尚未得到解放，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就已经提出解放台湾的问题，的确是高瞻远瞩。

    一个多月后，台湾问题在中共中央的议程里被正式提及。3月，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即将成立的华东局管辖范围，毛泽东提出：“还要加上台湾。这地方很应该注意。”当时，美国是否可能直接派兵支持国民党政府，还是一个未知隐患。斯大林甚为忧虑，毛泽东、中共中央也不能不保持高度戒备。

1949年2月1日，在西柏坡，毛泽东会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
右起为毛泽东、师哲、米高扬、伊万·科瓦廖夫

    在毛主席的指示下，新华社于3月15日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文章，3月16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这篇社论。这也是中共方面第一次公开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1949年4月下旬，人民解放军跨过长江天险。南京解放之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根据国民党军兵力部署的实际，决定立即研究解放台湾的问题。

    1949年，蒋介石退入台湾后，美国是否可能直接派兵支持国民党政府，还是一个未知隐患。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意见，第二野战军领导人邓小平于3月14日给刘伯承、李达发电报，要求二野渡江之后，“两年内留华东，不作新的机动”。若如此，东部将成为国共双方主要的对峙战场。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乘车在西苑阅兵，随后进驻北平双清别墅

    5月中下旬，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向上海发起总攻。美国方面出于对国民党政府极度的失望，没有作出任何反应。面对比预想快得多的军事决战胜利，毛泽东决定改变原来的战略对策，他决定：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用一野进军西北，四野直捣两广，二野进军四川，在西南全歼国民党军队的最后主力；只把三野放在东南，一方面严守对外的门户，一方面准备进攻台湾。

    1949年5月中旬，党中央决定由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出发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关于是否向苏联提出协助进攻台湾的技术手段问题，建议刘少奇在代表政治局给斯大林的信中，试着提出请苏联出动空军和海军援助的问题。

    1949年6月14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军委致粟裕等将领并华东局“研究夺取台湾的问题”的电报。1949年6月21日毛泽东起草了致华东局和粟裕等将领“帮助二野西进、准备占领台湾”的电报。

    在毛泽东原本的战略中，新疆尚未列入进攻的主要方向，西北战争取得胜利后，协助一野进军西北的贺龙第十八兵团、杨得志第十九兵团应调回东部。他甚至考虑调彭德怀回来统一指挥二野、三野进攻福建和台湾。

    但是，秘密访问苏联的刘少奇向国内传达了斯大林的意见，“不应当拖延占领新疆的时间。因为拖延会引起英国人对新疆事务的干涉”。斯大林的意见不是可以忽视的。毛泽东得知后立即要刘少奇通知斯大林，中共同意尽快占领新疆。这样一来，彭德怀在取得西北地区战略决战胜利后，还必须继续向新疆进军，东部暂时得不到应有的支持。

    当时在西南投入较大兵力也有一个国际原因，已经成立的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胡志明来电，担心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会逃到越南，对正在解放国土的越南军民造成很大威胁。毛泽东为此特别致电林彪，要他部署程子华、陈赓部队切断敌人经云南逃往越南的道路。

    毛主席原先要求二野“两年内留华东，不作新的机动”，显然是为攻台做准备的。

毛主席关于西藏问题的电报手稿

毛主席题词：一定要解放台湾

1949年6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
图为刘少奇同代表团成员高岗、王稼祥在莫斯科合影

    1949年5月下旬，“上海战役”刚刚结束，中央军委就开始筹划“台湾战役”，责成第三野战军代司令员栗裕组织部队作好攻台准备，栗裕被任命为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任。当时，因华东许多地区尚未解放，已占地区又需分兵剿匪守卫，难以调集大量的兵力专门作攻台训练，所以仅抽出第九兵团进行攻台的训练，并兼任上海地区的警备。

    但是，进攻台湾所要解决的困难实在是超乎想象，如一野、二野、四野分兵西进，东部兵力将会严重不足。粟裕给中央的电报指出：“目前台湾守军约7个军20万人，如果想要保证对台作战能够顺利地进行，三野必须全部都要到位，甚至后勤人员也不能缺少，至少要五十万人才能够有底气。”但这还未提及大战所需海空军的问题。 后来，蒋介石为确保台湾，从舟山和海南撤回台湾近20万人，总兵力达40万人，双方兵力基本接近，但要加上130公里到260公里宽的台湾海峡，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不久，对台情报工作也提上了日程。根据中央关于攻台的时间要求，华东局开始部署解放台湾任务，其中一项就是情报和策反工作。为了给解放台湾准备力量，1948年7月1日中央军委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政大学（前身为晋冀鲁豫军政大学），从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中抽调一批台籍战士到华北军大台湾队培养。之前，1947年5月，160多位台籍战士经过选拨，被送往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台湾队学习，即后来的华北军大台湾队学习。学员中一部分为原驻台国军“整编70师”，该师1946年12月赴大陆，1947年1月9日在山东“巨金鱼战役”中被全歼，其中被俘台湾籍士兵选入华北军政大学台湾队。1949年9月，华北军政大学台湾队毕业前改称第三野战军台湾队，学员毕业后进入三野，准备参加解放台湾。除此以外，三野内部也选出了一批台湾籍、或者在台湾有亲友的干部进行培训，具体由三野联络部副部长、情报处长徐宗田（建国后任南京炮兵工程学院副院长）负责。于此同时，中共华东局女交通员朱枫、三野情报处马克勤和王芸仙、马克余（笔者岳父、岳母、二叔）也被先后派往台湾台北和高雄。

    为保证攻台需要，上级要求尽量缩短对准备赴台人员的培训周期，一是可以减少被敌人破坏，二是让他们能尽早进入台湾，将来可以配合解放台湾作战。一旦蒋介石到台湾之后进行严控，进入台湾的机会就越来就越少了。

华北军大台湾队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献旗

    1949年9月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会上，台盟盟员林东海（右二）、林云（王正南，左二）与战友陈增坤（左一）、廖先景（右三）、郑森洲（右一）等代表华北军政大学台湾队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献旗，表达“打到台湾去，解放全中国”的决心。1948年至1950年，林云在华北军政大学学习和任教。照片收录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纪念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秘书处编，1949年）。图片说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台湾队献旗”。

    1949年11月1日，华北军大台湾队在长辛店举行毕业典礼。谢雪红、林铿生、杨诚等陪同朱德看望台湾队学员。朱德讲道：“台湾队的同学毕业后，要打回台湾去，这是同学们的希望，也是同学们的光荣任务。我们一定要解放中国所有的领土，包括台湾在内，大家必须明确台湾永远是中国人民的。”

    《大公报》1949年11月14日报道《向台湾进军！华北军大台湾队毕业，朱总司令、谢雪红讲话勉励》，其文记“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谢雪红说：目前的台湾，由于反动派还在那里作最后的挣扎，施行残暴统治，人民的生存已受到严重的威胁。因此，台湾人民都在迫切的期待你们，赶快打到台湾去，解放你们的父母妻子兄弟姐妹和你们的朋友”。

华北军大台湾队毕业，朱总司令、谢雪红讲话

    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敌工部副部长、原在1949年4月7日举行“嘉兴起义”的国防部预干局（局长蒋经国）代局长贾亦斌少将回忆说：“起义失败后，我辗转到了丹阳三野司令部，受到了陈毅、刘晓、曾山的亲切接见。6月任上海公安局干部训练班副主任（公安局副局长杨帆兼主任），任务是培训保卫人员。” 

    “1948初，贾亦斌到过台湾，拜会过彭孟辑，两人均是湖北老乡。此去受蒋经国所托，安排新任台湾凤山青年军第37军军长廖慷上任一事。事毕后，廖慷陪我到台北、基隆、台中、台南、高雄等处访问，对台湾情况有所了解。1950年1月调任三野9兵团联络部任台训团团长，参加解放台湾的准备。4月担任华东军区粤港工作组组员，前往广州、香港从事秘密对台工作。在香港身份暴露后于12月撤回上海。随后任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敌工部副部长（部长张云增）。主要任务是向台湾派遣秘密人员，先后曾派张丽曼（台湾学者王晓波的母亲）、徐洪涛（蒋介石机要室副主任）赴台，意图策反蒋坚忍（蒋孝全，台湾陆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蒋介石堂侄），张、徐二人后来均被国民党逮捕杀害。”据此可见台湾情治工作之严密，对捕获的中共地下人员均处以极刑，毫不手软。      

    实际上 ，从1949年5月20日起，台湾宣布全省戒严后，进入台湾就已经很困难了。但当时有百多万人的国民党残军和家属陆续退入台湾，岛内一片混乱，尚有机可乘。到了下半年，台湾岛内开始加强了治安，局面渐趋稳定。如非特殊，进入台湾岛就几无可能了。从后来的情况看，华北军政大学台湾队、三野联络部训练的这批学员和情报特工，并未能按计划进入台湾本岛，只在沿海岛屿的解放和其他领域中发挥了作用。

    1949年5月25日解放军21军61师（师长胡炜）183团解放了蒋介石家乡宁波奉化溪口。61师占领溪口后，毛主席和上级均要求部队保护好蒋介石故居，不得损坏。“金门之战”失利不久，61师参加了 1949年11月3日开始的“登步岛战役”，类似情况又出现了，61师虽勇猛异常，但损失惨重。幸亏胡炜处置妥当，撤退及时，否则战况极其危险。“登步岛战役”61师虽划归22军指挥，但英勇和灵活仍然是该部队的灵魂，此战“虽败犹荣”，但我军的“海空”短板也暴露无疑。

1949年5月20日台湾省戒严一号令

    3、蒋介石退守台湾的原因

    1949年2月，国民政府的行政院曾发一封致南京市政府的电文：“共军军事行动仍复进逼无已，爰经决定迁政府于广州，兹已于本月五日正式在广州办公。”国民党政府机关决定南迁。政府的一级部门（行政院、国防部等）是必定要迁的，但二级以下部门，不太重要的部委，对于是否南迁吵成一团，大量的公务人员被遣散。

    1948年12月10日，国共大战已见分晓，南京城里人人都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南京市政府发出了“关于疏散职员眷属之训令”。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去了家乡溪口。李宗仁“代总统”搬进了总统府，但这时的国民政府，已经不成样子了。1949年1月2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孙科宣布遣散百分之80的公务员工。解放军渡江后，蒋介石开始考虑向何处去了。

    此时，蒋介石想起了三个人对他说过的话：

    第一是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曾告戒于他：“内战不出湾，外战不出川”。此话的意思是，在外部战争中，中国的防线不会退到四川以外的地方；在内部战争中，中国的防线不会退到台湾以外的地方。这句话反映了四川和台湾在中国历史和地理上的重要性。四川因其复杂的地形，易守难攻，被视为重要的战略要地。而台湾则是蒋介石政权最后的避难所，象征着中国内战的最后防线。

    第二是蒋介石宁波老乡、“军师”张其昀（浙大教授、历史地理学家，号称“陈布雷第二”）在1949年向蒋介石提出东撤台湾的几项建议：

    台湾地处中国东南，北回归线贯穿宝岛，这里有着适合动植物生长的热带、亚热带气候，物产丰富、土地利用率高、农产品可以满足军民需要；台湾内部交通便利，源于日本占领期间打下的基础，用心经营的话，经济崛起不是难事。

    台湾与大陆有着海峡相隔，十分利于防守，又处于太平洋西缘，台湾还能把控太平洋西航道，与美军远东防线相衔接，一旦爆发军事冲突，美国不会置之不理。

    台湾在日本殖民统治下五十多年的民众，对于国民党政权有着天然的归属感。

    台湾岛上还没有出现太多共产党潜伏人员，尤其经过“二二八事件”后，社会秩序得到整肃，四面环海形成的相对封闭环节，对于国民党当局极其容易镇压社会不稳定因素。

    综上，张其昀认为“国民党的去路，上上良策是退守台湾。”此说不无道理。

    第三是1948年6月26日，蒋经国给父亲蒋介石写过一封家书，在信中，他建议蒋介石力挽狂澜之余，一定要做好后退的打算。特别是那句“有广东，方有北伐之成功，有四川，才有抗日之胜利，而今后万一遭受失败，则非台湾似不得以立足”，这应该是蒋介石收到退守意见里最为中肯的。从时间上来看，蒋经国提出建议时正是蒋介石准备建设台湾的开始，面对自己的至亲也是继承人，蒋介石非常看重蒋经国的建议。

    最后，蒋介石也没忘了自己在台湾讲过的话：1946年10月25日，在庆祝台湾光复一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台湾各界对蒋氏夫妇的到来表达了热烈欢迎。在他看来，多年的革命奋斗以及八年抗战，能够赢回台湾就是值得的，正如他在大会上说的那样：“中央爱护台湾，远胜于全国其他任何一省，今后更应该刻苦努力、团结合作，扩展先烈爱国革命的精神与毅力，同心一德建设新台湾，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中国！”台湾民众的热情始终让蒋介石印象深刻，他也因此对台湾有了全新的认知。

    蒋介石最终认为：“有台湾在，即使大陆尽失，也可以复兴”，因此决定去台湾了。他命令自己的心腹陈诚担任台湾省主席。又任命自己的长子蒋经国担任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但在去台湾之前，蒋一直住在台湾海峡中流的澎湖群岛，并没有到台湾本岛。一直到1949年5月21日，陈诚、蒋鼎文、俞鸿钧三人亲自去拜谒蒋介石，蒋才准备去台湾本岛。5月26日，蒋介石赶赴台湾，他乘坐的美龄号飞机在上空绕了很长时间，并没有去陈诚控制的台北，而是去了台湾防卫司令孙立人控制的高雄市。

蒋介石、张其昀

    此前，5月17日，身在舟山定海的蒋介石给台湾省主席陈诚发去电报，通知陈诚，他不日准备从舟山飞往台湾。在电报发出后，蒋没有等到陈诚的及时回复，他陡然起了疑心。尽管陈诚数十年效忠于他，但急剧变化的局势让他十分不安。于是，蒋介石临时改变了去台路线，决定经由高雄入台。因为在那时候，陈诚虽然是台湾省主席，但高雄还没有划入他的管辖之下。

    5月26日，蒋介石乘坐专机抵达台湾高雄，他并没有因为到了自己的“地盘”就放心了，甚至于飞机靠在了停机坪，还不敢迈下飞机。这一天，孙立人（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台湾防卫司令、二级上将）、彭孟缉（高雄要塞中将司令）专门到停机坪迎接蒋介石，他们眼巴巴地翘首张望，却久久等不到蒋介石从飞机上走下来。

    孙立人跟随蒋介石多年，很能揣度蒋的一些想法。此时，他猜到蒋不敢下飞机是出于紧张，便直接走上飞机，向蒋介石报告：“这里都是自己人”。蒋听了孙立人的话，问：“我在此地安全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蒋介石带着对前途和命运的不安，带着对台湾未来不确定性的迷茫，心情沉重地走下了飞机。

    另据蒋介石侍从秘书徐复观回忆：“蒋公由溪口到高雄，预定在寿山小住，孙立人往迎接，蒋公下军舰时的第一句话是：“我在这里住，没有人讲什么吧？”孙对徐说：“当时我听到这句话，眼泪就要流下来，立即答复，这是中国领土，我在这里负军事责任，谁敢讲什么？”上述情景，他不止和我讲一次。”后来，徐复观也去寿山晋见了蒋介石，并提出有关改革组织的建议。

    蒋介石到台湾后，立刻让蒋经国重整国民党的特务系统，并重建军队的政工制度，命蒋经国兼任国防部政治部主任，进一步控制军队。与此同时，蒋介石还让蒋经国掌握了至关重要的情报和特务机关。1949年7月，蒋介石在高雄组建了“政治行动委员会”，蒋经国担任秘书长负责情报和治安工作。1950年又建立了“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由蒋经国全面负责。原军统元老、国民政府警察总署署长唐纵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资料组组长、特别行动委员会主任委员”。

孙立人和麦克阿瑟握手，一侧为蒋介石和蒋经国

    “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是指挥全岛的“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法务部调查局”（内务部调查局)、“国防部保密局”、“军事情报局”以及“中央党部”、“社会部”、“海外部”等部门的特务机构，特工人员在蒋经国管理之下密布台湾，人数增至五万人以上。

高雄寿山西子湾蒋介石行馆   

    台湾省主席陈诚的主要任务是控制局面，保持台湾安定。他规定大陆民众撤到台湾必须凭“入台证”才准入境，军队撤到台湾必须缴械才能上岸。1949年5月20日，解放军打到长江以南后，他又宣布台湾戒严。这一系列隔绝措施，避免了国民党在大陆崩溃时的混乱局面蔓延到台湾。同时，陈诚主导了“三大新政”振兴台湾经济，这三大新政分别是：台币改革，土地改革，扶持民营企业。逐渐，台湾局势得以稳定。         

    1949年12月8日，国民党台湾当局“行政院”迁台北，并于第二天正式办公。12月1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也迁台北。台湾当局不甘心在大陆的失败，全力进行战时动员，表示要坚决反攻大陆，与中共解放台湾的战略决策相抗衡。这样，海峡两岸的关系处于武力对峙的紧张阶段。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公开地指使各方上“劝进表”，逼李宗仁退位。1950年2月21日，蒋介石指使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向李宗仁发出最后通牒，限李宗仁3日内返台，否则便算其放弃“总统”职权。由于李宗仁未能遵守蒋的时间表，国民党中常会便于2月23日决议，请蒋早日复“总统”职。2月24日，“立法院”召开会议，331名“立法委员”一致通过了请蒋介石复“总统”职的决议。3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总统府”宣布复职视事，并发表复职文告，鼓吹要“扫除中共，光复大陆”，重建三民主义之民有民治民享国家。

    之前，1949年11月28日，蒋介石派朱家骅、洪兰友到港，把11月27日蒋介石在重庆林园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常会所作的决议交给李宗仁。

    决议文如下：“以当前国家局势之严重，西南战况之艰危，中枢不能一日无人主持。仍切望李代总统宗仁同志迅返中枢，力疾视事。万一为病势所不许，再请总裁复行总统职权。”1949年11月29日李宗仁让程思远去新宁招待所，把住在那里的朱家骅、洪兰友二人接来太和医院，当面告诉他们：“本人具有法统地位，不受中央常会决议的约束。”朱家骅等闻语面无表情离去，蒋李关系从此绝矣！

    1949年12月2日，程思远向财政厅长韦贽唐提取了15万美元，作为李宗仁赴美旅费。程思远同时向香港泛美公司办好包机手续。程思远还在叶公超那里办好了随行人员的护照。1949年12月5日，李宗仁从香港飞往美国，入纽约长老会医院，彻底治疗他的胃溃疡。在启德机场，李宗仁留给了程思远一封信，让他转交给白崇禧。

    李宗仁信中说：“希望白尽速集结主力，脱离接触，退到海南。只要兄能控制海南局面，弟病愈后即力疾归来与兄共同奋斗。”显然，白崇禧主力如能退守海南，李宗仁是准备回来的。

    4、朝鲜战争与台湾问题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第二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驻日本美国远东空军协助韩国作战，27日再度命令美国第7舰队驶入基隆、高雄两个港口，在台湾海峡巡逻，阻止解放军解放台湾。美军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将台湾划入了美国的战略保护圈，从而让惊慌不定的国民党残余力量在台湾立住了脚。

    其实，关于朝鲜战争问题早有人看透，这人就是国民政府驻韩大使邵毓麟，国民党外交奇才，外号“小鲁肃”，曾任蒋介石侍从秘书，与徐复观同在侍从室六组工作。1949年6月29日，邵毓麟对蒋介石说“整个大陆的沦陷，只是时间的问题。” 

    邵毓麟的第一句话就镇住了蒋介石，因为从来不敢有人这么说。邵毓麟作为朝鲜半岛问题专家，说的话自然离不开朝鲜半岛，而朝鲜半岛的命运自古就跟中国密切相关。邵毓麟说：“朝鲜半岛南北对立，早晚必生战端。只是不知道在何时爆发，如果朝鲜半岛的战争爆发在共产党进攻台湾之后，则一切休矣。但是如果战争爆发在共产党进攻台湾之前，那么朝鲜半岛就会引来国际的干涉，那么在各国干涉朝鲜半岛的过程中，顺手就会解救了台湾，国民党在台湾就会转危为安。”邵毓麟之判断不可谓不准。

    对于台湾问题，原中联部副部长王力回忆说:“毛泽东同我讲过，这是我党七大后所犯的第一个大的历史错误。当时，蒋介石在台湾立足未稳，美国人也从台湾撤走了第七舰队，本来是解放台湾的最好时机，但是我们丧失了时机。我们只看到胡宗南在西南还有大军，于是二野分兵去了西南，三野又要守备大城市和扫清残敌，所以没有把二野三野集中起来解放台湾，而是以劣势兵力在金门打了败仗。这样蒋介石在台湾的棋下活了。在大陆，蒋介石输了，我们赢了；在台湾，我们输了，蒋介石赢了。这是一个大的历史错误，是不能挽回的错误。但是我们同蒋介石还有两个共同点，第一中国要独立，第二中国要统一。这个统一就不能不是长期的了。”

    后记：

    王力回忆中说，毛主席讲“美国人也从台湾撤走了第七舰队，本来是解放台湾的最好时机”。而美国第七舰队是在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后才撤出台湾的，这句话是指什么时候的事呢？根据文献，笔者认为这应该是指美国第七舰队从青岛撤离的事，那时第七舰队并没到台湾海峡，因此可以说是解放台湾的最好时机。

    美军登陆中国青岛的历史原因是什么？国民政府和中共对美军占领青岛持何种态度？

    1945年10月9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6师在青岛登陆，10月11日至12日，2.7万名美军相继在青岛码头登陆。1945年11月，国民党第8军李弥部由第七舰队护航在青岛登陆，完成在青岛对日军事接收。1946年5月13日，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抵达青岛。从1945年到1949年，美军盘踞青岛达4年之久。

    1946年11月，美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青岛海军基地秘密协定》，自此美方在青岛驻军获得国民党政府的正式承认，青岛成为美军在远东的主要海军基地。

青岛附近海面的美军舰队舰只，1948年

    1948年9月，解放军发起济南战役，仅用8天解放济南，国民党在山东的最高军事长官王耀武被俘。于是，青岛成为国民党在山东的军事孤点。这样一来，美方迫切需要考虑在青岛的去留问题。

    美方经过紧急磋商，认为解放军拿下济南后，完全有能力占领青岛。如果美军继续坚持在青岛驻军，将会冒着与中共开战的危险，这无疑会损害美方的利益。因此，美军选择从青岛撤退。

    根据毛泽东指示，1949年5月3日，解放军山东军区决定集中兵力，对青岛发动威胁性攻击，在与国民党军作战中不主动进攻美军，只有当美军直接参加作战时，才予以自卫还击。6月2日青岛解放，在整个青即（即墨）战役中，美军未放一枪一炮，解放军也未向美军发起攻击。据称，美国对长期占据青岛海军基地曾持有幻想，甚至准备将青岛作为与中共打交道的筹码，驻青美军并不想与解放军发生冲突。

    1949年5月25日，随着解放军逼近，驻青岛美军（含第七舰队舰艇）全部撤离青岛港。舰队先驶离领海进入公海，最终主力撤回日本本岛及关岛等美军基地，彻底撤出中国大陆。第七舰队从青岛撤离后，也未跟随国民党军撤往台湾或厦门，而是直接返回西太平洋美军控制区。

    1950年6月27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第三天，第七舰队才再次进入台湾海峡。从1949年5月25日到1950年6月27日，一年多时间里，台湾海峡并没有美军军舰进行干涉，这的确是解放台湾的大好时机。

    注：作者系原东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