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中央九月来信产生背景。因红四军在1929年5月、6月间出现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等非无产阶级思想，为了纠正红四军这些错误思想，由周恩来9月28日签发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简称中央九月来信。（二）、中央九月来信对古田会议的影响。中央九月来信对红四军中出现的各种错误思想和争论问题作了明确结论，为古田会议的顺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笔者认为没有中央九月来信就没有古田会议的顺利召开，古田会议永放光芒。（三）、中央九月来信在梅县松源。中央九月来信10月22日在松源红四军前委会议上首次传达贯彻。前委会和广大官兵的思想发生大转变，部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九月来信精神上来，松源会议开始点亮古田会议光芒。（四）、红四军在梅县转折奔向古田。红四军在梅县13天，从松源会议到马图会议期间，前委和广大官兵的思想上发生大转变，都是以中央九月来信精神为指导，行动方向上决定不再继续挺进东江，而是从梅县转折走向闽西，奔向古田。

    关键词：九月来信  古田会议  松源会议  点亮光芒  红四军转折  奔向古田

    一、中央九月来信产生的背景

    1928年4月28日，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分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1万余人陆续抵达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11月，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书记。1929年1月起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开创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基础。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革命队伍的扩大，红四军及其党组织内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滋长严重。

    1929年5月底在福建永定县湖雷召开的红四军前委会议上，刘安恭等人对前委领导提出很多意见，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建立军委是完成党的组织系统，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代替了群众组织”，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要求恢复正式军委。第一纵队司令林彪等人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认为赣南、闽西的苏区尚未发展，地方工作不多，领导工作的重心还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重叠的机构，并批评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反对设立军委。刘安恭和林彪的言论，显然违背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使红四军党内原来就存在的自由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化残余，便有所滋长和暴露。作为红四军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力图纠正这些错误的思想倾向。争论结果，未能统一。在红军中实行民主集中等原则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上的严重分歧和争论，前委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无法贯彻实行，担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也难以继续工作。

    6月8日在福建上杭县白砂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出席者扩大到连以上干部。刘安恭与林彪再次发生激烈争论，刘安恭情绪激动地说：“毛泽东总是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按这条标准来衡量朱、毛，两人存在很大的差异。朱德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总是自创原则，拒绝中央的命令。这次拒绝共产国际和中央二月指示就是一个明证。所以，现在不仅有一个划分前委与军委职权的问题，还有一个红四军是留朱还是留毛的问题。”林彪再次重申了反对设立军委的意见，朱德为缓和会场紧张的气氛，耐心地做解释工作。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他将一份书面意见放在会议桌上，简短地说：“前委、军委分权，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毛泽东此举使大部分与会者对刘安恭的做法不满，在投票中，前委以36票对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刘安恭担任的临时军委书记一职自然免去，改任第二纵队司令员。会议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统一思想，解决分歧，结束争论。加强团结，以利革命。前委还决定由陈毅代理前委书记。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党的七大在龙岩城召开，由于毛泽东对红四军的性质和党对红军的领导权党指挥枪等问题的正确主张没有能够为红四军领导层的大多数同志所接受，于～票之差，毛泽东最终落选前委书记一职。会后，毛泽东对陈毅极感失望，愤而离开红四军，到闽西特委所在地蛟洋与永定去指导地方工作和养病。9月，在上杭召开红四军党的“八大”会议，开了三天，争论不休，毫无结果。

    红四军党的七大后，7月，陈毅离开红四军到上海。8月下旬，抵达上海，向党中央如实汇报红四军的工作。为了解决红四军中存在的各种问题，8月29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部情况的详细汇报，并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3人组成专门委员会，深入研究讨论红四军的问题。经过一个月的讨论，形成由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并于1929年9月28日签发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简称中央九月来信。

    二、中央九月来信对古田会议的影响

    中央九月来信对红四军党内原来争论问题作出明确结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即古田会议）是以中央九月来信为指导的，它对古田会议的顺利召开并形成决议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

    （一）在思想建党方面。《古田会议决议》以“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开篇，提出了思想建党的原则。在苏维埃革命兴起的历史转折时期，党内思想一度处于散乱状态，流寇思想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普遍存在。红四军中同样存在非无产阶级意识，特别是红四军党的“七大”“八大”会期间尤为突出，争论不休。中央九月来信明确要求红四军“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纠正和肃清一切不正确的倾向。“九月来信”为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原则起到了指示性的影响作用和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二）在政治建军方面。中央九月来信指明了《古田会议决议》奠定的政治建军原则。“‘九大’决议在党对军队的领导上不再为中央已明确否定了的‘党管一切、家长制、书记专政’等作分析讨论，而是在此‘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的政治训练问题’等方面具体详细地定出章程作出规定，从而使从旧军队转变过来不是太久而文盲占绝大多数的中国工农红军有了一个贯彻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切实可行的法规。虽还没有否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文字，但是这部法规中无论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红四军都在党的绝对领导下，而党委又不包办代替军政机关的工作。这显然和‘九月来信’的精神是一致的。”[ 摘自1991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于永波主编的《陈毅传》第117页]“九月来信”对古田会议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是确定毛泽东在红四军中的领导地位，“‘九月来信’最有决定性的精神，还在于由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选定毛泽东为红四军党的核心，这是中央指示最英明之点。”[ 摘自1991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于永波主编的《陈毅传》第117页]

    （三）在军队的性质和任务方面。中央九月来信指出，“目前红军的基本任务主要的有以下几项：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红军不能实现上面三个任务，则与普通军队无异。”《古田会议决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决不是单纯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由此可见，中央九月来信对《古田会议决议》明确红军的性质任务起了决定性的指示作用。

    1、红军的纪律与处罚方面。中央九月来信指出，“应做到使士兵自动守纪律，以群众的力量与影响来裁制违犯纪律的人，坚决废除肉刑”。《古田会议决议》决定废除肉刑、成立士兵委员会、对青年士兵进行特种教育等。从《古田会议决议》内容看，很多吸收了中央九月来信的观点，都是以中央九月来信精神为指导作出的决议。中央九月来信在红四军中传达贯彻后，在广大官兵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纠正了和基本消除了过去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大家的认识和行动都统一到中央九月来信精神上来，这也为古田会议的召开扫除了许多思想障碍和组织障碍。红四军的第九次党代会迟早要开的，如果没有中央九月来信去纠正红四军中出现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去统一前委和广大官兵的思想认识，“九大”可能开得没那么顺利，有可能还会出现象“七大”“八大”一样争吵不休、毫无结果的现象，也意味着不可能形成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决议》，也不知到何时才有永放光芒的会议。中央九月来信对古田会议的顺利召开及其形成决议的影响是非常重要和深刻的。

    三、中央九月来信在松源首次传达

    周恩来审定签发的中央九月来信，由陈毅带去给红四军。陈毅1929年10月1日离开上海，4日到香港，6日到汕头，11日到达中共东江特委所在地（丰顺八乡山），与特委开会研究中央指挥红四军进入东江的工作。会后，他离开东江特委继续北行，走梅县南部山区，于10月22日到达梅县松源与朱德见面。当时朱德和军部住松源镇金星村同怀别墅。朱德见到陈毅后，“看到风度翩翩的陈毅，朱德高兴的不得了，说这段时间肩上的担子太重了，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摘自1998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欧阳毅著的《欧阳毅回忆录》第99页（欧阳毅时任红四军军委秘书，一纵队党委秘书长，1955年授中将军衔）]

    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后及红四军到达松源前，军队官兵中的思想政治和一些军事行动等等工作，因毛泽东离开红四军留在蛟洋养病和开展地方工作，陈毅又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了，使朱德感到这段时间压力太重，他既要研究指挥军事行动，又要做好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从现实经历中朱德内心上体会到没有前委领导毛泽东、陈毅在，缺少主心骨，也深深感到军队思想政治工作非常重要，而且是难啃的工作。“朱既要指挥部队进行反会剿作战，要抓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有些应付不过来。我们也感到，因毛泽东的离开，部队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受到了削弱。那时，大家一致认为，他对政治工作有办法。”[ 摘自201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萧克著的《萧克回忆录》第111页]朱德和陈毅见面交谈后，他俩如释重负，感觉前段时间前委领导和官兵们的各种争论，中央已定了调，将会划上圆满句号，“说着，他俩哈哈大笑起来。”[ 摘自1998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欧阳毅著的《欧阳毅回忆录》第99页]并迅速着手考虑如何在红四军中贯彻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当天夜里，前委召集会议，由陈毅正式传达中央九月来信，并详细作了解释谈了具体办法。”[ 摘自1991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于永渡主编的《陈毅传》第112、113页]这是陈毅带着中央九月来信在松源金星村同怀别墅首次向红四军前委正式传达中央九月来信精神的，陈毅虽然在11日先到达东江特委驻地，因中央九月来信是给红四军的，他在东江特委驻地与东江特委只是研究讨论红四军进入东江的工作，而没有记载他传达中央九月来信，会后，陈毅继续北行来到红四军军队所在地梅县松源镇。

    红四军“七大选举新的前委：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及各纵队的士兵代表等十三人为前委委员，陈毅为前委书记。”[ 摘自201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萧克著的《萧克回忆录》第110页]红四军在松源召开的前委会（简称松源会议）是非常重要的会议。当开晚上，陈毅召开了前委会议，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批评红四军“七大”、“八大”的错误。会议要求前委领导的思想认识应统一到中央九月来信精神上来，中央的中央九月来信中明确“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再强调“红四军由前委指挥”。要纠正过去流寇主义、军阀作风等非无产阶级思想。“会后，陈毅派专人把中央‘九月来信’送去蛟洋给毛泽东，并附自己一信，促请毛泽东回前委工作。陈毅和其他几位前委委员谈话，他还直接向红四军官兵广为宣传中央指示的精神。”[ 摘自1991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于永波主编的《陈毅传》第113页]朱德“在认真倾听陈毅传达中央来信精神后，感到中央对他与毛泽东之间意见分歧的处理是正确的，尽管中央的来信对他的意见也有相当的肯定，但为了进一步消除毛泽东对自己的隔阂，尽快地使毛泽东回到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他很坦率地对陈毅说：‘过去的那些我收回，我们请他回来’。之后，朱德与陈毅又致信在上杭苏家坡休养的毛泽东，请他立即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 摘自2011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李新芝、谭晓萍主编的《朱德纪事1886—1976》上册第240页]松源会议是传达贯彻落实中央九月来信的开始，而且在前委会中是达成了共识的，陈毅和朱德写信给毛泽东，促请他回前委工作，这是达成共识贯彻落实中央九月来信精神的具体行动。

    从22日传达“九月来信”后到23日深夜离开松源，这一天时间里，陈毅还亲自和几位前委委员谈话，向官兵直接宣传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精神。官兵“得知他带来中央给红四军的信，大家高兴极了。”[ 摘自201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萧克著的《萧克回忆录》第112页]这说明中央九月来信在松源传达贯彻落实是坚决的、扎实的，是有成效的。前委和广大官兵对红四军中应加强思想教育、加强政治建设以及红四军必须由前委领导指挥，在松源会议期间有了新的深刻的认识，认识到要从思想上加强党的建设、从政治上加强军队建设，广大官兵也看到了红四军的曙光。从史实角度去思考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在红四军前委和广大官兵的思想中在松源开始萌芽。古田会议是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的里程碑，古田会议永放光芒。笔者认为，没有松源会议就没有古田会议的顺利召开，松源会议开始点亮古田会议光芒。

上图：红四军前委首次传达贯彻中央九月来信的松源会议旧址同怀别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