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的图书馆都会介绍：

    “图书馆是没有围墙的大学。”

    此语几乎人人承认。不过如果要问，哪位是从这所‘’没有围墙的大学‘’毕业的？似乎承认者不多。

    但是，并非没有，鄙人就是坚定不移的一个。我是高自考中文专业的，一部分课程是在北京考的，所以可以算北师大校友。最后文凭是在广东拿下来的。所以是中山大学毕业。

    广东有句名言:"砂纸（文凭）不等于学问。"

    我不敢说有‘’学问‘’，但是，如果说我还多少有一点"硬货"的话，那却实实在在是北图柏林寺所赐。所以我一直以北图学生自居。

    有一次和朋友聊天，大家分别说起毕业院校，我说：我是北图柏林寺的。引来疑问，我聊起往事，大家说：‘’你这么说，还真有些道理。你干脆找任继愈老先生要毕业证去吧！

    ——毕业证是要不来的，但是，我相信鄙人这篇拙文如果公之于众，北图（现在是国图了）的诸位老师不会不承认我是咱们这所

    “没有围墙的大学”的学生的。

    一，书香世家的终生憾事

    鄙人算得出身书香门第，上溯四代都是读书人，祖父江庸是中国第一代留学生，负笈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是著名法律学者。父亲江振也就读于早稻田大学，不幸被打成右派，英年早逝。本人从小就由表哥王达仁（后任光明日报总编，文革中不堪受辱跳楼自尽。）开讲论语孟子，打下比较好的中文基础。

    1949年。国立北平师大第二附小（今实验二小）招生70名，门槛极高，每人最多要经40关各项考察（有的关口当场淘汰）。北京有识之家争相送子女投考，参考者达700多人，按报名号分三天才考完。时年仅六岁的我，竟然轻松以第十名被录取，表哥达仁老师功不可没。

    1959年，我考入天津南开中学，而且从津门名儒吴玉如老先生学习《唐宋名家词选》。

    南开中学至今有一百多年历史，堪称中国最好中学之一，校内流传一句话：‘’进了南开中学，你的一只脚就已经迈进了大学门槛。‘’

    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国家大量从城市招兵，一大批从小就羡慕古人‘’投笔从戎，乘长风破万里浪‘’的南开学子，以身许国，高唱苏联 卫国战争歌曲《共青团员之歌》走进部队。我们不少人天真的认为：现在国家需要我们去当兵，几年后退伍了，还可以再去读大学。 事与愿违，我们这二百多名（"一只脚已经迈进大学门槛"的）入伍同窗退伍后，除了我们二三十个通过高自考、电大算是圆了大学梦之外，都永远和大学绝缘！

    没有能进大学校园读书，终生憾事也！

    二，艰难的求索之路

    我在部队应该算是表现不错的，但是，出身的包袱却成为永远卸不掉的重担:

    我被两次评为五好战士，但是，入团却迟迟不批，直到入伍第三年（同时入伍的南开校友好几个位都入党了！）才勉强通过。校友们都提升上士，中士了，我却还是下士，好在我军事技术过硬，战友对我还挺尊重。

    1964年，罗瑞卿总长搞大比武，我所在的班，经过团、师、军的多次比武选拔，最终成功代表24军参加北京军区大比武，在和六个军加六个独立师的炮兵侦察分队的精兵强将反复较量后，取得第二名的好成绩。回到部队我被战友一致提名授奖。大家估计最低也会授与三等功，不料只得到营级嘉奖。

    后来知道，是有一位营首长极力反对说:他是大右派的儿子，给他立了功。将来他出了事，咱们担得起责任吗？

    1965年，我要求退伍（按规定：哪里来，哪里去，我只能去天津。）一位营首长冒着风险，把我和北京入伍同志一起退伍回到了北京。

    北京宣武区武装部的罗干事想把我安排到宣武区最好的国营企业——北京邮票厂，但是，一看档案，父亲是右派，就不收。再安排几个好一些的单位，全一样拒收。最后，一家厂矿医院勉强收下我，但是，同时分去的复原军人都安排有技术的或比较轻松的工作，如中药房，挂号室，维独我却被分配到又脏又累的洗衣房。

    我找到武装部，老罗悄悄把我拉到一家小饭馆喝着啤酒对我交了实底:小江，你认了吧！我为你的事跑了七八个单位了。这里算是能接受你的最好的单位了——起码是全民所有制啊！

    在医院，我就找各种机会学习：学针灸，学中药，我还专门拜一位老中医学中医。针灸和中药学得不错，但是，人事科不让去实习。中医学了一年多，文革爆发了，老师挨斗了，学业半途而废。

    我只好跟医院的电工学点电工技术，我虽然理科不太好，但是电工的那点欧姆定律之类毕竟不是难事，很快我就能上手了。但是，医院领导还是不让我到这种“要害部门”工作。直到1975年，我才调出这个单位成功的当上电工！工资也从37.50元调成42.68元，（在那个时候就等于长了一级工资。）

    当电工在当时是好工种，我满足了一二年，又"不安分守己"醉心于读书了。恰巧有一个同事的母亲王阿姨在首都图书馆工作，我请她带我去首图，我一下眼界大开，从此，每到周末就泡在国子监。

    起初我基本是无目的的看书，最多看的是古人随感杂记和史籍类，偶尔也看小说。一次和王阿姨聊天，她偶然说起，我们这里书不多，你可以到柏林寺北图古籍部，那里应有尽有。

    我终于找到应该走的路！

    如果说北图柏林寺是我的大学，王阿姨就是我的入学引导人。

    三，“大学”的课时和专业

    不记得是哪位哲人说：“机会永远赐给有准备的人。”

    1980年，机会到了。我当电工的玉渊潭公园，建成高压变电室，按照供电局规定，要有高压操作许可证（俗称高压本子）的人员24小时值班。单位只有两人有高压本子，我抓住这个机会到海淀区供电局参加培训，很顺利的以第一名的成绩拿下被认为很难考的"本子"，单位规定:高压值班电工."上24、休48，给发一天加班费"。

    这样，我把这一天时间和一天加班费都入了"小金库"。去北图读书"既有闲，又有钱"了：我第一天上连班，第二天早八点就下班了，于是骑车去北图，看一整天书再回家，第三天在家干一天家务。第四天再去上班。这件‘’私活"我一直瞒着妻子，干到1985年上半年。算起来我每年至少去100天以上，每天读书最少8、9个小时。四年多，积累读书时间大概要超过大学生在校的就读学时。

    我在北图前后大概阅读（也有一部分只能算"翻阅"）了地方志和史籍、古人杂录等约400多本如果说"卷"则超过"万卷"，算是勉强达到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的目标。

    我按照南开中学恩师夏玉泉当年教的办法，读的每本书都做读书笔记。我舍不得去买本子，新年一过，就把公园发给各班组的前一年的旧台历通通收集起来，把写过字的页面扔掉。就有了大量的活页笔记本。几年过去我记满了几十本。后来在深圳赶上刮台风，房间进水，放在床底下的读书笔记沁水，损失一部分。现在还保留下二三十本。（见附图）

    “大学”上了，学习方法也算是对路。但是，选择“专业”却颇费周折！

    起初，我想既然在园林局工作，不如从这里入开始，就从《帝京景物略》《宛平县志》入手，查了不少书籍，做了不少笔记，然后写过二十来篇文章，向《北京晚报～五色土》投稿，但是，无一不被退稿。我同事的父亲梅村老先生是北京园林局最有名的园林史专家，我拿退稿找他请教。

    他说：你“迟到”了，如果早二三年，咱们北京园林史没有完成，你的文章会非常合适。但是，这项工作已经完成，前一二年，这类文章北京晚报基本都登过了，你写得再好，人家也不会再登了。于是我的《园林史专业》白学了。

    我开始对于文革中和文革刚结束时，杨荣国、郭沫若关于《周易》的探源文章感兴趣，而且不知天高地厚的觉得他们讲的不对，于是下一番苦功夫，把先秦诸子的书都翻一遍，把所有带“卜、筮”的语段，通通摘录下来。最后写成一篇大约三四千字的文章，请教于一位《周易》大家，老人家很谦和的说:我和你的观点并不一致，但是，我认为你的文章不失一家之言，我觉得有信心了。

    我爱人的姨夫是《红旗》杂志的高级编辑，我就把文章拿给他看，而且把那位老专家的话如实相告，请他向哲学刊物推荐。内姨夫只知道我是复原军人工人，看到这篇文章，感到惊讶，详细询问我的家事后说：文人世家啊，难怪你能写出这样文章。讲真话，我不懂，但是那位大家都认为不失一家之言。我为你推荐。

    几周后，他给我爱人打电话约我过去，告诉我哲学杂志一位副总编看过之后说:确实可以算是一家之言。但是，文章是对郭、杨这样的大家提出不同见解，这篇文章的论据就显得太单薄。是否请他再填补论据，然后再送来？

    并且提出最好从甲骨文中找到最原始证据。

    我听前一段话还觉得不错，听到后一段话就感到进了冰窖！如果我真去现学甲骨文，学到能够找到"原始证据"，大概非要十年八年不可！我的《周易专业》又告失败！

    就在我苦苦寻找，而不得着力点～时，刚到深圳去创建《深圳特区报》的哥哥江式高（摄影家）给我来信，告诉我，深圳考古队发现了几座将军墓，他们不知道墓主人的情况。问我有没有兴趣查一查？并附有很工整的墓碑全文抄件。

    这立即提醒了我，深圳是中国的特区，目前人们只知道它是一个"小渔村"对它的过去几乎一无所知，学术界还没有想到关心此阵地，我为什么不抢先占领？

    于是我的"专业"便定位为:《深圳史志》。

    就从这两座将军墓开始学习。

    我先查出深圳镇属于广东惠州府新安县。（后改名宝安县。）

    于是我最先找到两部《新安县志》和《惠州府志》，再查找卷帙繁多的《广东通志》，两位将军的姓名和籍贯、曾任职务都搞清楚了。再分别查找任职地、原籍的地方志和《夷纷闻记》等鸦片战争时期的史籍（大概查了三十多部史志）。一个多月后，赖恩爵，刘起龙两位将军的简历就全部搞清楚了。没有想到最后的瓶颈居然是碑文最后的立碑时间的两个字上。

    手抄件墓碑结尾标注时间为："道光十一年辛卯仲春月谷日重修。"

    前面的：皇帝年号，干支纪年，月令别名我都懂，但是，却实实在在不知道"谷日"是哪天！搞不清这两个字，全文没法收笔。

    四，大学"同窗"和老师

    搞不懂就必然要找人请教，我到北图读书已经一年有余，结识了不少读友，其中交流最多的有两位，一位是首师大的王教授，比我略大几岁。另一位是比我小十来岁，姓许的雕刻家。我请教了熟识的读友，都不得而知。

    我就想出一个笨办法：每见到借线装书的中老年人，就过去致礼，问："请问您是搞中文还是搞历史工作的？能否向您请教？"然后再写出道光辛卯仲春谷日八个字。求教这是1831年阴历三月的哪一天？说来尴尬，我从几十部（数百卷）书查出两位将军的简历、事迹才用了不到两个月，但是，查找，求教这两个字却用了三个多月！
直到1982年初冬的一个早晨，在柏林寺，我看到一位身材高大，头戴皮帽的老先生借出一摞线装书，就再次过去，说出我的"老三篇"求教。

    这位老先生说话幽默而客气：

    “小兄弟，我倒确实是搞文字工作的，不过，我自己也搞不清楚我算是搞中文还是搞历史的了。你有不明白的，说出来咱们共同学习。我如果不懂还有老师，老师不懂也没有关系，我手边有不少工具书，可以帮你查。"当我写出"谷日"后，他说:这个名词你是从哪里见到的？我拿出那个手抄件，他看后笑了：真难为你了，他抄错字了，不是"谷日"而是"谷旦"，语出自诗经"谷旦於差，南方之原。"是良辰吉日的意思。

    我听得愣住了：简直是"学究天人"啊？

    然后他又做了比较详细的解释。并且介绍了他自己：“我叫马绪传是中华书局的编辑，我就住在书局大院里，欢迎你来找我聊天。到办公室或我家都行。”

    遇宝山，自然想多得点。我说：“马老师，我还有一些不懂的东西，想再请教。”

    他笑着点头，我就把到北图看书一年多积累的二十多个问题一一列出。我写出一个他答一个，都是"语出xx书，上一句是xxxxx，下一句xxxxx。"

    只有三个他说，这个待会再说。到我无可再问时。他说：这一个我也不知道，回去查出来再告诉你。这两个我记得不太准确，应该是xxx之意。你先这样记下来吧。我回去再核对一下，如果我记错了，下次见面我再告诉你正确的。（后来他告诉我，所说不错。）

    有了马老的解释，我回家当晚就完成初稿，又推敲了几天定稿寄出。

    1983年元月深圳特区报赠刊《海石花》创刊号上，登出我的处女作《将军墓小考》。这是深圳历史上第一本正规刊物上，第一次刊出对于深圳历史的考证文章。这篇文章今天看来实属初出茅庐的不成熟之作，但不失为良好开始。

    我拿着油墨味尚浓的刊物到马老家致谢。老人的家只有斗室两间，外间厨房兼储物室，一面墙攞满整箱的洋河大曲。内室卧室兼书房兼餐厅。书架地上都堆满书，几乎没有旋转之地。老人非常高兴，打开一瓶洋河大曲，让老伴端出一大盘自制的拉皮，为我庆祝。

    此后我就成了马老家的常客，我去之前到浦五房或者稻香村买一点小肚，酱肉之类带去，老人再加上拉皮，拍黄瓜之类，一老一少边吃边聊，每次我都得到不少知识，更学到很多作人之理。

    马老不仅随时随地为我解决读书遇到的问题，而且多次带我向名家求教，前面说的周易大家，就是马老带我去和平里立雪程门，如果不是马老的面子，人家那会搭理我这样的无名之辈？

    老人家将他以毕生心血写成的《全唐文索引》赠我，可惜学陋識浅的我难以应用，宝剑赠烈士，红粉送佳人，后来 郑重赠给一位青年学者，不使明珠暗投。

    我离开北京去深圳，还和马老 一直保持书信联系，马老一直不肯承认是我的老师，只说是忘年之交。不过我相信他内心里是把我当作得意弟子的。

    1988年老人家病故。我十分悲痛，打电报发去一幅情真意切的挽联，他的公子竟以此为灵堂主联，为老人家送行。他家人是知道我在老人家心目中位置的。

    恩师远去，永留心间。

    五，一次永生难忘的观摩

    大概是1983年的春季，我正在柏林寺读书，图书馆工作的一位老师把我、那位姓许的雕刻家和十来个读者请进一间内室，一位馆领导，很简短的说:各位都是老读者，我们为了增加和读者的交流，特情各位进馆参观，希望各位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指导意见……

    然后把我们分成三人一组，每组给一把手电。我算是一组的组长接过手电，心里纳闷:又不是参观地道战故址，拿手电干什么？

    进到里面才知道，柏林寺是一座极大的古庙，高大的殿堂用来改做书库，在两米多高的书架上铺上木板，上面再放一层书架，就变成楼上楼下的两层书库。大概是怕电路起火，里面居然没有照明电灯！书库工作的老师们居然是拿着手电筒，爬上爬下为我们找索要的书，找到后，既要抱着书，还要拿着手电照着狭小很陡的梯子爬下来！我觉得比我当电工爬梯子干活还要不容易！

    我不禁设身处地的想:这些老师，都是行政级别，工资很低:大学毕业的待遇是行政23级，"相当于"四级工。但是，工资只有56元，实际上只比建筑三级工基本工资多两块多钱，如果加入各种补贴，就比三级工还要少！

    我不禁拿自己和他们做对此：我当时是五级电工（七级制）基本工资72.98元，名义上"相当于"行政22级，实际上却比行政20级的收入还要高！

    图书馆工作，在外人听来是那么高雅，有学问，有知识。可是谁知道他们不仅挣得钱比工人低不少：他们居然是：穿着医院勤杂工的蓝大褂，干的活竟然是打着手电、抱着书登高爬梯，比我的小徒弟还要艰苦！讲心里话，我很羡慕他们能借工作便"溜"书，得到很多知识，但是，抚心自问，如果让我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干下去，我能坚持到退休吗？敬意油然而生！

    在参观后的座谈会上，我由衷地说：看到各位老师们，穿着蓝大褂、打着手电筒，穿梭于充满"胡椒面"的书架中，爬上爬下不辞劳苦的为我们取书，输送知识。我非常感动，谢谢各位老师！我今后一定尊重老师们的劳动，读好书，用好书。

    刚到柏林寺读书时，我如果一次索书过多，柜台老师就会说你一次要要那么多书也看不了，少要几本吧！后来，熟悉了，知道我是认真读书的人，对我索求便不再限制，有时一次就给我推出半车书。我哪知道他（她）们是怎样艰难的给我取出这么多书啊？往往一多半，只是翻一翻就过去了。此次参观后，我就很注意尽量只要最需要的书，并且尽量把要出来的书都详细查看。再也不会浪费浪费那些默默贡献的老师劳动。

    1984年底，深圳到北京招聘人，当时还只有十来张高自考单科文凭的我，由于用在北图读书搜集到的深圳历史文献，发表了不少文章被选中。

    1985年得到深圳市政府的破格录用，接到调令进入深圳市政府办公厅市志办当编辑。

    至此，我北图柏林寺大学就算是毕业了。

    到深圳后，我先在地方志当编辑，后来去筹建旅游局，深圳大学聘我为客座副教授，起初讲深圳历史，后来讲酒店管理。这样一直为不能进大学校园读书而遗憾的我，登上大学讲堂。我退休以后，又在北京的几所公办和民办大学讲课，直到我年满七十，才不再受聘，闭门写一点自己的东西。总结自己没有什么成就可谈。但是，还可以勉充一名"没有围墙大学"的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