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22日，开国元勋贺龙元帅诞辰130周年的纪念活动在北京朝阳区建外SOHO东区荟掌柜会议室举行。人们怀着激动的心情，深情缅怀贺龙元帅光辉伟大的革命人生。

    130年前的3月22日，贺龙诞生于湖南省桑植县城北洪家关的一户贫农家庭。从小崇尚正义的他，在革命思想的引领下，走出了家乡，走进了大革命的腥风血雨，走上了为国家谋富强、为民族谋复兴的革命道路，百折不挠，九死无悔。

    孙中山盛赞贺龙：“边徼久戍，艰苦逾恒，而壮志不渝，忠诚自矢，此真可为干城之寄”。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同志在三湾改编时这样动员革命军将士：“贺龙用两把菜刀闹革命，现在当军长。我们现在不止两把菜刀，还怕干不起来吗？”解放战争时期，他称赞说：“贺老总忠于党、忠于人民，是守卫边区后方的‘萧何’”。

    1943年1月7日，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在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专门作了《向贺龙同志学习》讲话，认为贺龙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是“一个真正身经百战的勇士，有指挥战争和建设军队的丰富经验”，而且在于“他对革命对党的一贯忠诚的态度。他有百折不挠的精神，不因为斗争失败而气馁”。

贺龙元帅与毛泽东主席1960年合影

    贺龙之女贺晓明认为：“两把菜刀闹革命开始，一直到他领导南昌起义，他曾经大起大落是6次。6次的考验和锻炼，对于一个人来讲，如果没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坚持不下去，绝对坚持不下去。……在我看来，父亲心里很宽广，从小心里就装著老百姓的事。虽然他没有什么理论，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但是做的事是得人心的。”

    纪念活动在《义勇军进行曲》歌声中拉开序幕。

    向贺龙元帅诞辰纪念活动发来致辞以及出席活动的领导和嘉宾有：陈毅元帅之子陈昊苏，周恩来总理之侄周秉和，刘伯承元帅之子刘蒙将军，开国上将陈士榘之子、八路军研究会名誉会长陈人康，朱德元帅外孙刘武，彭德怀元帅侄外孙张峰，贺龙元帅孙女贺明卿、曾孙贺一鸣，井冈山根据地重要创建人陈正人、井冈女红军彭儒之女、井冈儿女联谊会创会会长陈宜生，中国第一个布尔什维克任辅臣烈士之孙、中共满洲特科和满洲特委秘书长赵唯刚亲属后代任公伟、刘晴羽夫妇，原第二炮兵某基地副司令员万忠林少将，开国上将朱良才之女朱筱秋，开国上将韦国清之子韦肖毅，原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李一清之女李小荣，开国上将周纯全儿媳杨晓明，开国上将甘泗淇、开国女将军李贞侄外孙女蒋永红，开国中将谭冠三之子谭戎生，开国将军魏传统之女魏兰，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贺龙警卫连长黄霖之女、俄联邦国防部“铭记祖国烈士”纪念勋章获得者罗解难，开国将军李懋之之女、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副会长李莉莉，开国将军栗彬成之女栗斌斌，“兵工泰斗 统战功臣”刘鼎之子刘文山，八一将士后代、外交部原副部长徐以新之子陆放，红军、抗战将士后代陈德延、凌丽、张克明、黄江週、何利平、何知礼等，革命英烈后代孟春宇、张义惠、何笑冰，新华社内参部副主任杜刚，老兵方阵系列活动组委会副秘书长孙惠军，火箭军老兵、邮简发布平台负责人余滨，北京抗大光荣传统研究会会长杨庆生，退休军官张俊亮、马呈来、朱魏、周建国等，北京红肩章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李阳，欧美同学基金会理事贺燕燕，贺龙元帅特型演员司马云青，雷锋杂志社雷锋宣讲团团长卜金宝，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永琴，军旅书法家南金荣、杨耀，军旅雕塑家赵军安，中国抗衰老促进会副理事长刘星，媒体资深记者只恒文、郭海鹏，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项目负责人孙超等。

    纪念座谈会由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会员、世界反法西斯和平文化中心倡建发起人胡山主持。

    陈毅元帅之子、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原会长、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原会长陈昊苏赋诗《纪念贺龙元帅诞辰130周年》：“春来三月长相忆，贺帅忠贞主义诗。举火南昌初创业，恒年血战立功时。领先奋斗千秋史，不朽丰碑万众知。华夏腾飞英魂慰，兴邦伟业最神奇。”

    刘伯承元帅之子刘蒙将军深情挥亳致敬贺龙元帅：“铁血戎马，气吞山河”。

    贺龙元帅的孙女贺明卿、曾孙贺一鸣向纪念座谈会发来致辞表示，今天是贺龙元帅诞辰130周年。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共同缅怀老人家。他一生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事业鞠躬尽瘁。毛泽东主席曾评价贺龙元帅：“对党忠诚，对敌斗争坚决，联系群众。”贺老总的坚定信念与崇高精神永载史册。“承蒙各位深情追思，使元帅精神得以薪火相传。值此缅怀之际，谨代表家人，向莅临现场的各位来宾致以诚挚的感谢！”

    1975年6月9日，在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恩来总理深情谈到：“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做出重大的贡献。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他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

    周恩来总理之侄周秉和代表家人向敬爱的贺龙伯伯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缅怀。“我从小在伯父身边长大，耳濡目染，深知他与贺龙元帅之间那种超越生死、跨越岁月的革命情谊。这份情谊，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也是留给我们后辈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伯父和贺龙元帅的友谊，始于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当时周恩来受中共中央指示，代表中央前往南昌领导八一武装起义。两位互相慕名的朋友在九江一见如故。他们促膝长谈，就起义行动的方针、方案等进行筹划。”

    贺龙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比很多的共产党人还要革命坚决，表示坚决要跟着共产党干，再怎么失败都要再干，一定要把革命搞成功，打倒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南昌城头的枪声，将两位年轻而坚定的革命者紧紧联系在一起。从那时起，他们便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后来经过各种斗争，我们终于取得了胜利。”

南昌起义纪念馆“一代英豪”雕像。左起：叶挺、刘伯承、周恩来、贺龙、朱德

    “起义部队南下时，很多指战员虽不是共产党，但都特别愿意入党。9月初部队路过瑞金时，一大批革命指战员通过周恩来及其战友介绍加入了共产党。贺龙说，如果说起义打仗的时候顾不过来，现在南下了，总该有时间发展本人入党吧？他坚决要求入党。”

    周恩来和周逸群提议同意贺龙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前委通过了这一提议。周恩来在贺龙入党仪式上讲话指出：“组织上对贺龙很了解，贺龙同志由一个贫苦农民经过斗争，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很不容易。多年来，贺龙同志积极追求真理，是经过考验的，是信得过的。”“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1937年3月，红二方面军在陕西铜川陈炉镇召开党代会。前排右起：贺龙、朱瑞、李井泉、王震、关向应、贺炳炎、甘泗淇。后排左起：张子意、刘亚球、廖汉生、朱明、陈伯钧、卢冬生
“很多南昌起义指战员都不甘心失败，还要再干，尤其是贺龙同志。中央本打算派他到其它地方去工作学习，贺龙说他哪儿也不去，要回家乡凭自己的两只手和一个脑袋，继续干革命。他的影响力巨大，回到湖南老家后，从一个兵都没有到发展成立红四军，成为该军总指挥，后来又发展成为红二军团，长征时与由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会合，之后又担任由红二、六军团和32军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

    建国后，周恩来总理日理万机，贺龙元帅则致力于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和国防建设。“他们见面时，谈的是国家大事，系的是人民冷暖，那份默契与信任，是几十年革命情谊的自然流露。”周秉和表示，回望历史，贺龙元帅那两把菜刀闹革命的传奇，那征战沙场的英姿，那爽朗的笑声，仿佛就在眼前。他与伯父周恩来以及千千万万革命先辈一起，用热血和生命为革命铺就道路。他们虽然都离开了我们，但其革命精神不朽。他们未竟的事业，我们继续；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我们代代相传。

    中华英烈褒扬事业促进会理事、八路军研究会名誉会长、开国上将陈士榘之子陈人康致辞表示，父亲陈士榘每当提起贺老总，言语间总是充满敬意。他多次对子女们讲，贺老总不仅是开国元勋，更是他人生道路上的良师益友。陈士榘对贺老总的坚定革命信念和卓越军事指挥才能耳濡目染，深深敬佩。贺老总的英名始终与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紧密相连。南昌城头的第一声枪响，他是卓越的总指挥；湘鄂西根据地的艰苦开辟，他是核心领导者。他“两把菜刀闹革命”的传奇故事，早已成为激励无数后来人投身革命的佳话。在长征路上，他坚决拥护党中央，与分裂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展现了一位共产党人无比坚定的政治立场。

    陈人康指出，我们纪念贺龙元帅，就是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学习他勇于担当、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学习他心系人民、服务人民的根本宗旨；学习他光明磊落、坚持真理的崇高风范。作为革命后代，我们更应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荣传统，将他们的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朱德元帅外孙刘武致辞谈到，纪念贺龙元帅诞辰130周年,眼前仿佛又浮现出爷爷朱德生前谈起贺老总时，那眼中闪烁的亲切光芒。“他们之间的情谊，早已超越了普通的战友关系。那是从硝烟弥漫的南昌城头就开始的生死相依，是从长征路上的雪山草地间就开始的相互支撑，风风雨雨，出生入死，铁血并肩，肝胆相照。爷爷曾多次深情谈起，贺老总这个人，心里永远装着党，装着人民，装着革命事业，唯独没有他自己。”

1938，贺龙与毛泽东、朱德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台上交谈

    “这份友谊，是弥足珍贵的信任与担当。在那些风雨如晦的岁月里，他们一个沉稳如磐石，一个豪迈如烈火，性格虽有不同，但救国救民的初心、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守，却让他们成为了最知心的同志。爷爷敬重贺老总那股子‘两把菜刀闹革命’的冲天豪气，更敬重他无论身处顺境逆境，始终不改其志、不夺其节的铮铮铁骨。贺老总对爷爷的尊重与支持，也从未因任何艰难困苦而动摇。他们的心，始终紧紧贴在一起，共同跳动着革命的脉搏。他们之间的情谊，没有半点虚饰，纯粹得像延河的水，深厚得像太行山的石。”

    彭德怀元帅侄外孙张峰分享了彭老总、贺老总在西北战场里结成的战斗友谊。“我母亲是彭梅魁。从小听长辈们讲述两位老总的故事。在我心里，外公与贺龙爷爷的友谊，从来不是酒桌上的推杯换盏，而是西北战场上炮火淬炼出的生死与共——是‘前方打仗’与‘后方托底’的默契，是‘党性原则’与‘袍泽情义’的交融，是两位共产党人践行‘革命高于一切’的真实写照。”

彭老总与侄女、侄子们留影。右二为彭梅魁

    1947年，国民党对陕北发动“重点进攻”，延安危在旦夕。按编制，陕甘宁边区部队本应由贺龙指挥，且大多是贺龙一手带出来的——从湘鄂西的红二军团，到抗战时的120师。但当时贺龙远在晋绥前线。党中央、毛泽东决定由彭德怀统一指挥陕北部队。贺龙得知后，当即表态：“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哪个人的。”这一让，让出了共产党人无私的党性。“外公彭德怀常说，旧军队里‘兵随将走’是天经地义，可在共产党的队伍里，一纸调令就能让生死与共的部队换了指挥，这是信仰的力量，也是两位爷爷的默契。”

    西北战场最艰难的时候，彭德怀手里只有2.8万人，却要对抗胡宗南的20万精锐。他经常找贺龙协商粮草、兵源、弹药等问题。打蟠龙时，部队炮弹打光了，贺龙连夜把晋绥军区仅存的炮弹装车，甚至把自己警卫连的步枪都调了过去，还亲自到兵工厂督促。后来彭德怀说：“贺龙爷爷是不顾一切地支援西北战争，没有他在后方撑着，我彭德怀在前线寸步难行。”张峰说，“两位爷爷，一个在前线，一个在后方，默契配合，把西北野战军变成能打硬仗、恶仗的钢铁拳头。”

    解放后，有人送来描写西北战场的剧本，彭德怀对编剧说：“你们要多写贺龙同志！他动员新兵、办医院、搞粮食，亲自到部队做宣传，没有他的后方，我打不了那些胜仗。还要多写陕北的群众和战士，少写我。”彭德怀一辈子不居功，但对贺龙的贡献，却经常挂在嘴边。他常说：“贺龙是个厚道人，能打仗，更能顾全大局。”两位元帅的友谊从来不需要说什么漂亮话，而是在“你需要时我就在”的行动里，在“功劳归你，责任我担”的默契里，在“一切为了革命胜利”的信仰里。

    张峰谈到，“如今，西北的硝烟早已散去，但两位爷爷在窑洞里的彻夜长谈、在电报里的字字千钧、在战场上的彼此支撑，却成了人们代代相传的故事。他们的友谊，是共产党人最纯粹的情谊——没有私心，没有算计，只有对信仰的坚守，对战友的信任，对革命的忠诚。这就是两位爷爷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

    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贺龙警卫连连长黄霖之女、俄罗斯国防部“铭记祖国烈士勋章”获得者、八一征程寻访团执行团长罗解难将其父亲黄霖在《漫漫征程·黄霖回忆录》中追忆八一起义总指挥贺龙的往事做了整理，与大家重温贺龙同志的革命功绩。

    1926年底，黄霖为寻求救国的道路，毅然脱离旧军阀部队，出川去武汉，参加了贺龙的二十军，担任军部警卫营一连连长职务。

    1927年7月17日晚上，贺龙在军部召开了连长以上的军官大会，他首先愤怒地宣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武汉国民政府宣布“国共分家”。他们实行“宁汉合流、反共灭共”的反革命政策，大批屠杀共产党人、革命工农以及革命知识分子。贺龙在讲话中反复强调，全体军官在革命的紧急关头，一定要站在工农革命群众一边，坚持革命，坚决拥护共产党，跟共产党走。

    贺龙说：“你们中间，愿意跟我一道继续干革命的，更要一条心，要拥护共产党。不愿意跟共产党走的，可以对我说明，我可以同意你们离开队伍。但是，绝不允许拉队伍拉枪走……”会上，军政治部主任周逸群也讲了话，他号召全体官兵拥护共产党，团结一致，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准备同屠杀共产党人、工农革命群众的反动派，斗争到底，革命到底！

    黄霖指出，“贺龙在参加大会的全军官兵面前，第一次公开地表示了拥护共产党、跟共产党走的明确态度。因此，这次大会成为二十军跟共产党走向革命的重大转折点。”

    7月24日，贺龙、叶挺都接到黄琪翔、朱培德的通知，邀请他俩到庐山去开会和避暑。这个通知是张发奎的鬼把戏。叶挺约贺龙到九江市内的甘棠湖烟水亭附近的湖面上划船，并约了张发奎当时的参谋长叶剑英一道前往。他们表面上是去划船，实际上是去商谈联合贺龙反对已叛变革命的武汉汪精卫政府的问题。叶挺首先问贺龙上不上庐山？贺龙斩钉截铁地说：“我坚决不去！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叶挺说：“好，我也决定不去。”他们三人共同做出正确果断的决策：迅速把部队开到南昌去再说。贺龙主动把已控制的火车，让给叶挺的部队25日先行，贺龙部队26日跟进，挥戈直趋南昌。

    黄霖回忆，“1959年庐山会议时，我也在庐山。一天我去看望贺老总时，谈起这段历史。贺老总说：‘从河南回师武汉后，我就向周逸群同志建议，要在武汉起义。周把我的建议上报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者没有采纳……我们到九江后，违抗了张发奎的命令，既不去庐山开会，又不去德安集中部队，而是到了南昌，这就粉碎了蒋、汪反革命的阴谋。明摆着，情况的发展必然会产生南昌起义。’贺老总又说：‘当时只能是这样，绝不能有别的选择，更不能稍有犹豫和怀疑。’”

    8月1日零时整，密集的枪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响彻了南昌的夜空，总攻开始了。战斗进行得比较顺利。但是，驻在章江路65号的敌军朱培德部的俘虏群里，起义军很快找到了在起义前夕告密的叛徒，他是二十军第一团第三营的副营长赵福生，云南人。由于他的告密，敌军指挥部的警卫部队事先有所准备，对起义军实行顽强抵抗，造成我军的一些伤亡。

    黄霖回忆，“贺龙十分生气，亲自审问了他，并且极愤怒地斥责他：‘你也是穷人出身，同压迫我们的敌人打过多年仗，为什么在革命紧要关头逃跑，出卖革命，叛变革命，去当敌人的狗？你背叛了革命，对人民犯了大罪，无法宽恕，我代表中国革命人民判决你死刑。但是，你的家属我们负责照顾。’义正词严的斥责和仁至义尽的处理办法，使这个家伙痛哭流涕。贺龙当场下令，立即把这个叛徒枪毙了。”

    “整个南昌起义的战斗大约进行了4个小时。参加起义部队的有2.5万人，敌军只有6000人。我军斗志昂扬，敌军士气低落，从人心向背和力量对比看，我军都占绝对优势。”

起义部队南下准备重建革命大本营

    占领南昌城后，革命委员会以周恩来、刘伯承、贺龙、叶挺、聂荣臻、贺锦斋、蔡廷锴（后改为邓演达）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参谋团，于8月1日召开会议决定：为了巩固和发展这一胜利，摆脱宁汉敌人的联合反扑，南征广东东江地区，同时开展土地革命，建立更有利的广东革命根据地。

    在会昌战役中，贺龙指挥起义军以11个团（大多数团尚不满员）的兵力全面击溃敌钱大钧整13个团。因此，这次战役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却是南昌起义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第一次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

解放后，贺龙、薛明参观南昌起义纪念馆

    1927年9月5日起义军到达长汀县，召开前委会议。周恩来指出，张发奎已投向反革命，提议取消张发奎挂名的总指挥职务，总指挥的实职、实权均由贺龙承担。前委一致通过了周恩来同志的这个提议。部队进入广东以后，起义军的告示就都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的名义来发布，取消了“兼代”二字。

    罗解难表示，贺龙同志为中国革命的道路探索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他的伟大的革命精神高山仰止，日月同辉。

    体育界代表、瑞金中央女红军石联星（电影《赵一曼》主演）之女、原北京女排全国冠军运动员、中国女排名将郎平的启蒙教练凌丽谈到，新中国体育百废待兴。1952年11月，毛泽东主席任命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兼任中国运动委员会主任。他遵照毛泽东“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方针，提出“体育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1964年11月由贺龙元帅主管的国家体委邀请当时世界冠军的日本女排教练大松博文与日本女排访华。1965年周恩来总理特邀已退役的大松博文来华训练中国女排一个月。大松博文走后，他极度严格、极度负责的训练态度被中国女排及各省市女排教练员、运动员们学习、运用，一代代继承下来。”

    1965年初中刚毕业的凌丽被北京排球队招入北京体工大队排球班。运动队中流传着贺龙主任的名言：“三大球上不去，我死不瞑目！”“我们在训练中就本着国家体委发布的“三从一大”（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的训练原则，学习日本女排极限训练法，每天训练四个单元，苦练八、九个小时，由于目标明确，队员们一直顽强拼搏着！……”

（上图）1974年北京女排获得全国女排甲级联赛冠军后合影。（下图）主力队员（左起）：凌丽、杨玛丽、王重华、孙晓霞、张俊秋、吴继华

    凌丽当运动员是从1965年至1975年。北京女排1970年、1972年、1973年都获全国亚军，1974年获全国冠军，这是北京女排成绩鼎盛期，凌丽均为主力队员。

照片中第二排右一为凌丽，左一为郎平（1977年摄）

    “1975年我从运动员退役，分配到北京第二体育运动学校排球班任教练，当时排球班女队员近20人，其中就有刚刚15岁的郎平。1978年郎平被选入国家队，成为中国女排的‘铁榔头’！”

    1981年11月16日晚，中国女排在主教练袁伟民的带领下，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女排世界杯赛上第一次获得了世界冠军，终于实现了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目标！“当时我站在电视机旁热泪盈眶，都哭出声来了……那一刻我想起贺老总的那句名言，今天中国女排的姑娘们用金牌替您圆了夙愿！贺老总，您可瞑目了！！”

凌丽、郎平时隔44年后第二次握手（1977年-2021年）

    “中国女排随后赢得了‘五连冠’，几代人40余年勇夺十次世界冠军的骄人战绩凝练并传承着祖国荣誉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女排精神，成为中国竞技体育的一面不朽的旗帜。这面旗帜上，凝聚了贺龙元帅多少心血呀！”

    凌丽表示，作为女排队伍中的一员，自己虽是个铺路石子，但依然很骄傲，很自豪。现在的中国体育已是世界体坛的佼佼者，中国体育早已列入世界体育强国行列。贺龙元帅任职14年中，为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开拓打下了无比坚实的基础，是当之无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人！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重要创建人陈正人、井冈女红军彭儒之女、井冈儿女联谊会创会会长陈宜生谈到，我们国家今天有这样的经济发展成就，人民生活幸福，这么好的社会环境，确确实实得益于革命老前辈们无私的奉献。无论付出多么大的牺牲，他们都坚定地走革命的道路，把前进征途中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一直到中国的彻底解放。我们永远感恩，永志不忘。现在的革命老前辈基本上都已经离开了我们，我们这些还健在的后代，以及在座年轻的同志们，更应该向老前辈学习。我们的任务还很重，国家还要更加的富强，人民的生活还要搞得更好，更加幸福，我们还应该不断努力，继续奋斗。

    中国人民解放军原第18军政治委员、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中将之子、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原副司令员谭戎生谈到，新中国成立后，尚未解放的西藏局势较乱，特别是分裂主义分子想趁机分裂祖国。贺龙同志坚决执行中央方针，在打击分裂势力，促进西藏和平解放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1949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刘伯承、贺龙为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为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分别统筹进军西南和管理建设西南的党政军工作

    1949年末至1950年初，毛主席经过深思熟虑，最终于1950年1月2日从莫斯科发电报，将“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正式赋予中共中央西南局承担。“时任中共西南局第三书记兼西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同志是有战略眼光的军事家，他早在率18兵团入川之际，即着手对西藏问题进行了研究。他要求部队，特别是第18军，全力做好参加解决西藏问题的政治思想和军事上的准备。在那个情况下，我们后勤的支援是个大的问题。在18军进军西藏工作中，贺老总作为西南军区司令员付出了非常大的心血。一方面是进军，一方面要修路。贺老总为18军进军西藏而使西藏回归祖国的怀抱做出了非常伟大的领导决策。”

    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原院长魏传统将军之女、核潜艇专家魏兰表示，明年是建军百年。1927年贺帅与他的战友们在枪林弹雨中指挥了八一南昌起义，使我党有了第一支自己的军队，从而才能实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实现解放穷苦百姓的理想信念。

    “1947年，中央机关从延安撤退，我随父行军东渡黄河到蔡家崖村。父亲接受任弼时命令，要到贺龙部队调研，写出有关西北战区时局研究报告，供毛主席指挥用。贺帅当时是司令员，大力支持父亲的工作，亲自与父亲谈了四五个小时的知心话，对我军笔杆子文化人予以充分的肯定和尊敬，並安排为父亲下部队开绿灯。父亲写出的报告内容在《毛选》有关山西日报谈话中被采用。”

魏传统将军缅怀贺龙元帅诗词书法：“一生戎马打江山，两袖清风辞人间。英名留得垂千古，大展宏图九泉安”（1985年11月22日）

    魏兰从军38年中一直为海军武器装备服务，后来贺帅与薛明之子贺鹏飞调到海军当副司令时，他们来往甚密。“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更加重了此次纪念活动的红色内涵。看到老、中、青同志们爱党爱军的浓郁情怀，感觉革命事业有了接班人，无比欣慰。”

    中国第一个布尔什维克任辅臣烈士之孙、中共满洲特科秘书长和满洲特委秘书长、哈军工炮兵工程系主任赵唯刚亲属后代任公伟（北京联合大学教授）表示，大家聚在这里深情怀念我们的伟大革命前辈——贺龙元帅，感到特别温暖。

1923年，四川陆军暂编第9混成旅长贺龙

    “贺龙元帅的一生，是光辉伟大的一生，是为了天下穷苦人翻身解放、为国家繁荣富强而舍生忘死、艰苦卓绝、信念坚定、披肝沥胆、鞠躬尽瘁的革命的一生。慎终追远，我们深深敬爱中华民族那一代伟大而纯粹的布尔什维克，他们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贺龙姐弟红军时期留影(1920年)

    贺龙元帅后人贺捷生曾这样对子女说：“为了五星红旗能飘扬在中华大地上，从北伐革命到全国胜利，光是贺氏家人为国捐躯的就有数百人之多。如果加上远近亲戚、宗室族人，就多达数千人。一个家族在前辈率领下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牺牲了这么多人，这在中国革命史上都堪称奇迹。”

    大革命失败后，贺龙回到家乡。家族中一位长辈责怪他不该放弃自己的“前程”而跟共产党走。贺龙响亮回答道：“就是把我的脑袋砍了，我也要跟共产党走到底！个人的前程算得什么？我要的是民族国家、劳苦大众的前程！”

    长征，在最艰苦难挨的时刻，贺龙同志对红军战士们这样做思想工作：“在国民党那个部队里，我是享尽了荣华富贵，可以说，要什么有什么。我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的队伍呢？我们不是为来当官的，参加共产党的部队是为了来受苦的，是为了来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这个部队的人，就是要替老百姓，把天下的苦都吃尽了。”
这就是共产党人的信念和选择。

十月革命中国红鹰团团长任辅臣(骑白马者)和战友们(1918年2月)

    任公伟的爷爷任辅臣190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的前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有党史研究同志指出任辅臣烈士是“中国第一个布尔什维克”，任公伟认为这种提法不妥。他们说这是其机构深入系统研究的结论：至今为止有文献记载的布尔什维克，任辅臣烈士确实是“第一个”。任公伟说：“那请你们就加上‘至今为止有文献记载的中国第一个布尔特维克’吧。”

    “很遥远，也很传奇，34岁的任辅臣以中国外交署官员的身份，率领上千名华工去俄罗斯采矿、伐木。那些穷孩子闯到俄罗斯去，只是想挣点钱回来娶媳妇，结果赶上‘一战’。中国的工人阶级就这样走上了世界政治历史舞台。还有三四万华人参加了苏联红军，因为十月革命是为劳苦大众奋斗的，而为劳苦大众奋斗正是共产党诞生的源头。”

1848年2月21日，《共产党宣言》由马克思起草、恩格斯参与修改后正式发表。该宣言为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促使工人阶级成为变革社会的核心力量

    “马克思，还有工厂主家庭出身的恩格斯，他们两位学者研究了资本的矛盾，他们选择了劳工。19世纪中叶，在欧洲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他们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历史使命。”

    任公伟说，“贺龙同志正是这样选择的。要解决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不受屈辱，多少仁人志士探索了很漫长的路。这条路在孙中山先生的努力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开辟。俄国人运来一万多条枪，用以支持黄埔军校，推动国共合作。结果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血流成河。1927年，贺龙同志在中国革命最低潮的时候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刘伯承入党后不久，任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委员时留影

    任公伟谈到，刘伯承元帅的革命道路选择，也贯穿了他从旧式军人到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深刻转变。这一过程体现了他追求真理、坚定信仰、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崇高精神。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岁的刘伯承毅然剪掉辫子，离开家乡四川开县，前往万县应征学生军。当时，亲朋好友多不赞成此举，他却慨然作答：“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岂顾自己一身之富贵？”他剪掉辫子，怀着富国强兵的强烈信念，投入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1917年，孙中山发起护法战争，川军与滇军联军向成都进军，刘伯承担任先锋营营长，率先攻入成都，得到孙中山的嘉奖。

    1919年秋，四川代表吴玉章参加完孙中山的军政会议后返回，途中偶遇刘伯承。两人冒雨交谈，共同探讨救国救民之道。吴玉章推荐刘伯承研读《共产党宣言》，二人志同道合，相见恨晚。刘伯承深感军阀混战给民众带来的痛苦，决定寻找新的革命道路。他谢绝了提升，不再参与军阀间的无意义征战。他决定与吴玉章一同前往上海考察革命形势。在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感召下，刘伯承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和革命目标，为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做出了彪炳青史的伟大贡献。

    面对荣誉和功劳，刘伯承说：“我自己的一生，如果有一点点成就，那是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所给我的。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因此，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做毛主席的小学生，为中国人民尽力。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十二个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

    任公伟满怀深情地赋诗缅怀刘伯承元帅这位纯粹的布尔什维克：“蜀国少年志气高，一生戎马未折腰。辛亥义旗举刀剑，南昌城头起狂飙。红场悲歌多威武，凉山歃血肝胆豪。名将之风今犹在，后继男儿当永昭！”

建党百年国庆节，任公伟留影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的马克思、恩格斯雕像处（胡山摄）。左侧图片(上图)标注：“数万名旅俄华工参加了列宁创建的红军，投入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图为由中国工人组成的红鹰团”

    任公伟谈到，9月18日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东北的抗战极其严酷、惨烈，而且中国抗战最后的结束也是在东北。在中国坚持抗战最艰苦的时刻，苏联人、美国人用各种方式援华抗战，几千个飞行员奔赴中国战场。这其中也有我们中国的飞行员，几千个优秀中国青年才俊几乎全部战死。不仅有外国来支持我们的飞鹰、飞虎将士，更重要的是我们中华民族也有一支空军队伍在浴血奋战。这个意义不仅当时重要，现在更重要。

    中、俄、美三国人民在革命斗争中相互支持，历史渊源深厚。

    1884年4月28日，任辅臣出生在辽宁铁岭一个叫河夹心村的农民家庭。幼年的任辅臣聪颖活泼，在学业上也颇有进益，1896年考入铁岭银冈书院。这座书院是清代著名的五大书院之一，在东北教育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了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07年元旦刚过，经瓦夏等青年军官介绍，任辅臣放弃警官职位，奔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活动的中心哈尔滨。1908年4月，24岁的任辅臣在哈尔滨加入布尔什维克的前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1914年11月，任辅臣接受组织的指派，以华工事务主持人的身份带领2000名华工从哈尔滨出发，来到俄国乌拉尔地区一个矿区开矿、伐木，后任彼尔姆、维亚特卡两省中国工人全权代表。他在华工中开展革命活动，积极宣传革命道理。

    十月革命爆发后，任辅臣响应列宁号召，在旅俄华工中建立第一支华工红军队伍中国营（后为中国团），加入苏俄红军，转战形势险峻的东方战线，参加保卫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斗争。革命导师列宁签署命令，将中国团编入红三军第二十九阻击师。

    1918年春夏之间，任辅臣率领中国团转战在东方战线的几个战场上，活跃在乌拉尔山脉侧翼的杜拉河、卡马河、阿克塔伊河一带，在叶卡捷琳堡、塔吉尔、彼尔姆等地同多路白卫军作战；在阿克塔伊河附近，中国团摧毁了数倍于己的敌人进攻，并乘胜追击，一直推进到上都拉，受到苏维埃中央的表扬与嘉奖。

中国团部分军官和士兵合影，上图前排居中者为任辅臣团长

    1918年夏秋之间，战场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任辅臣率领中国团在参加了魏尔霍图利耶方面围歼捷克叛军的几次战斗之后，奉命跟随在十月革命时期表现出卓越军事天赋、苏俄红军首批五位元帅之一瓦西里·康·布柳赫尔的队伍，展开了千里奔袭。由于战功卓著，1918年10月27日，苏维埃中央颁布嘉奖令，命名任辅臣的中国团为“红鹰团”。

1988年7月，应苏中友好协会邀请，任公伟（左一）陪同父亲任栋梁和母亲宋奉勤赴乌拉尔为十月革命红鹰团英烈扫墓

    1918年11月下旬，担任乌拉尔维亚战场左翼总指挥的任辅臣率领红鹰团等红军将士同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11月29日，年仅34岁的任辅臣壮烈牺牲，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献出了生命。

苏联元帅戈利科夫与苏联《公社社员报》刊发的任辅臣牺牲讣告

    苏联元帅菲利普・伊万诺维奇・戈利科夫（1900-1980）年轻时作为宣传员，就战斗在中国红鹰团，著有《红鹰（1918—1920年日记摘录）》《在莫斯科会战中（—位指挥员的札记》《进攻中的第10集闭军》等著名战争回忆文献。

    对于中国红鹰团的最后一战，菲利普・伊・戈利科夫元帅这样追忆：

    “在维亚火车站，白卫军包围了我们团。战斗进行了一夜，从始至终，我的战友没有一人被俘虏，没有一人求饶乞怜。因为红鹰团骁勇善战、战功赫赫，与敌作战中牵制、耗费了白卫军大量的精力和兵力，所以高尔察克白卫军特别仇恨中国红鹰团，认为我团是东线战场上最大的敌人。也正因为如此，此战，我的战友们牺牲时，状况异常惨烈……”

1988年7月，任辅臣烈士之子任栋梁在乌拉尔维亚火车站中国战士纪念碑前挥铲培土（左一为任公伟）

    对于任辅臣和中国红鹰团的英勇牺牲，苏维埃政府和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表示深切哀悼，并于1918年12月28日即任辅臣牺牲一个月之后发表讣告，给予任辅臣极高的评价：“在维亚战役结束时，中国团团长任辅臣同志壮烈牺牲了。任辅臣在中国侨民中享有很高威信，他把他在中国人中间的影响和威信全部贡献给了苏维埃俄国。由他组织领导的中国团部队是我们战线上最坚强、最可信赖的部队。作为国际共产主义忠诚战士，他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伟大的事业。他的精力并没有白费。革命战士们将永远记着为全世界被压迫者的事业而献出了生命的中国人民的儿子——任辅臣同志。”

油画《难忘时刻》，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弗·伊·列宁画传》（1870-1924）（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

    1920年5月，列宁在克里姆林宫亲切接见任辅臣烈士夫人、中国红鹰团后方办事处负责人张含光及子女任玉山、任栋梁(任公伟之父)、任琳琳（赵唯刚夫人），盛赞任辅臣是勇敢的战士、卓越的军事指挥员、优秀的布尔什维克、杰出的华工领袖、伟大的国际主义者，盛赞中国红鹰团的国际共产主义精神。

    周总理高度评价：“任辅臣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他是我们的先烈，他的革命业绩是我们国家的光荣。”

    1989年11月2日，苏联驻华大使代表苏共中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北京举行仪式，向任辅臣烈士追授红旗勋章，任辅臣烈士之子任栋梁代表烈士家人接受勋章。

十月革命中国红鹰团老战士张含光

    2021年5月27日，新华社《参考消息》以整版篇幅报道《高擎十月革命旗帜的中国旗手——记中国第一个布尔什维克任辅臣》。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和北大红楼中共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任辅臣以及旅俄华工的英雄业绩载入光辉史册。

    2020年1月，库利科娃副主席将自己的著作《俄国与中国：民间外交》题词交任公伟：“愿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长存！”

    俄中友好协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获得者、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荣誉博士、俄罗斯联邦功勋文化工作者加·维·库利科娃曾经谈到，“任辅臣的名字在我们国家喻户晓。20世纪初，任辅臣带领来俄谋生的中国工人来到外乌拉尔，从事伐木工作。任辅臣毫不犹豫地站在十月革命一边，捍卫俄罗斯内战期间抗击白军的革命成果。俄中关系史上有许多友谊与合作的光辉篇章，有助于我们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任务，维护和平与安全，造福于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

任公伟在周恩来、任辅臣都曾就读的铁岭银冈书院中的周总理名言“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宣传图片处留念（2021年6月18日，胡山摄）

    任公伟谈到姑父赵唯刚也是一位信仰坚定的老布尔什维克，曾任中共满洲特委和满洲特科秘书长，建国后出任哈军工的炮兵工程系主任。

    大革命时期，在周恩来领导下，中共中央特科发展的情报网遍及全国各大城市。一大批红色战士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岗位上，在同形形色色敌人的斗争中，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顾顺章在《特务工作之理论与实际》中向敌人供出中共中央特科第二科的情报网

    顾顺章被捕叛变后，为向敌人献媚取宠写的《特务工作之理论与实际》这本书中画的中央特科情报工作关系表中，就有“满洲麻子”为首的“满洲情报网”,其中包括“奉天讲武堂教官”、“日本人组织及领事馆”等等。

1960年任辅臣烈士遗孀张含光与女儿任玉山、任玉贞（左一，后改名任琳琳。赵唯刚夫人）

    任公伟讲述，上面提到的“奉天讲武堂教官”，实际上就是赵唯刚。

    赵唯刚(1905-1999),原名赵石羽，曾用名石际民、赵国元、王林、札哈诺夫。辽宁沈阳市人，满族，爱新觉罗后裔。1925年，赵唯刚中学毕业后，通过关系得到东北军总参议兼兵工厂督办杨宇霆的支持，由东北兵工厂垫支学费留学日本。他和同班毕业的四名同学一起前往日本千叶县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期间，他结识了李人一(李国琛，中共地下党员)，接触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浅释》《列宁主义十二讲》和中共出版的《新青年》《向导》等刊物书籍，觉悟逐渐提高。

    赵唯刚回忆，“十月革命后，苏联于1924年宣布取消沙俄时代一切对华不平等条约，这对中国的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震动很大。1925年，冯玉祥支持郭松龄倒戈反对旧军阀张作霖。这一切，使我认识到绝不能再走旧军阀的道路了。1925年12月，我写了一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章，通过我同学父亲的关系登在奉天《国民日报》上。这是我下决心走革命道路的誓言。1927年6月10日，我在日本由李人一和老王(名字不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日本大阪支部领导下工作。”

1973年，北京干面胡同79号家中，赵唯刚、任琳琳夫妇与女儿赵一玮、女婿柴绍虞、外孙女柴炼留下全家福

    1927年秋，赵唯刚完成学业回国，党组织给他的任务是在东北军做地下工作。他先在沈阳的兵工厂里当少校厂员，兼任东北军模范训练队的日语翻译教官，并成为东北军讲武堂的少校教官。1929年初，中共满洲特委成立后，赵唯刚任省特委秘书长，之前他直属中央特科，是中共隐蔽战线上的重要干部。有公开的显赫身份做掩护，对赵唯刚地下工作的开展极为有利。

青年时期的刘少奇同志

    1929年6月，中共中央为了加强东北地区的工作，派刘少奇同志出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7月14日，刘少奇以南京海军部工作人员的名义携夫人何宝珍到达沈阳，赵唯刚在沈阳北站迎接他们并安排到秘密的地点休息。三天以后，赵唯刚带着刘少奇和满洲省委接上头。8月22日，刘少奇到奉天纺纱厂开展工作时被捕，幸好没有暴露身份，赵唯刚出面营救刘少奇，以他东北军少校教官的地位找“铺保”把刘少奇保了出来。

黄埔一期生陈赓

    中共中央特科领导陈赓到沈阳的时候，也是赵唯刚出面接待，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赵唯刚把陈赓接到自己的家里住。凡是党的干部秘密来沈阳，都是由赵唯刚负责安排，他为保卫东北党的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立下大功。

1950年，东北军区司令部军训处处长赵唯刚工作留影

    1932年赵唯刚奉调参加苏联远东红旗军司令部情报工作，1933年至1934年在苏联远东伯力炮兵学校学习，1935年至1936年在莫斯科机械化兵部队和学校学习，1937年被莫斯科苏联红军参谋本部派至新疆考察，出任具有重大军事战略价值的新疆独山子石油厂厂长。

1975年，十月革命老战士张含光病逝，享年91岁。赵唯刚致悼词

    1940年赵唯刚被调去莫斯科苏联红军参谋本部任参谋。1941年回国后，他先后出任延安军事学院教员、中共中央军委高级参谋、东北炮校教育长、东北军区司令部军训处处长，1952年10月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炮兵系主任。

前排左起：赵一玮、任公伟。后排左起：柴炼、任公伟夫人刘晴羽（胡山摄于2026年3月30日）

    任公伟指出，“赵唯刚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两个月后的1927年6月10日，正当中国革命趋向低潮、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选择义无反顾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表现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热爱和对中国革命胜利的坚强信念。”“那个时候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贺龙元帅对革命是坚定不移的，1927年7月他与周恩来同志第一次在浔阳江头碰面，一谈如故。作为国民革命军军长的他，要选择共产党，而这时他还没入党。他是火线入党，坚决跟党走。”

周秉和手捧周恩来像(赵军安作品)与任公伟、刘晴羽留念

    任公伟谈到，中共在早期革命阶段，把一批优秀同志派赴共产国际工作。1939年1月至1941年是东北抗日联军陷入敌人重重包围的极端苦斗时期，在生存环境极其险恶、后勤补给为零的情况下，东北抗日联军坚持开展小规模游击战。从1940年底，抗联的部队陆续退入苏联境内，被苏联安置在南北野营休整。1942年8月1日，在苏联远东的北野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正式成立。为保密起见，该部队对外番号为“苏联红军远东红旗军第88独立步兵旅”，代号8461部队。但实际上，东北抗联教导旅一直接受中共党组织对其的直接领导，始终保持了东北抗联相对的独立性和完整性。赵唯刚、开国上将刘亚楼等同志也都到了红旗军。

2015年9月30日，任公伟发起并参与组织的“重走抗联路”一行在中国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位于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的营地旧址留影

    任公伟谈到，2015年9月3日“东北抗联”英模部队成为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受阅方队，举世瞩目,全国人民砰然心动。东北抗日联军孤悬敌后，在极其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与优势装备之敌周旋苦斗，进行了长达14年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开辟了全国最早、坚持时间最长的抗日战场。

1988年，应邀访问苏联的任栋梁、宋奉勤夫妇与四子任公伟

    任公伟感慨，自己作为第三代，已经80岁了。爷爷任辅臣如果还活着，也已经145岁了。“前辈们前仆后继，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历史当中的每一个人进行的选择。今天大家在这里纪念我们的前辈，当然不完全是血统的问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开创的革命事业能不能传下去？我觉得我们现在干的不错，国运不错，大形势不错。我们真正的富强起来了，挡也挡不住地强大起来了，14亿人强大起来了！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很有希望，当然还需要我们大家继续共同努力。”

共和国开国元勋罗荣桓元帅、贺龙元帅、聂荣臻元帅

    任公伟表示，今天在这里聚集的是民间的力量，很多是来自社会最深层的对中华民族历史负有责任感的一些七老八十的同志，但是更重要的还有一些青年才俊，大家在用民间的方式，锲而不舍，坚持不断。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的民众和民间热血中华儿女，黄河之水才奔腾不息，才有连绵不断的中华民族复兴和未来的希望。

    原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李一清之女李小荣，贺龙元帅特型演员、亚太合作发展委员会总干事司马云青，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永琴，火箭军老兵、邮件发布平台负责人余滨，中国国防科技工业文化交流协会航天文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周建国大校，武警退伍老兵、户外运动专家余非，原中部战区空军军职退役军官张俊亮，中国抗衰老促进会副理事长刘星，原中共满洲省委代理书记何成湘亲属后代李家远等也纷纷做了纪念发言。

1941年春，彭真回延安路过兴县，在位于兴县小善村的120师师部留影。右起：关向英、彭真、林枫、周士弟、贺龙、陈希云(陈希云后人陈青供图)

    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斗争生涯中，贺龙同志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建立了不朽功勋。他以自己的革命实践和高风亮节，弘扬了我党我军的优良作风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树立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崇高榜样。

2026年3月12日，余滨看望贺龙元帅女儿贺晓明大姐

    军旅书法家、原第二炮兵某基地副司令员万忠林将军，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雕塑专业委员会常委赵军安，军旅书法家、中国书法家协会原主席启功大师入室弟子南金荣，军旅书法家、方正字库“杨耀行书”书写人杨耀等，在会上展示了精彩纪念诗词书法和雕塑艺术作品。

    老兵方阵系列活动组委会副秘书长孙惠军总结认为，会议主题鲜明，定位正确；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形式多样，生动活泼；感情真挚，激情澎湃。贺龙元帅的戎马一生可以概括为：（一）铁骨元帅——生铮铮铁骨，对阶级敌人和反动派敢于斗争，立场坚定。（二）忠勇元帅——无论遇到多少艰难困苦，他都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勇敢奋斗一生。（三）人民元帅——平民出身的无产阶级军事家，与部队指战员情如手足、心心相印。他热爱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终生为普通人民群众的利益奋斗。我们深切缅怀贺龙元帅，他的辉煌业绩和崇高品质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纪念座谈会在高亢嘹亮的《歌唱祖国》歌声中落下帷幕。

    与会代表纷纷表示，一定要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遗志，高举红旗，昂首阔步，把先辈们为之前仆后继、奋斗终身的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不断胜利推向前进！

    笔者：胡山（与任公伟老师2021年6月留影于铁岭龙首山革命烈士陵园英雄纪念碑基座苏联红军中国红鹰团大型浮雕前），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会员。原国家外经贸部干部、外交官，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企业协会·中国货主协会原执行秘书长。世界反法西斯和平文化中心倡建发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