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日军侵占广州、武汉以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国民党实施“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双重目的方针，集中力量打击以山西为战略支点的华北敌后根据地。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为准备投降日本，加紧反对坚持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为此秘密颁布了一系列反共文件，制造了博山、深县、平江、确山等一系列残杀八路军指战员、新四军指战员及其家属和抗日军民的惨案。蒋介石除制造一系列的摩擦外，并于1939年冬至1940年10月间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第一次是1939年12月到1940年3月间发动的蓄谋已久的反共高潮。即阎锡山配合国民党发动的十二月事变、阎锡山指使孙楚制造的晋沁阳事变和晋城县反动县长贾建民勾结国民党第47军制造了土岭事件，这些事件最终都被共产党所粉碎。第二次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这两次反共高潮，国民党第五战区和湖北省政府都遥相呼应。先是在鄂西北地区开展清除异党活动，驱逐一部分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接着便到处捕杀共产党人，镇压抗日救亡群众运动，并在政治上炮制了所谓“鄂西北462名中共党员脱党宣言”案，震惊朝野。

    一、鄂西北大逮捕案

    1939年冬，国民党在鄂西北地区开展清除异党活动已到了疯狂阶段。此时奉命到鄂西北地区工作的项乃光不慎被捕，因经不住敌人酷刑而叛变，供出鄂西北县以上组织机关。

    1940年6月，随着革命形势的恶化，鄂西北区党委负责人郭其甫因受不住历史考验擅自离开谷城茨河，不知了去向。中共中央中原局也因此指示鄂西北区党委机关撤退到鄂豫边区。撤退前安排张书武负责善后工作，将所有已暴露的共产党员分批撤出鄂西北地区。在鄂西北区党委的安排下，谷城茨河、盛家康等地的大部分党员被先后撤走。

    同年10月，老河口市委书记向保林叛变，又供出光谷一带的地下党组织，使共产党在鄂西北地区的活动线索基本上被敌人所掌握。

    12月底，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亲自电令谷城县长王志宣将所有共产党员和可疑分子逮捕归案。

    1941年1月3日凌晨，谷城县长王志宣接受指令后，率武装士兵60人，奔赴茨河包围鄂西北区党委驻地和手纺织训练所，查封工厂，将共产党员吴显忠等8人和64名教职工全部逮捕，押送到谷城监狱。

    同日早晨，谷城县民团副团长鲁蔚琛赴盛家康，命驻防盛家康的民团自卫队中队长刘克明集合队伍包围盛家康所有工厂。第1分队包围雷祖殿纺织厂，第2分队包围唐敬之纺织厂，第3分队包围唐家祠堂的铁工厂，另一部包围吕家祠堂的木工厂。将共产党员肖良凯等人以及200多名男女学员和职工分别关押到盛家康雷祖殿和李家祠堂内。

    此次抓捕，茨河和盛家康两地一共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近300人。吴显忠、肖良凯等重点人员被押送湖北省政府恩施监狱；另一部分被押送五战区仙人渡集中营青年训导团；其余人员经过一个多月的囚禁审查，因无真凭实据全部释放。

    此次抓捕，谷城特支也没有逃脱厄运。1月5日深夜，谷城特别支部遭到破坏，特支书记曾虹在水南张家营被捕，特支委员彭吟僧在家中被捕，席珍聘在后街皮影戏场被捕。不久，汉西区委遭到破坏，叛徒向保林带领五战区特务团张连长将区委负责人杨继时和刘汉臣逮捕。其后，襄光谷中心县委书记张书武也在张家湾张家油坊自己家中被捕。这便是震惊一时的“鄂西北大逮捕案”。

    二、陈诚邀功请赏

    1月24日，陈诚为了邀功请赏，亲自就鄂西北逮捕共产党情况给蒋介石发密电一封。电报原文如下：

    渝委员长蒋：

    书，密查本省鄂东、鄂中、鄂北各地区特种汉奸公开活动，发展组织，扩大部队，肆行反动宣传毫无忌惮，彼辈在鄂北活动总机关，为谷城之茨河镇生产合作社，该社直属中央主持人为李范一，以原由应城汤池所办之合作训练班毕业分子为基干(该训练班之教官多为董必武介绍分子，非需复杂)藉中央之名义，与补助金为号召扩大组织。最近行动益趋积极，据查奉行特种罕见之工业五年计划为手纺织训练所主任吴显忠，教官王输，及合作社织布厂经理黄子萍，木工厂厂长曾治才，铁工厂长徐兆椿，织布厂长肖xx，铁木合作社推销主任谢楚之等;均系特种汉奸首要分子，本府为防止反动势力，爱于中二十九年十二月电令当地县长，将该社全部封闭。除有重大嫌疑之员工解省外，其余仍令继续开工。该特种汉奸等借中央名义与资金为掩护遂其阴谋毒险至极，应请中央严防，免为所蔽。伏乞签核，施陈诚子养动研印。

    这封电报，不打自招地供认了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高潮，残酷迫害共产党人，摧残抗战力量、破坏国共合作的罪恶行径，也从反面印证了鄂西北党组织在极其复杂、艰险的情况下坚持抗日斗争的革命精神。

    三、炮制“462名中共党员脱党宣言”

    国民党五战区得知陈诚邀功请赏的消息，为了同陈诚争功争赏，也积极施行反共活动。襄光谷中心县委书记张书武被捕后，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变节，叛变了革命，不仅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承认自己是受邓一陶(均郧房中心县委书记>领导，愿意带队去逮捕他。

    张书武变节后的第二日上午，他便乘专车，带着由特务队长侯敏雁带的一个班武装特务去逮捕邓一陶。走到石花车站，张提出让特务头子庞郁生坐在车内等候，由他和侯敏雁去我邓，待诱出后再下手逮捕。

    邓一陶当时住在鄂北公路工务段陈衡处。张书武见到邓一陶后，谎称鄂中(大洪山)来人找他谈话。邓一陶没加怀疑，即随张出门，见到侯敏雁时，即遭逮捕。一起被捕的还有陈衡和邓一陶的妻子李曼中。不久，庙滩党支部书记姜步瀛也遭张书武出卖被捕。同被出卖的还有南（漳）宜（城）保（康）中心县委书记吴云鹏等。张书武共向特务供出襄光谷、均郧房、南宜保等地区的党组织领导人和共产党员29人。

    为掀起更大的反共高潮，在政治上彻底破坏鄂西北地区的党组织，以获取更大的政绩，1941年5月，五战区特务调查室和叛徒张书武共同炮制，并在《阵中日报》上发表“邓一陶等462名中共党员脱党宣言”，以欺骗各基层党组织和未被捕获的共产党人。

    事实上，这个《脱党宣言》纯属伪造。所列462名党员数字极不真实。鄂西北地下党的全盛时代（1939年），除枣阳、随州外，其余各县党员加起来也不足400人，报上所载姓名仅60余人，且这60人中，有的是忠诚的共产党员并没有变节；有的已奔赴延安和鄂豫边等解放区；有的是烈士已经牺牲。国民党特务为了凑数，把他们的名字都列入脱党宣言者之列。如襄阳的黄耀东在鄂豫边区战斗中牺牲；谷城特支书记王时中，于1940年秋离开谷城后参加新四军，在皖南事变时失踪。这份《脱党宣言》明显是国民党进行反共宣传炮制出来的。

    四、揭露“脱党宣言”阴谋

    此次大逮捕使鄂西北地区的党组织遭到严重摧残，但此时位于均县和谷城交界武当山脚下，中共均州中心县委以邱家山为中心在均谷交界的浪河乡（属均县）、五山乡（属谷城县）建立的党支部仍还存在。

    他们在得知国民党五战区特务调查室和叛徒张书武为了争功领赏，共同炮制“邓一陶等462名共产党员脱党宣言”后，对宣言进行了认真分析。他们认为国民党炮制这一虚假宣言的目的，一则为了谎报战绩捞取好处，争功请赏；二则为了麻痹鄂西北的共产党人，以此摧垮共产党人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