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热血 殷红战旗

    修建红旗渠，林县人付出的不仅是汗水，还有鲜血和生命。十年建设过程中，共有81人牺牲在红旗渠工地上。

    在红旗渠山西段的施工过程中，林县失去了一位重要的技术员——工程技术股副股长吴祖太。

    吴祖太烈士(1933-1960)，河南原阳人

    在王家村隧道施工过程中，洞壁出现了裂缝。这条隧道的地下是砂石松散结构，为增加安全系数，负责施工设计的吴祖太已经将单孔隧道改为双孔，以减小跨度。但是3月28日收工时，工人们向吴祖太反映，洞壁上出现了裂缝。

    吴祖太知道这是塌方的征兆，但仍然坚持进洞查看。塌方果然发生了，吴祖太再也没有走出来。吴祖太当时还不到30岁，毕业于黄河水利专科学校，是林县少得可怜的科班出身的水利工程人员。红旗渠的勘测设计就是由他担纲。

    没有水平仪，水就不可能流进林县，这可是8000：1的坡比。水平仪不够用，吴祖太就做了一种叫“水鸭子”的简易水平仪来代替。所谓“水鸭子”，实际就是在一个洗脸盆中盛上半盆水，再在盆里放上一个空碗浮在水面上，空碗上放上一根直棍，通过棍子两端的两点和要测定的点共三个点连成一条线，来测定水平是否准确。

    杨贵深情回忆吴祖太：

    林县的每一处水利工程，都有他留下的心血。他走得太早了，太可惜了！

    光荣负伤的李改云在医院养伤

    1960年2月18日，姚村公社社员、修渠妇女营营长李改云舍己救人、身负重伤。她昏迷醒来后第一句话就是告诉工友：

    我在信用社存了10元钱，你把那10元钱给我交了党费吧！

    杨贵得知李受伤后，下了死命令：

    人要保住。不能让英雄流血还流泪！

    负责运送李改云的任务是由河南省委联系武汉空军，请驻新乡市、通称“独三团”的直升机团指战员们于4月18日执行的。李改云回忆说：

    受伤后省领导刘建勋来看望我，安排直升机把我接到郑州去治疗。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伤会让这么多人牵挂。

    李改云的右腿保住了，但留下终生残疾。她被评为红旗渠建设模范和特等模范。人们还将位于红旗渠渠首的一座桥命名为“改云桥”。

张买江指着他小时候修渠的照片留影

    红旗渠建设特等劳模张买江到工地时只有13岁。他的父母都是第一批建设者，父亲在红旗渠开工3个月后，被爆破的飞石击中头部。母亲赵翠英安葬了丈夫，又把儿子带到了工地。公社负责人不答应，赵翠英说：

    红旗渠水流不过来，他爹合不上眼。让孩子接着干吧！

    张买江成了红旗渠工地上年龄最小的建设者。人小体弱，他帮着烧水送饭，身体渐渐长高，他学会了石匠、铁匠活儿，扛起最繁重的劳动。后来张买江又学了爆破，最危险的活儿也冲在前面……

    红旗渠修了10年，张买江在工地干了9年，被叔叔伯伯们称为“小老虎”。

    落石和塌方，是红旗渠工地上最大的危险。为排除这样的隐患，指挥部成立了排险队，身材瘦小的任羊成第一个报了名，被推荐为排险队长。

    任羊成凌空除险。很多爆破工作需在峭壁上打炮眼，工人也是这个悬空姿态

    任羊成最常见的姿态，是用绳索捆住腰，从悬崖顶上垂下去。他手持长杆抓钩，身上背着铁锤、钢钎等工具，一直下到红旗渠工地的头顶上。那里，有被炸药炸酥了、震松了的石头，任羊成要把它们清除干净。这个工作和排雷一样，置身最危险的境地去清除危险。任羊成说:

    我“死”过五回。阎王殿里报了名，可是阎王爷不收我！

    1966年2月23日，省委书记刘建勋接见任羊成、王磨妞、李科成、王实存等修渠英雄模范

    任羊成在给笔者的信中回忆了省委书记刘建勋代表省委接见自己和全体敢死队队员时，走上前去与英雄们一一握手，激动地高声说到：

    阎王爷不要你们，我们要！你们辛苦了！

    刘建勋书记听了任羊成英雄故事后，决定同当地的县委书记杨贵一起请这位英雄吃顿饱饭。为此，他们准备了四碗面条。在三年困难时期，这是最大的奖励。任羊成深情回忆:

    省委书记见我还没有吃饱，又两次自己掏钱从伙房要来10个馍，我一下子又吃了5个，再不好意思吃了。书记劝我吃饱，我又吃了3个，剩下两个，实在不好意思再吃了，因为我知道两位书记每人只吃了一碗面条，根本吃不饱。但两位书记仍不肯吃，非要我拿走不可……

    刘建勋每次见到他，总是一把拉住他的手，夸他是红旗渠上不怕死的飞人，是当代的英雄。

    排险队长任羊成在工地留影。他的门牙是被落石打掉的

    这份危险的工作让任羊成丢了四颗门牙。那是一次除险过程中，一块石头正砸在嘴上。一排门牙被砸倒了，压在舌头上。任羊成张不开嘴，舌头也动弹不得。他从腰间拔出钎子，插进嘴里，生生把牙别了起来。随后吐出一口血水，四颗门牙随着被吐了出去。

    他曾从半空中掉下来，没摔死，可掉进圪针窝（当地对带刺灌木丛的称呼）。工友们从他身上挑出了一捧圪针尖。

    他长时间腰拴大绳悬空，身上被绳子勒出一条条血痕。血肉模糊，粘住衣服，脱衣服时要扯下一片血痂。磨得时间久了，腰上竟然结了老茧。

    新华社原社长、著名新闻记者穆青（1921-2003），河南周口人

    任羊成腰间的老茧，曾让穆青为之落泪。

    1966年，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穆青到河南采访，先在兰考写了焦裕禄，随后到林县准备写红旗渠。他结识了杨贵、任羊成。只是采访尚未完成，“文革”爆发，穆青被电话召回北京。没能写成红旗渠，成了穆青念念不忘的一件憾事。

    1993年，穆青再次来到林县，又见到任羊成。这次，穆青写了反映任羊成事迹的长篇人物通讯《两张闪光的照片》。文中写到了第一次见到任羊成的情景：

    我问他身上是否还有绳索勒的伤痕？他说，还有。他脱下上衣，果然露出了一圈厚厚的老茧，像一条赤褐色的带子缠在腰际。我用手轻轻抚摸着那条伤痕，实在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眼里早已充满了泪水……

    这就是红旗渠精神！这就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红旗渠上 红旗飘扬

    1960年11月，红旗渠主干渠二期工程刚刚展开，中央发出通知，全国实行“百日休整”，红旗渠被要求停工。

    大跃进、浮夸风的恶果继续蔓延着，持续的自然灾害雪上加霜，逼迫着全中国勒紧裤带，基本建设项目已经全线“下马”。

    中央有令，林县不得不遵从，但并没有完全执行：绝大部分民工回生产队修整，留下300多名青壮劳力，组成青年突击队，继续开凿二期工程的咽喉——600多米长的隧洞——青年洞。杨贵讲述:

    中央要求休整，是因为当时粮食紧张，停止工程建设，全力保证老百姓的生命。但那时我们还有2000万斤储备粮，够吃两年的。中央指示要执行，工程也不能停。青年洞的作业面很小，上不了很多人，即使在正常年份，也要凿很长时间。留些人先啃下这块硬骨头，等形势好了，再大批上人修明渠。

    在三年困难时期，红旗渠的建设没有中断一天，而且在1961年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还拿出了1000万斤粮食支援灾区。

    到了1961年6月份，杨贵实在憋不住了，他同县委紧急磋商，决定悄悄地续建红旗渠。经过周密安排，他派出6000民工上了山。为了节约资金，他组织人员自造炸药，又以低廉的价格到部队买来抗美援朝战争剩下的钢钎、炮锤。由于粮食实在太少，他又派人上山采摘野菜，拌上玉米面、红薯面蒸成野菜团子食用。

    开凿青年洞时，上级经常派人下来检查。施工青年们在路边安置了观察哨，一旦发现有小车经过，立刻挥动红旗，示意洞内的人停止施工。等车走远后，又继续干。

    暗度陈仓“小把戏”给林县惹了麻烦。

    1961年7月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公社蹲点，参加了中共新乡地委在豫北宾馆召开的农村纠“左”会议。

    会上，曾经反对建设红旗渠的一些人向谭震林告状：

    林县群众没有饭吃，把树皮都剥光了，而林县县委为了高举红旗，不顾群众死活，还在大搞红旗渠建设。

    群众生活这么苦，杨贵还让劈山修渠，这比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挖运河还苛刻。

    罪状一条连着一条，直指杨贵。

    谭震林听后非常气愤，认为杨贵的问题相当严重，指责县委书记杨贵是个死官僚，一定要撤了他的职务，还林县以休养生息。紧接着，针对林县上马红旗渠和杨贵的“倒行逆施”，展开了小组讨论。

    讨论一开始，林县县委组织部长路加林便站了起来，说：

    刚才听了领导同志的批评，我认为不符合实际，杨贵同志不是死官僚，他考虑问题还是很客观的。

    这个意见很快汇报到谭震林那里，他听后立刻愤怒起来:

    你这个组织部长至今还不认识错误，居然还为杨贵开脱，好了，我看你这个部长也不要当了！

    会议当即宣布撤销路加林的林县县委组织部长职务，调离林县工作。地委马上通知各县县委书记于7月14日到地委开会，传达这个处理决定。

    正在紧张地运筹着水利建设和农业增产工作的杨贵，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直奔新乡地委。他一走进会场，顿时感到气氛异常。以往他参加会议，总有很多人同他握手打招呼，可今天却没有一个人跟他说话，很多人都在怔怔地看着他。

    谭震林（1902—1983），湖南攸县人，时任国务院原副总理

    地委书记向杨贵简单地介绍了会议的情况和撤销路加林组织部长的问题，然后让他发言。杨贵定了定神，望望在场的领导，又望望与会的同志，声音有些哽咽：

    今天这个会，是纠正过去工作中的错误。过去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在上边还是在下边，实事求是地检查原因，才能纠正错误。如果把错误都归罪于下边，我认为错误纠正不了。我知道我是被批评的对象，不过，请允许我提三点意见：

    第一，修红旗渠是我亲自决定的，我是第一书记，撤我的职我没有意见，撤组织部长的职我有意见。如果说修红旗渠是错误的，那是我这个县委书记的错误，与组织部长没有任何关系；

    第二，毛主席说“三不主义”，不戴帽子，不揪辫子，不打棍子，可组织部长在会议上说了不同意见，就被撤职了，我坚决不同意这样做。

    第三，请地委领导将我的前两条意见上报给中央，上报给毛主席和周总理。

    说完话，杨贵破门而出。

    红旗渠建设者腰系绳索，凌空作业

    次日接着召开地委扩大会议，中央农办和省委的主要领导都参会。会议由地委书记主持，名义上是扭转农村的问题，实际上还是针对杨贵修建红旗渠而来的。

    主持人让大家发言，会场一时间鸦雀无声。这时，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写了一个小纸条，传到了杨贵的手里。杨贵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杨贵同志，争取早发言，认真检讨，取得主动。

    杨贵看着史书记的纸条，心里感到热乎乎的，他知道史书记是在保护他，也许检讨得好会取得领导的谅解。可杨贵这时的心里正在憋着一口气。

    为什么自己辛辛苦苦为林县人民造福，却受到了批评；为什么自己在林县修红旗渠解决吃水问题，却成了罪状？杨贵越想越冒火，突然站了起来，激动地说：

    从昨天到今天，我的心一直在激烈地跳动。领导批评我搞红旗渠，对此，我无话可说。但是，作为第一线的县委书记，我有责任把林县的真实情况向上级领导反映一下。

    林县缺水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如果我们不搞这个红旗渠工程，那么，几十万林县人就得过饥寒交迫的生活，甚至饿死！

    我们有些人动不动就责备基层干部，可你们知道吗，一个基层干部如果不去解决农民最迫切最严重的问题，他就不配做这个基层干部！我杨贵问心无愧，我至今依然认为建设红旗渠是正确的……

    说着说着，大个子杨贵流出了眼泪。他坐下后，身边的几位县委书记有的拍了拍他的肩，有的递上了手帕，表示理解他。

    会议结束后，谭震林感到杨贵的陈述有理有据，又为他造福百姓的精神所深深打动，便以最快的速度派人去林县进行调查，并表扬了杨贵勇于表达自己见解的大无畏精神，同时恢复了路加林的组织部长职务。

    多少年过去，杨贵对谭震林副总理始终仍然满怀敬意：

    谭副总理了解了林县的真实情况后，对红旗渠建设一直关心支持。后来“文革”中造反派揪斗我，谭副总理还竭力保护我。

    沙盘上河床低下的漳河和红旗渠工程

    会后，杨贵又去了红旗渠工地安排了工地的工作。可他万万没想到，地委个别领导在杨贵回到林县几天之后，竟然指示杨贵和县委必须把红旗渠工程停下来。顶头上司的命令，杨贵不敢违抗，可让他把工程停下来，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也不想那样做。

    前几次的大部分人下山，让他延长了修渠时间，已使他非常惋惜。可如今地委又让下马，那就是挖他的心啊！祸不单行。这时，工地上的粮食也十分困难，就是野菜也十分短缺。领导让下马，工地无米为炊，如两座大山向杨贵和县委压了下来。

    偏巧此时，山西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带着一帮人来到林县。他拉着杨贵手说：

    你可真是能干啊！居然把大山给掏出了洞，快带我到渠上看看！

    杨贵早就耳闻邻省有一个不识字的农民把大寨搞得红红火火，从心里非常佩服他。今天一见，陈永贵果然淳厚朴实且雷历风行。杨贵带着陈永贵一行参观了红旗渠第一期工程和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本来只打算停留一天的陈永贵，被红旗渠的壮伟深深吸引了。于是，他在林县住了三天。

    “人定胜天”，是那个时代的人们笃信的信条——放诸今日，该观点也许值得商榷，但在当时却是中国人满怀激情建设新社会的豪迈宣言。几年后，比林县更全国闻名的大寨也提出了同样的口号：“重新安排昔阳山河”。杨贵笑道:

    这句话是陈永贵从林县学去的。

    杨贵带着专程来学习的陈永贵参观工地。“重新安排林县河山”漆在峭壁之上，每个字都有数丈高。陈永贵一看就激动不已：

    这个口号提得好，有气魄，鼓舞人。咱昔阳的山河也要重新安排。

    杨贵陪同陈永贵视察红旗渠

    在上车准备离开时，陈永贵双手搂着杨贵的双肩说：

    老杨，我求你点事行吗？

    杨贵马上说：

    老陈，有什么事你尽管说！

    陈永贵说：

    我想请你派几个人到我们大寨去，给大家讲一讲治水及修渠的经验，你看可以吗？

    杨贵一听是修渠，顿时心事重重，他有些凄凉地说：

    老陈，我派几个人帮助你根本不成问题。可你知道吗，我现在正面临着工程下马的尴尬呢！

    陈永贵闻听，忙问是怎么回事，杨贵便将个别领导要他红旗渠工程下马和缺钱缺粮食的情况简要地告诉了陈永贵。陈永贵一听便说：

    老杨，你不要怕那些人，渠不能下马，不建渠难道让老百姓都喝西北风吗？现在下马太可惜了！

    陈永贵回大寨了，但他的话，给杨贵和县委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杨贵派人到大寨，帮助陈永贵打旱井，搞水利建设。这次见面使杨贵和陈永贵两个“贵”字号人物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9月21日，趁杨贵在郑州开会，新上任不久的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和改任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的吴芝圃，派车把杨贵接到省委，要听一听他建红旗渠的情况。当杨贵汇报完红旗渠第二期工程正在建设的具体情况后，刚想要说一说他对豫北宾馆会议地委某些人的做法有意见时，刘建勋书记打断了他的话，说：

    杨贵同志，你谈的情况我清楚，他们在豫北宾馆会议上整你们，那种做法我们省委不赞成。你们的工作做得很扎实，是经得起考验的。我在中央开会时，周总理还问到你的情况。他说：林县修建红旗渠是个好事嘛，是些什么人有意见呢？我说：就是平常不愿做艰苦工作的那种人。这种人心中没有人民！

    陶铸同志（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也跟我说，你们要支持杨贵搞红旗渠，这样大的工程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来搞，真是不简单呢！杨贵他们的自力更生精神太好了，你们要是不支持点钱，等杨贵他们建成了红旗渠，我看你们怎么向群众交代呢！

    刘建勋书记接着对吴芝圃省长说：

    芝圃同志，红旗渠那样大的工程，不支持一点钱说不过去，我看从今年省里行政经费节约下来的钱中，给林县解決一二百万元。他们的自力更生精神太好了！

    吴芝圃省长说：

    可以，我们应该支持一下。

    ー二百万元当时在杨贵是连想也不敢想的数字。令他高兴的不仅仅是钱，更重要的是红旗渠工程得到了周总理、陶铸同志和省委的支持。杨贵对着两位省领导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感激，他拉着刘建勋和吴芝圃的手，眼泪汪汪地说：

    谢谢你们能理解我，请你们有机会转告陶铸同志和周总理，我谢谢他们对我们县委的支持和关心！

    过去土薄石厚的山头，由于有了红旗渠水的浇灌，建起了一座座果园

    因为有总理的支持和中南局陶铸及省委领导的关心，杨贵再也不用担心某些人的责难，可以大张旗鼓地建设红旗渠了。

    9月30日，第二期工程胜利建成。

    1962年10月15日，第三期工程告竣。

    1963年，红旗渠还被纳入国家基本建设项目。全凭自力更生进行了4年的红旗渠建设，有了来自国家的支持。

    1964年12月1日，最艰险的71公里红旗渠总干渠全线竣工通水。水进了林县，马上显示出效益。当年林县就成为全省第一个提前3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指标的县。通水同时解决了57万人和37万牲畜吃水用水的民生大计。这一年，林县粮食平均亩产达到423斤，成为河南省第一个亩产超过400斤的县。在20年里，全县的粮食产量提高了5倍。

    1964年12月30日，第四期工程鸣金。

    至此，红旗渠总干渠从渠首到分水岭全长70.6公里，全线贯通。

    1965年4月5日，红旗渠总干渠通水典礼大会在分水岭隆重举行。

    1965年的5月和8月，河南省委连续发出号召，要求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在学大寨、学大庆、学解放军的基础上，向林县学习。10月，河南省委任命杨贵为安阳地委副书记兼林县县委第一书记。

    1965年12月18日，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全面介绍林县县委领导全县人民重新安排河山的动人事迹，同时还在头版配发了社论，林县县委获得全县人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核心”的高度评价。

    1965年4月18日，《河南日报》一版刊发红旗渠第一期工程完工通水消息，并配发《贺红旗渠通水》的社论。四版刊发《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工程》摄影报道。

    1966年4月20日，红旗渠全面竣工通水，英雄渠与红旗渠汇流。《河南日报》4月21日以三个整版予以报道：一版刊发竣工通水典礼的消息和社论《改天换地斗争的伟大胜利》。

    二版刊发《林县红旗渠干渠工程示意图》和说明。

    三版刊发《林县红旗渠主要工程建设情况介绍》。

    这之后，还有59条支渠，416条斗渠，林县人要在自己的家乡织一张水网，滋润每一个角落。

    正当林县准备一鼓作气建设配套工程时，疾风骤雨的“文革”开始了。一些造反派诬蔑红旗渠是“黑渠”、“死人渠”。杨贵也被打成“走资派”撤职罢官，长期遭受批斗。

    但是跟着杨贵修成红旗渠的林县群众心里雪亮，他们给关押期间的杨贵兜里塞鸡蛋，往他怀里揣烙饼，最后干脆把他从关押地偷出来，送到山西，后又辗转送往北京。不久，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几位记者联名写信给周恩来反映杨贵的情况，周恩来保护了杨贵。

    1967年，杨贵回到林县，任革委会主任。他没干别的，还是接着修渠。1969年7月6日，历经10年，总长1500公里的红旗渠工程全面竣工通水。林县人用自己的双手，战天斗地，彻底改变了干旱缺水的命运。

    红旗渠完工后100天，杨贵调任洛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又开始组织黑材料，声称要砍掉红旗渠的红旗。周恩来得知这个情况后，措辞严厉地进行了批评，明确提出：

    红旗渠的红旗不能砍！

    这面红旗是砍不掉的。红旗渠已经成了镌刻在太行山麓的一座丰碑，留下一种红旗渠精神：

    自力更生 艰苦创业

    团结协作 无私奉献

    2018年4月10日，主持修建红旗渠的原林县县委书记杨贵逝世。《河南日报》在2018年4月23日三版刊发《不朽的精魂——从杨贵到红旗渠精神》一稿，深切缅怀杨贵同志，追思其在林州工作的艰辛岁月。

    2023年6月29日，红旗渠除险英雄任羊成在医院因病去世。7月1日，《河南日报》刊发文章追忆英雄事迹，表达哀思。

    红旗之渠 廉政之渠

    自1960年2月至1969年7月，红旗渠工程建设总投资6865.64万元，累计消耗钢材123.5吨，水泥6705吨，炸药2740吨，单从这组有整有零的数字，足以想象背后是多么缜密的管理系统。

    爆破石头的炸药量都是有数的，工具无故超损要赔偿。

    红旗渠特等劳模张买江在修渠中负责爆破，他记得很清楚，根据石头密度不同，规定的炸药使用量从2两到6两不等，鼓励节约、超用不补。

    红旗渠纪念馆的展柜里，至今保留着几张票据，可以一窥当年的工程面貌。一张开具于1963年4月29日的发货票证显示，当时购买了总价375元的125根钢钎；某集体伙房账目记载，“天1561.5，粮2342.25，款624.50元”，今天若有心查询对照，可轻易算出人均消耗多少。

    修渠物资分类管理，出入有手续，调拨有凭据，月月清点。

    曾任红旗渠工程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的王文全介绍，粮食、资金补助的发放程序也很严格，根据记工表、伙食表、工伤条等单据对照执行，几乎不可能虚报冒领。

    靠制度管理权、物、钱的措施，从源头上预防和杜绝了腐败。研究者指出，把纪律作为管党治党的尺子、不可逾越的底线，早在半个世纪前的红旗渠建设中就得到了生动贯彻。

    共产党员 责任担当

    在经济困难的上世纪60年代，投入30万人力修建这样艰巨的太行绝壁空中水渠工程，当地干部群体要承担多大的风险？

    林县再缺水能渴到县委书记吗？

    放着太平官不做，非要甘冒奇险，很多人都很不理解。

    老百姓会不会消极应对？上级会不会处罚、阻挠？工程胜算几何？百姓和政府能不能承受浩大工程失败之痛？这些尖锐的问题摆在林县县委面前。红旗渠总设计师、原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在回忆录中谈到，修渠是为了人民，也要依靠人民，面对争论要听听群众的意见。

    缺水长期是林州最深、最痛的记忆，从清朝后期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县志上频现“大旱、连旱、凶旱、亢旱”等字眼，甚至有人因打翻水桶自责上吊。林县县委成员多番走访，确定修渠引水是老百姓的重大长远利益之所在。

    红旗渠工程困难重重。修建初期，有人举报项目是领导干部“好大喜功、不切事迹的面子工程”，“林县不顾群众死活，大搞工程建设”，上上下下议论纷纷；总干渠修至一半，有关方面下达百日休整文件，要求停工；因为动用县里退赔款修建红旗渠，上级派来了调查组……

    红旗渠通水后彻底改写了林州缺水的历史，成为造福一方的“幸福渠”。时隔多年回顾，杨贵这样总结:

    要干好一件事，应该无私无畏、忍辱负重，任何情况下都以人民的利益为重。

    碰到风险就退缩，再好的事情也办不成。

    红旗渠蕴含着对党的优良传统、共产党人精神的继承和弘扬，是正确的群众观、利益观、政绩观和荣誉观的体现。

    红旗渠建设劳模李天德回忆，在红旗渠工地上，看不出谁是干部，谁是民工。总指挥长、副县长马有金是抡大锤的好手，抡开12磅大锤，一口气能打一百多下。由于长期风吹日晒，他脸膛黝黑，人称“黑老马”，“县长”倒很少被提起。

    干部和民工的区别，在领给养补助时最明显。当时除自带口粮外，工地上根据物资供应情况，给予一定补助。1960年2月至8月，民工补2市斤，干部补1.5市斤；1961年至1966年，民工补1.8市斤，干部补1.2市斤……

    干部的补助标准始终低于群众。

    一碗小米干饭

    这个小故事至今仍为健在的修渠者津津乐道。有一天，炊事员看杨贵书记干活太累，偷偷给他蒸了一碗小米干饭。杨贵很生气：

    群众吃啥我吃啥，这米饭谁蒸的谁吃！

    最后，这碗干饭倒进大锅里煮成粥，30个人分着喝了。

    我最佩服他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精神，那时干部跟我们一起吃糠咽野菜。

    在亲历群众讲述中，干部和民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各级指挥部都是住山洞或搭席棚，没用修渠的钱盖过一间房。最困难的时候，总指挥部的办公经费连点煤油灯的开支都不够。

    党员干部能够领导人民办大事，前提是必须符合人民的利益，必须与人民同甘共苦，否则将举步维艰。

    红旗渠干部学院特聘教授申伏生指出，参与修渠的大小干部上千名，他们用行动彰显了党的纯洁信念和优良作风。

    干部作风 民心向背

    林州流传一句话:

    干部能搬石头，群众就能搬山头；干部能流一滴汗，群众的汗水流成河。

    这是红旗渠建设时代留下的，没有亲历过的人，很难领会其中的深情厚谊。

    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时刻豁得出来，党员干部凭借工作能力和人格魅力，成为修渠群众的贴心人、主心骨。

    基层党组织在密切干群关系、调动群众参与意识方面作用显著。

    党员干部深入细致做群众思想动员，让老百姓明白是为谁修。据统计，开工第一天，就有三万七千人报名。6000多万元的红旗渠建设总投资，国家拨款仅占百分之15，百分之85都是群众自筹。

    干部冲锋在前、与群众同甘共苦，形成了一种无声无形却强大有效的凝聚力和感召力，群众的修渠热情空前高涨。当时林州有50万人口，其中30万人参与了红旗渠建设。

    干部作风关乎民心向背，这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红旗渠是践行群众路线、汇聚群众力量的典型范例，党员干部以此为镜，可以直观对照出自身的不足。红旗渠是党和人民刻在太行山岩上的一座丰碑。十年艰苦奋斗，林州人民创造了奇迹，改变了家乡，更孕育产生了宝贵的红旗渠精神，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符号。

    1998年10月8日，杨贵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对红旗渠精神进行了集中概括：

    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是红旗渠精神的根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红旗渠精神的灵魂；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是红旗渠精神的具体体现；团结协作，无私奉献是红旗渠精神的有力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林州人民不断赋予红旗渠精神新的内涵，将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谱写了气壮山河的“战太行、出太行、富太行”创业三部曲，实现了林州由山区贫困县向现代化新兴城市、生态旅游城市的跨越。

    2019年3月23日上午八时许，人民的好书记杨贵同志骨灰从北京静静地运回林州，安放在红旗渠纪念馆东侧小山坡上。

    在红旗渠精神的激励感召下，一代又一代林州人接续奋斗，取得改革发展一个又一个胜利。在今天的林州人看来，心中分量最重的，依然是那条希望之渠、幸福之渠，以及它所凝结的宝贵精神财富。

    红旗渠分水闸

    时光荏苒，祖国发展日新月异，但永恒不变的是红旗渠精神。这一精神是林州人民和中华民族伟大创业精神的真实写照。一代又一代像焦裕禄、杨贵那样的共产党干部，俯首为民耕，昂首向天歌，他们身上那种艰苦奋斗的拼搏精神，会世世代代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不断创造人间新的伟大奇迹。

    1949年参军，被分配到宣传部，1950年开始搞摄影，抗美援朝时当过随军记者，1957年春转业到《河南日报》。新中国成立时参加摄影工作任摄影记者。

    1980年当选中国摄影家协会河南分会副主席，1996年当选为河南省摄影家协会主席，现任河南省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

    四十余年的摄影生涯，具有丰富的摄影实践和深厚的摄影功底。曾多次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拍照。

    1960年至1969年用了10年时间采访红旗渠建设，拍摄大量珍贵历史照片。出版大型画册《红旗渠》。

    2020年12月，获得第十三届中国摄影金像奖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摄影家荣誉称号。

    1960年2月，红旗渠工程启动，数以万计的人们用独轮车把修渠用的水泥、石料源源不断地运往工地（《移山造海》1962年入选德国柏林举办的国际摄影展）

    提到红旗渠，很多摄影人都知道魏老师大名，因为您留下一幅又一幅历史照片。

    魏德忠：

    那是1960年，刚过了春节，《河南日报》组织采访团报道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山区建设，林县当时是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总部在涉县和林县交界的地方。我们到林县参观，报道林县山区建设，县委书记杨贵带着我们去采访。有一天来到河南林县、河北涉县和山西平顺县交界的地方，有座桥叫“鸡叫鸣三省”，鸡一叫3个省都能听见。当时在那听到施工的声音，问这是干什么呢，杨贵说是“引漳入林”工程，就是把漳河水引入林县。

    后来这个工程改名为“红旗渠”。林县历史上严重干旱缺水，因为是山区，山大石头多，地上无河，地下没水，一下雨洪水暴发，滔滔不绝，洪水过后，河水干涸。这里的人祖祖辈辈就过着这种水贵如油的生活，为了吃水，逃荒、要饭、饿死人、人吃人的现象经常发生。林县老百姓眼睁睁看着漳河水从林县擦边而过，白白东流，但是又无力把它引入林县。只有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才可以实现梦想，于是提出了“引漳入林”工程。我走到近处一看，山上一个个农民正在半山腰打炮眼。我就爬到半山坡，往底下一看，下面车水马龙，几百个人推着小车，形成一条长龙阵，将石料运往工地。

    我心里感到震撼，这不就是当年的愚公吗？这不就是当年的鲁班吗？这不就是当年的大禹吗？这就是中国的民族精神，我很振奋，很激动。我印象最深的作品是《移山造海》，反映的是运石的车水马龙的阵势，该作品入选1961年的全国影展，之后入选中国摄影年鉴，1962年被中国摄影家协会推荐参加在德国柏林举行的国际妇女摄影艺术展并获奖，当时我还纳闷为什么会在妇女摄影展获奖了呢？照片放大以后，我才发现画面前方推独轮车的、头戴安全帽的都是妇女。

    1960年2月，正当共和国处于最困难的时期，林县县委组织了千军万马的修渠大军，浩浩荡荡从四面八方开进太行山（《千军万马上太行》）

    红旗渠修10年，您就跟踪拍摄10年？

    魏德忠：

    是的。当时我很感动，我想别的地方我不去了，我就在这里采访。其他记者都到别的地方去，我就留在红旗渠工地。当时的红旗渠工地在山西的平顺县石城镇，渠首在那里，工地指挥部照顾我，把我安置在农民家里，没和他们一块住山洞。当时农民真苦，一天半斤粮食，那肯定吃不饱肚子。那时没有副食，没有油，他们就采些野菜，他们的伙食是“早上汤，中午糠，晚上稀饭照月亮”。

    1960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物资极端贫乏，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全靠一双手，一锤一钎地敲，经过10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在太行山上修成一条长达1500公里的盘山大渠，他们靠的是什么？是一种信念，一种精神，中国精神。

    在采访中，他们给我介绍了除险英雄任羊成。晚上刚吃过晚饭，他到我住的地方，我看见他身上穿的棉袄很多地方都露着白棉花、白棉絮，全身一片白，像鸡啄过的一样，他把棉袄脱下来抖一抖，抖出几百个野枣刺，原来是在山里除险的时候，野枣刺把棉袄扎烂了。当时，指挥长马友金开玩笑说：“羊成，让我摸摸肚皮，别人的茧子长在手上、脚上，而他的老茧却长在肚皮上，那都是麻绳磨的啊！”看着这些，我眼睛都有些湿润了，从内心里佩服他们！

    从这个人物身上，我看到了修渠人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敢于争取胜利的精神，这种愚公移山的精神感动着我、激励着我下决心一定把这个红旗渠拍好。

    那时他们也没准备修10年，没想到会修10年，也没想到50年后它还有这么大的影响。我下决心拍红旗渠的每一项重要工程，架桥、凿洞、劈山，我就是再忙，也要从郑州赶到现场。那时候生活很苦，交通不便，我从郑州坐火车到安阳，从安阳坐公交车到林县，从林县再到工地，工地在深山老林，没路，也没有车，我就坐牛车、马车、拖拉机，或者往渠首送菜、送物资的货车。我坐到车顶上，下了车以后，浑身是土，像个泥人一样，下了车就去采访，也不觉苦，也不觉得累。我之所以能坚持不懈地去那里采访拍照，是林县修渠人的精神感染了我，教育了我，激励了我，给我以无穷的力量。

红旗渠《英雄悬崖忙开凿》1961年8月

红旗渠《凌空除险》1961年8月

    提起红旗渠，大家最难忘的那张《凌空除险》，拍摄的难度很大吧？

    魏德忠：

    对，任羊成感动了我，我下决心要把他的精神和风采反映出来，把他那种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面貌表现出来。我拍了几次，都不理想，有时他晃动得厉害，特别是几个人同时晃动时，人物非常容易重叠。我拍了三四次，最后一次，我选好天气和时间，想要抓拍他们舞动的姿态，表现出工程虽然非常艰险，但他们还是很轻松，像打秋千一样来回悠荡的状态，给人以劳动的壮美感，以表现他们不畏艰险、以苦为荣、以苦为乐的内心世界。

    因为红旗渠的渠线是用炮崩出来的，炮一崩，悬崖上的石头就被崩掉了，但还是有崩松没掉下来的石头，就成了活石，一刮风、一震动，这些活石就掉下来了，很危险，会把下面的人砸死、砸伤，很多修红旗渠牺牲的人都是因为这样。所以必须先排除险石，才能保证下面施工者的安全，于是就成立了除险队。那时候别看麻绳很粗，但在山上荡来荡去，磨损得厉害，不定啥时候就断了，人摔下来就会粉身碎骨。有一次任羊成在除险时，一块活石突然从上面掉下来，正好砸到他，砸掉了他4颗门牙，鲜血直流，他忍住疼痛把4颗门牙和满口鲜血吐了出来，打着口哨（因为当时没有对讲机），与上面取得联系，才避免了一次生命危险。还有一次除险，麻绳磨断了，他摔了下来，还好正巧挂在一枝树杈上，又躲过了一劫。

    我拍他的时候没有长焦镜头，只能近距离拍照，我站在近处的一个山岩上，为了安全，指挥部把我也绑起来，挂在山头上，我不敢乱动，还要在用光上下功夫，反复观察，精心捕捉。朋友问我，画面是剪影，应该是逆光，但并不像逆光啊。为了突出人物的姿态美，我选择了剪影的表现手法，但还要把周围的环境突出表现出来，经过反复考虑，我采用斜侧光进行拍照，既彰显了人物，又交代了环境，把人物设置在太阳照射不到的地方，人物形成暗影，而远山、云彩都设置在阳光照射的地方，近处的岩石都能看到层次。我采用这一方案拍照，角度好，光线好，只等抓取精彩的瞬间了。他们不停工我就不停地拍，拍了大概两个多小时，他们收工了，我就下来了，腿都站麻了。

    (图一)《红旗渠上的铁姑娘》，红旗渠工地，1971年5月；

    (图二)《凤凰双展翅》，红旗渠工地，1961年8月；

    (图三)《为红旗渠精心填泥缝的姑娘们》，红旗渠工地，1963年4月。

    红旗渠总共拍了多少张照片？当时是有一个铁姑娘队吗？

    魏德忠：

    有人统计过，可能有几麻袋胶卷吧，10年来我去红旗渠起码有七八十次，没法算，得用麻袋计算。

    当时辉县有个石姑娘队，林县没有。在工地有很多姑娘，她们是轮换着去的，一个月或半年轮换一次，不是长期固定的，所以没有成立专门的铁姑娘队。

    我拍过一张照片《红旗渠上的铁姑娘》(图一)，当时4个姑娘抬着大石头，行走很艰难，形象沉重压抑，我觉得不能表现出她们的精神面貌和风采。等她们把石头放下后，我说：“姑娘们照个相吧。”她们站在一起喜笑颜开，我按下了快门，这一照精神状态表现出来了，虽然没抬石头，但有铁链子、杠子、垫肩，照片生动地再现了那个时候的劳动状况。

    红旗渠《盛大的节日》1965年4月5日

    请讲述一下开渠放水那天的情景？

    魏德忠：

    总干渠通水是1965年4月5日，通水那天，十几万人从四面八方自觉自发赶到渠首看水，有的老婆婆走不动，让儿子推着车去，有的人病了，叫人抬着担架去，可见红旗渠在人们心中有多重要的位置，是多么重大的喜事。我把通水那天的照片命名为“盛大的节日”，就是表现林县的老百姓像过节似的欢庆红旗渠通水。那个场面（照片）放大以后，每个人的脸都是面带笑容，说明红旗渠看起来是修在太行山上，实际上是修在人民的心里，人民永世感激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为人民干的大好事！还有一张照片叫“喜悦”，你看照片上的老人家笑得多么灿烂，真是发自内心的喜悦。

    红旗渠《喜悦》1966年4月20日

    您认为一名优秀的影像记录者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魏德忠：

    我觉得一名优秀的影像记录者要有高尚的思想品德，有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有较高的审美情趣，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真善美的光荣传统；要有渊博的知识，对时代和社会有正确的审视能力；要能看清时代的主流，分清社会的真假和美丑。

    我觉得摄影工作者与摄影爱好者、业余摄影者是有差别的，一些以摄影为娱乐的人是玩摄影的，想拍什么就拍什么，但是作为摄影工作者，应当为人民群众而拍，为历史写真，为时代留影，歌颂人民。

    古往今来没有一例艺术作品不是艺术家有感而发，没有一例不是艺术家艺术感情的流露，没有一例不是艺术家爱与恨的内心表达。

    胡山(右)，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会员，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首任青年部部长，人民法治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全国人才流动中心党委第207党支部书记。原国家外经贸部干部、外交官，世界反法西斯和平文化中心倡建发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