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曾留下一张极其珍贵的照片,在这张照片中,前排坐着的是吴焕先、徐海东等军首长,后排站着的依次是吕清、廖辉、詹大南、李金德和宁积贤五位军部警卫员。前四位的名气都很大,笔者也都为他们写了《人物记》,唯独宁积贤网上查不到一点关于他的信息。失望之际,幸得张震东将军之孙张迎的引荐,与宁积贤之女宁江梅取得了联系。然而她却说她爸爸是个平凡的人,没有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不愿再提及往事;我说红军干的就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宁前辈是位老红军,就是不平凡的人。在我的劝说下,她通过陆陆续续的回忆,总算把宁积贤前辈“平凡”的人生经历连缀了起来,于是成就了此文。 宁积贤(1918-1995):湖北大悟人。1931年参加革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18年2月,宁积贤出生于湖北省大悟县夏店镇宁家湾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27年黄麻起义后,革命的烽火燃遍鄂东大地,一支支农民武装汇聚成鄂东军。当时,年仅9岁多的宁积贤因在家里吃不饱饭,就跟着队伍跑了,一路上软磨硬泡要参加红军,直至鄂豫边界的地方,队伍上看他实在是年龄太小,就派人硬是把他送回了大悟老家。1931年8月,13岁的宁积贤再次跟上一支红军部队,一口气从鄂东跟到皖西,终于如愿以偿参加了红军。后来,他被编入红四军十二师三十六团,团长徐海东见这个小老乡机灵帅气,还透着点倔强,就把他留在团部当勤务员。从此之后的十多年里,宁积贤始终留在徐海东身边工作,二人结下了形同父子般的深厚情谊。宁积贤参军报名时,登记人员误把他的名字写成“林积贤”,他不识字也没能改过来。此后,战友们都以为他叫“林积贤”,他也在以后一直使用这个被改了姓的名字。
宁积贤参加红军后,随即投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1931年11月,蒋介石调集15个师的兵力准备“围剿”鄂豫皖红军,红四方面军趁其部署未完成主动出击,先后发起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一举打破了国民党军的“围剿”计划。在商潢战役中,徐海东指挥第三十六团担负正面阻击任务,全团坚守三天三夜,打退了敌军20 多次进攻,保证了战役全局的胜利。宁积贤也在这次战斗中首次经历了战火的洗礼。1932年5月,宁积贤编入徐海东任师长的独立第四师;7月,随徐海东编入第九军第二十七师,随即投入第四次反“围剿”作战。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红二十七师在完成掩护主力转移任务后,编入红二十七军,徐海东任七十九师师长,宁积贤跟随徐海东转战2000里,穿越十余县,从当时还属皖西的英山县一路打到鄂东北的黄安县七里坪。11月底,鄂豫皖省委在檀树岗重建红二十五军,徐海东任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此后,宁积贤继续随徐海东留在鄂豫皖根据地坚持斗争,参加了反国民党军对根据地的“清剿”和第五次反“围剿”作战。1933年10月,红二十五军在向在鄂东北转移途中,一部分被阻于潢麻公路东,徐海东收拢被阻的部队组建红八十四师,与活动在皖西的红八十二师组建了红二十八军,徐海东担任军长。在徐海东的直接指挥下,红二十八军在皖西积极向固始县南部等外线游击,寻机歼敌,夺取物资;随后回师商南,取得古碑冲、葛藤山等战斗的胜利。1934年4月,红二十八军再次编入红二十五军,徐海东出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宁积贤也在此后随徐海东到军部担任警卫员。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在花山寨改编后,从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从此宁积贤跟随军部踏上了艰苦卓绝的漫漫征途。26日血战独树镇,红二十五军伤亡近300人。当天入夜,徐海东预判到敌人会包围上来,不顾指战员们疲劳至极刚刚入睡,亲自拿着马鞭先把团长、政委打醒,再把战士们从一个个村子里撵出来,迅速集结,脱离了险境。事后战士们说,多亏了徐军长那一顿马鞭子,要不然我们都成了俘虏。12月10日庾家河战斗中,徐海东身负重伤,昏迷四天。宁积贤和另外几名警卫员始终不离左右,护卫着躺在担架上的徐海东,辗转于陕南的崇山峻岭之间。1935年2月初,在文公岭战斗中,徐海东命令宁积贤等人用担架抬着他来到前沿指挥所,协助吴焕先调整战场部署,最终消灭敌一二六旅2个多营。其后,徐海东的身体逐渐恢复,他指挥红二十五军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一、第二次“围剿”,先后取得葛牌镇九间房、奇袭荆紫关和袁家沟口等战斗的胜利。

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主力为接应中央红军继续西征北上。8月3日,部队攻占两当县城。在两当,军部首长和警卫员们留下了一张极其珍贵的合影。在这张合影中,前排坐着的是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政治部主任郭述申等军首长,遗憾的是军长程子华因伤病未能参加合影;后排是军部的5位警卫员,其中站在右一位置的就是宁积贤。初看上去,他像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但细看他的眼神,却透射出一种凛然不凡的气度,一种发自心底的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坚贞。这种坚贞和气度,已经超出了一个17岁少年的常态,过去4年所经历的战火,早已把他淬炼成了钢铁般的红军战士。9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永坪镇,与陕北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宁积贤在军团部任警卫员,参加了陕甘苏区的反“围剿”斗争。11月,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后,宁积贤随军团部参加了直罗镇、东征和西征等战役。1937年7月,宁积贤加入中国共产党。
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红十五军团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徐海东任旅长。9月,宁积贤随徐海东和三四四旅开赴华北前线,参加了平型关战斗。1938年3月,参加晋东南粉碎日寇“九路围攻”战役;6月,参加町店战斗;8月,徐海东病倒在华北战场,后回延安休养。1939年9月,徐海东随刘少奇到华中工作,担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宁积贤仍跟在徐海东身边任警卫员。12月,徐海东指挥第四支队在周家岗与日寇激战三昼夜,取得皖东反“扫荡”的重大胜利。战后,徐海东肺病复发,大口吐血,不得不再次离开战场。1940年3月,徐海东躺在病床上,参与指挥了半塔保卫战。此后,他的病情加重,毛主席发来电报,要他“静心养病,天塌不管”,他这才离开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转到后方卧病休养。
从1940年春到1946年秋的六、七年间,徐海东始终在安徽和江苏的淮南地区根据地休养,宁积贤作为他的警卫连战士,多数时候随侍在他的左右。有时受条件所限,床铺不够用,宁积贤就睡在徐海东病床边的地上。夜间,徐海东由于肺结核咳嗽得厉害,就用一根小棍子把宁积贤捅醒,宁积贤立马翻身起来照顾他。由于长时间的近距离接触,还有战争年代的艰苦环境,宁积贤后来也患上了肺结核,还有肝炎。有时遇到日伪军的“扫荡”和“清乡”,徐海东就躺在担架上指挥警卫连打游击,从敌人的合围中跳出来。行军途中,宁积贤总是背着当时只有三、四岁的徐文伯,一路颠沛辗转,直至下一个驻防地。对于宁积贤在这一艰难时期所付出的一切,徐海东后来总是念念不忘,直至解放后宁积贤到北京去看望他时,他还在对着他的大儿子徐文伯说,宁积贤比一个儿子还顶用;徐文伯也说:“我就是宁叔叔背大的。”
1940年11月至1941年7月,宁积贤进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军政干校学习;他学习期间,军政干校一部扩编为新四军二师直属的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1941年8月后,宁积贤兼任淮南专署采购员。1943年11月后,担任新四军二师副官,仍然负责徐海东的警卫工作;其间,曾参加淮南军区四分区教导大队的整风学习。

1945年,徐海东和他的部分警卫人员,在安徽定远的太平集留下一张合影,照片中,身形瘦削的徐海东端坐在中间的太师椅上,在他身后笔直站着的且唯一腰扎武装带的正是宁积贤,作为新四军二师的副官,宁积贤在其他腰扎子弹带的警卫人员中,显得格外老练和精干。8月,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徐海东听到后高兴地说:“我这个老病号终于把小日本熬垮了。”9月,他们从安徽定远太平集出发,来到江苏淮安河下镇一带继续养病。1946年年中,人民解放军撤离华中地区,徐海东随后方机关转移到山东。在此前的3月份,宁积贤离开徐海东转业到华中银行担任出纳。1947年调任河南南阳卷烟厂厂长。1948年11月后,担任中原贸易公司储运科副科长。
新中国成立后,宁积贤南下武汉,先后担任中南盐业公司第一储运科副科长、储运室主任;1957年,任中国化工原料公司武汉分公司副经理;1958年,任武汉市第一商业局监察室副主任、监委书记;1961年,任武汉化工原料公司党总支书记。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宁积贤还在心里牵挂着老首长徐海东,多次到大连、到北京去看望老首长。曾经送给老首长一双他夫人专门做的金丝绒圆口布鞋;后来,徐海东在来信中还特意夸奖他的夫人针线活好,布鞋穿着非常舒适。徐海东夫妇对宁积贤一家也是关怀备至。刚解放时,徐海东了解到宁积贤的行政级别被定为14级,认为太低了,就写信让宁积贤带给时任湖北省省长的张体学,要他适当关照一下,但宁积贤回到武汉后说:“我一不要官,二不要位,能活着看到新中国成立就很满足了。”1972年9月,徐海东的夫人周东屏带着大儿子徐文伯来武汉看望宁积贤一家,看到他们的居住条件差,就去军区找了杨得志司令员,几个月后,他们一家就搬进了尚未完全建好的红军大院。老一代之间的友谊自然会影响到下一代,后来,徐海东的子女和宁积贤的子女也有了密切的来往,就这样,徐家两代人与宁家两代人长期保持着亲密而深厚的友情。
宁积贤在职期间,工作严谨细致,廉洁自律。管过很多钱,却能做到一分不少;替人办过事,却拒绝收取哪怕是一点点微薄的礼物。离休后,仍然保持着一个老红军的革命本色,关心下一代成长,经常到学校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也经常在家中给左右邻居的孩子们讲述战争年代的革命故事,当时的《长江日报》上还曾刊登过一篇他讲述的红色故事;他也曾亲手用布条编了许多双草鞋,交给红卫兵们学走长征路,教育下一代传承长征精神;在生活上,他始终保持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作风,教导家人养成了良好的家风。
由于战争年代染上的肺病最终转为癌症,1995年2月18日,宁积贤在武汉逝世,享年77岁,安葬于大悟鄂豫皖革命烈士陵园。虽然他没有在1955年获授军衔,也没有获得勋章,但他是跟随徐海东时间最长的警卫员,徐海东对中国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有他的一份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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