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践行革命初心，发展农民运动，中国共产党播下武装力量种子。

    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从何而来？

    毛泽东同志总结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揭示‘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与信仰’的真理，就是中国共产党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永不叛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信仰，而‘共产主义就一定要实现’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

    为了践行“初心”，消灭人剥削人、压迫人的资本主义社会，创建中国共产党，我党最早党员之一彭湃，于1922年7月首先在广东海丰县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六人农民协会”。彭湃通过制定会旗、临时章程，建立多种形式培训队和创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等方式，积极培训农运骨干，领导广东地区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以燎原之势开展农民运动。毛泽东赞扬他是“中国农民运动大王”。

    古大存192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坚定执行党指示的斗争任务，积极投身于组织、领导农民运动，创建工农武装队伍。在国共合作开展第一次东征之际，古大存身兼共产党农会领导人和国民党宣传部特派员，积极组建农会武装——农民自卫队，以此保卫农会、支援东征。农民武装在国共两次合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剥削与反剥削、压迫与反压迫，是不可调和、针锋相对的，时时会爆发流血冲突的斗争。在保卫农会，反对剥削，推行减租减息斗争中，地主恶霸的武装破坏、骚扰，严重损害了国共合作。在两次艰苦卓绝的国内革命战争中，有千千万万先烈英勇牺牲，也有领导人背叛党、背叛革命，给党组织、革命队伍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失。古大存多次临危受命，高擎党的红旗，领导、重建党的组织；领导、组建武装队伍。面对国民党背叛国共合作、背叛革命、制造白色恐怖，他毅然率领农民武装，与各地优秀党员共同奋斗，建立了九龙嶂、八乡山、铜鼓嶂、大南山、大北山、南阳山等革命根据地，长期坚持武装斗争。

    二、在反击国民党背叛国共合作、制造白色恐怖的斗争中发展壮大。

    古大存领导东江地区的农民武装力量，前赴后继，大力创建东江革命根据地，为实现“东江一片红”而奋斗。

    1926年1月，古大存任五华县国民党县党部委员，负责宣传。2月五华县农民协会整顿改组，他续任副会长兼军事部长，并兼任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8月奉中共东江特委委派，改组中共五华县特别支部，古大存负责军事；在龙村整顿、健全五华县革命委员会中，古大存任主席；创建五华 “广东工农讨逆军第七团队”（后改称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第七团），古大存任团长；11月中共五华县委书记调离五华，由古大存接任县委书记。

    1926年4月，他率领农军坚决阻截了大地主、恶霸企图制造五华断粮乱局而偷运出县境的八百多船米谷，一半归农会没收，一半由县府收买后转卖给农民。至此，五华打击地主囤粮阴谋的斗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1926年5月，五华县农民协会派古大存等出席了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中共广东区委委员杨匏安召集代表中的共产党员开会，提出在农民运动斗争中应该注意发展共产党员，并介绍了“中山舰事件”发生后的形势变化。杨匏安的讲话，启迪古大存严密注视国民党委任的五华县长对于农民运动所采取的仇视态度，更加意识到组织农民武装的重要。古大存一面整顿、充实农民自卫军；一面又根据该县长的罪行，以国民党县党部名义向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控告该县长“摧残党务及不法行为”。广东省党部认为古大存的报告“有充分理由”，便致函广东省政府“将该县长撤职” 。

    五华农民自卫军在古大存领导下，与反动的“资本团”、“新农会”、“五华县警卫基干大队”作坚持不懈的斗争，以及歼灭叛乱军阀残部，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战斗胜利。高举农民运动武装斗争红旗, 打击地主囤粮阴谋，健全、强化农民武装组织，在全国首创建立专职训练队（后改名为教导队）。

    1927年4月15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广东发动了反革命叛变，背信弃义，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革命者流血遍地。五华县农民协会副会长兼军事部长古大存预感到形势越来越紧逼，于4月14日赶到横陂圩参加16日召开的中共五华县代表会，研究应变措施，以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国民党反动派纠集了反动武装千余人突然包围了横陂。远近农民很快得知了这一险情，鸣锣吹号，呼喊“大家都来救援古会长”!一村传一村，农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为数逾万，红旗满山谷，枪声四起，对国民党反动派形成了反包围。匪军见势不妙，就狼狈逃窜，横披之围就此被粉碎。

    这是东江人民在国民党反动派在广东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后，反击白色恐怖进行斗争的第一个回合，以胜利震撼了国民党反动派。横陂解围战的胜利，打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华农民运动反击国民党右派进攻的第一枪。

    中共五华县委接中共东江特委指示，组织工人农民到海丰参观学习。五华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兼军事部长古大存，率领工农革命军、干部、战士共204人组成参观团，于1927年12月24日，赴海丰苏区参观学习，受到彭湃热情接待。通过听报告、参观现场，学习海丰人民建设苏维埃政权的经验。其间，彭湃邀请古大存到他家里座谈，并向古大存赠送大马刀，勉励他再接再厉，一如既往，将土地革命进行到底。古大存接过马刀，为了表达对彭湃的尊敬和革命感情，以及对革命的忠诚，当即赋诗答谢：

    殷殷刀上血，深深战友情；
    嘱托何凝重，敢不轻死生？ 

    五华县革命委员会根据中共东江特委紧急通告，部署年关大暴动。1927年12月底，古大存组织、率领全县十万农民参加五华年关大暴动。年关大暴动，围攻了国民党乡、区公署，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地主、土豪劣绅，大长了农民的志气。与此同时，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封建斗争，破除神权，提倡婚姻自主，打破封建宗族观念，有力地冲击了几千年来腐朽的封建制度，开始兴起共产主义新思想、新风气。年底在全县大部分区乡开展了一场参与者达十万之众的五华年关大暴动。五华成为大革命时期我省农民运动开展比较早、比较好的地区之一。古大存与彭湃等人成为我省最早一批农民运动的领导人。

    1928年秋，为了更强有力反击白色恐怖造成的破坏和影响，扩大共产党在社会的政治影响，在群众中公开树起革命的旗帜，经过兴宁、五华、丰顺、梅县、大埔、揭阳、潮安等七县中共领导人协商，决定在“五县暴委”基础上，建立“中共七县联合委员会”（简称“中共七县联委”），由七县县委领导人组成，推选古大存为七县联委书记，其他同志为委员，会议决定举行畲坑暴动。

    畲坑暴动胜利，对东江地区的革命斗争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短短几天内，就有失散的二百多名共产党员汇集到九龙嶂，编成工农革命军一个大队。工农革命军东路第十团在这里重建了团部。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人闻讯，即派人与古大存联系，从而使与广东省委中断了数月的联系又重新接上了。在七县联委的统一领导下，结束了1928年初以来各地党组织与上级联系中断、分散斗争的状况。畲坑暴动，像一声巨雷，震撼了粤东，使敌人恐惧，让群众振奋，为建立和扩大东江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1928年5月，在艰苦环境的条件下，古大存率领60余名革命骨干（其中共产党员30人）分途走上八乡山，开辟革命根据地。不久，成立中共五华县支部（即临时县委），书记古大存。古大存领导工农革命军恢复和发展中共组织，建立贫农自救会，发展革命武装力量，在八乡山举办培养干部训练班，建立兵工厂，设立医院，军事突击八乡山周边的敌人，至1928年冬，在八乡山已建立起较巩固的革命活动点。东江各地的革命者，在大量反动军队的重重“围剿”下，二、三十人一伙，踏着血路，分头退入山区，发动群众，坚守红旗，继续与敌人搏斗。八乡山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连续击退了五华、丰顺、揭阳等地反动地主武装和国民党反动派武装的五路“围剿”，生擒反动派首恶，极大振奋人心，革命武装力量迅速扩大。古大存青少年时期，家庭里唯一关怀并资助他读书至大学的六哥古柳春也参加了红军，担任后方医院院长。

    1929年2月中共五华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八乡山小溪乡石见坑村召开，选举了新县委，书记古大存；6月18日中共东江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丰顺县黄石示召开，选举新的东江特委，古大存当选为委员、常委、军委书记；10月中共东江特委在梅县梅南顺里村成立了东江工农红军总指挥部，古大存任总指挥；同月东江革命委员会发布了由主席团毛泽东、朱德、古大存等7人签署的《东江革命委员会关于公布执行土地政纲的布告》（177号）。

    1929年9月底，陈毅同志率红四军一部，从闽西来到东江，与东江红军会师丰顺，并传达了朱德军长也将来东江，指导帮助东江红军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消息。10月20日朱军长率两千多人开进梅县，沿途张贴毛泽东、朱德的大布告，接管反动政府机关，释放犯人，维持城市秩序。朱军长从红四军中拨出一个连120人和枪支，作为骨干主力加强东江红军力量。不久，以这个连为基础，扩充为红军四十六团，成为东江工农革命武装的主力。南昌起义、广州起义部队，按照党中央的部署，转移到海陆丰参加彭湃领导的海陆丰起义。毛主席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介绍了广东革命情况：“彭湃领导的海丰苏维埃运动失败后，他的军队一部分，在古大存指挥之下，离开那个区域，与朱德和我取得了联系，后来成了红军第十一军的基本队伍。”广州起义部队中的古宜权、李斌担任教导团和46团团长，后在战斗中先后英勇牺牲。

    1930年5月1日至10日，在丰顺八乡山滩下庄屋坪隆重召开东江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来自汕头、五华、兴宁、龙川、潮阳、普宁、惠来、梅县、大埔、丰顺、海丰、陆丰、惠阳、紫金、潮安、澄海、饶平、南澳、揭阳等县市以及红军团的代表共184人。广州、琼崖、粤北等地区6个县（市）也应邀派代表参加大会。大会由中共东江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古大存主持并作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报告。大会着重讨论和决定了组织东江地方暴动问题；通过革命政纲和各种法令，如《土地法令》、《劳动法令》、《妇女法令》等；选举东江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

    东江地区19个县召开东江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19个县的苏维埃政府，东江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是东江人民用革命武装反对国民党的反动武装而取得的革命成果，辖区人民已逾百万。它标志着东江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亦称广东东江苏维埃），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十多块革命根据地中，群众基础较好，创建较早，斗争时间较长，根据地范围较广，实现了“东江一片红”，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根据地中，一片重要的红色区域，高高飘扬着中国共产党的红旗。它的创建和发展，给粤东的敌人以沉重的打击，有力支持了其他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中，发挥了非常积极、有效的作用，有力地成为中央苏区重要组成部分以及江西苏维埃根据地的南方屏障。

    从1925年开展农民运动起，历经五年多的创建历程，是广东农民运动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发展的战斗历程。它经历了建立中国最早的由农民自己的组织——农民协会；经历了建立中国最早的工农武装——农民自卫军；bing1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国共合作中，为两次东征作出过重要贡献的队伍；更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坚决、顽强反击国民党反动派背叛国共合作、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革命群众、制造白色恐怖，逆白色恐怖恶浪，发展壮大了工农武装，建立了东江地区大范围红色革命根据地。为了持久提高部队战斗力，这支农民自卫军建立了中国工农武装第一支军事干部教导队。

    国民党背叛国共合作，全面清党，并发动“4.12”反革命政变，血洗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二七年紧急召开“八七会议”，毛主席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思想方针。“八七会议”作出决议：举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在需要转移撤离时，向农民运动发展形势强烈，农民武装、群众支持革命力量较好的粤东区转移，推动广东东江地区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争取在粤东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朱德给东江红军留下一个连和120条枪，并传达党中央要求，重新组合粤东红军队伍和从海陆丰撤出的参加海陆丰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部队，组建红十一军——1930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东江红军编制成立为红军第十一军的指示：“目前东江红军应以现有之四团为基干，扩充为四个纵队而成立红军第十一军。”
这支从农民自卫军发展、壮大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实现了党中央对创建广东唯一一支纳入中国工农红军编制序列的军级队伍的要求。

    1930年11月，接中共广东省委通知，东江苏维埃政府派两名代表，参加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古大存因战事需要，未出席大会，但仍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1934年1月，东江又派出代表，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古大存继续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东江的军事力量和苏区根据地是中央苏区江西苏维埃的南方屏障，在中国革命史发挥了重要作用；还是广东在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史上，革命先驱们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的崇高品德和革命精神，给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产生地深远影响；更是成果最突出的历史成果。它是千万名前赴后继、英勇牺牲的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为共产主义事业所作的奉献！它是广东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开展农民运动光荣历史篇章的记载，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广东地区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的耀眼光芒。

    三、红十一军历程的贡献与教训。

    红十一军成立后，转战东江及粤赣、闽边地区，巩固、发展了东江根据地，保卫了苏维埃政权和土地革命，拖住了陈济棠相当一部份兵力，配合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历史功绩是巨大的。

    1.为建立、发展、巩固东江革命根据地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土地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东江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和五华第九区苏维埃政府的建立开始，革命形势就从反“围剿”的斗争转向主动出击敌人的斗争。熊熊的革命烽火，不但在八乡山根据地燃烧着，同时逐步扩大到五华与八乡接壤地区，革命烈火越烧越旺。东江地区的工农革命改编为红军之后，在中共广东省委和东江特委的领导下，先后在潮普惠、陆惠、揭丰华、梅埔丰、五兴龙、蕉平寻、惠紫河博等地创立了根据地。在实践中，红11军和地方武装一方面大力宣传我党我军的政治主张和政策，一方面配合各地的赤卫队，粉碎敌人的进剿，保卫苏维埃政权，为创建、发展、巩固东江革命根据地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2.颁布红军、苏维埃政府系列政令，极大鼓舞军民斗志、士气，强烈震撼国民党反动派。

    1929年3月，五兴龙县城苏维埃政府选择龙川县回龙区大塘肚村实行土地改革，颁布了由毛泽东、朱德、古大存、刘光复、朱予干、陈海云等署名的《东江革命委员会关于公布执行土地政纲的布告》，大大地推动了东江地区的土地革命。1930年5月，广东东江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颁布了第一号《布告》；8月，广东东江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又颁布了“土地暂行法”。这一系列的土地改革政策，均由工农红军官兵进行宣传，并且帮助农会或苏维埃政府进行贯彻、实施。在实行土地改革的广大农村，由于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广大农民解除了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剥削，农民得到了实惠后，他们更自觉地参加红军根据地的建设，在斗争中表现出无比的革命坚实性。红军在实施土地革命中，保卫了广大工农的利益，而工农又给红军提供了充足的兵源，壮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红11军在土地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部分老区群众住宅墙壁上，至今还烙印着当年红军，苏维埃政府，革命群众写在墙上的标语、布告；也有国民党悬赏缉拿古大存的标语。

    3.有力地支援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的斗争

    东江地区是中央苏区的西南边缘，既是中央的苏区在南方的屏障和门户，又是广东军阀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基地。因此，它的存亡直接关系到中央苏区的巩固、发展和损失。由于红11军和地方武装保卫着东江革命根据地，牵制着军阀部队对中央苏区的威胁，策应中央苏区的反“围剿”，这大大减轻了中央苏区的压力。在敌人多次“围剿”和严密封锁中，中央苏区的物资供应十分困难，东江特委在大埔县靠近福建边界的茶阳、青溪两地秘密开办了“同丰”杂货店、“永丰”商店，收购大量进出口物资，帮助中央苏区解决了不少困难。

    4.在反“围剿”、保卫根据地斗争中，生命铸就了军魂

    1930年6月，行动委员会命令古宜权带领教导团去袭击五华县安流镇。当时，安流驻敌两个营，仅派教导团去恐怕难于取胜。远见卓识的古大存，看到孤军攻坚，难于取胜的情况，便带领46团及部分赤卫队开赴安流。敌虽顽抗，但由于红军战士英勇杀敌，转危为安，终于夺得到这次战斗的胜利。

    7月，行动委员会根据中央及省委的“集中攻坚”的指示，决定攻打有重兵把守的潮州城。三打潮洲，没有攻下，红军牺牲了818名将士。

    1931年1月间，五华县伪基干队队长谢汉雄、张守中统带100余人围剿八乡山。古大存动员八乡山的苏区人民，在贵人村成品字形的3个山头上筑起3太寮，打退敌人的进攻。

    6月17日，五华反动头子张九华带领反动基干队400人进犯八乡山。红11军将士在古大存的指挥下，经过2天3夜的激烈战斗，击退敌人10多次的进攻，毙敌100多人，完成阻击任务，掩护红军安全转移，敌向双头方向狼狈败退。不久，五华反动派又伙同张瑞贵师1000多人，进犯八乡山贵人村。军长古大存和红军战士，发扬不怕牺牲的精神，英勇善战，又一次粉碎敌人的围剿。

    1931春，广东军阀陈济棠派遣第3军军长李扬敬指挥张瑞贵师和毛维寿师，以4个主力团的兵力和地方反动武装近万人，疯狂地进犯八乡山革命根据地。在敌我力量悬殊，给养极端困难，西南山边被打开了缺口的严重情况下，当时，东苏及西北分委允许向外活动，于是古大存决定，在贵人村完成阻击任务后，即布置撤离八乡山。

    4月20日晚上，古大存率领红11军军部、46团补4连共100多人从滩下撤出，经戏子潭到揭阳县龙潭、陆丰县下沙，转战至紫金县洋头炮子，与古宜权率领的教导团汇合。古公鲁等军需处人员到了下砂，没有跟上部队，被炊事员黄秋红(俘虏)出卖给当地警卫队，结果古公鲁、古鉴州、甘菊高等被捕捉押解到五华县城华城被杀害。司号员古任、宣传员张剑珍等7人从天堂山到紫金找古宜权部队，走到秋溪时被反动警兵捕捉，张剑珍被押运解华城杀害，其他被判刑。徐妙娇(古大存的爱人)等从八乡回到棉洋，被叛徒出卖，杀害于华城。后方医院人员陈奎、陈添等从天堂山回双华；兵工厂、印刷厂、被服厂等人员分别疏散隐蔽，待机而动。

    1931年9月，古大存到潮普惠向东江特委汇报工作时，知道党已决定将红11军改为独立第2师，师长彭桂，政委黄强。下设2个团，第1团的团长和政委由彭桂和黄强兼，第2团团长古宜权，政委卢笃茂。红十一军已不存在了。

    自红十一军成立以来，广大官兵在环境险恶的条件下，坚持斗争，不怕牺牲，八乡山四次反“围剿”，不少官兵为了人民的利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红11军(含前身)团以上领导干部光荣牺牲的有：严凤仪、李明光、丘宗海、刘春、邓子龙、何石、李斌、古宜权、李光中、刘光复、陈俊、邝才诚、彭桂、陈开芹、卢笃茂、陈木奎等数十人。五华籍的革命烈士就有1000多人。

    四、红十一军挫折的原因。

    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是广东省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级编制的红军队伍。红十一军自1930年5月创建至1930年12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第2师，十分短的时间便受到挫折和失败，其中既有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一)在政治执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

    党的“六大”决议贯彻之后，东江地区同全国各地一样，发展了大好的革命形势。1930年5月，李立三错误估计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势力，认为全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了，提出《新的革命高潮面前的诸问题》基本思想。军事战略上以城市为中心，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工农武装起义。他反对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正确道路。他要苏区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提出“促成全国武装总暴动”。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李立三于6月9日提出的草案《新的革命高潮和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中共东江特委、东江军委贯彻执行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从此，整个东江地区的革命斗争开始处于逆转的不利形势。

    (二)在军事上犯了冒险主义

    1930年1月9日，中共广东省委给东江特委指示中，对于形势问题有此指示：“……现时东江的游击战争，已普遍的发展，在斗争已深入的区域(如五华、兴宁、惠来)，如不进而号召和组织夺取城市的地方暴动，必然会使斗争停顿在流动的游击战争的途上，再不能向前发展与扩大了……。你们到现在还有‘割据’的计划，实足以证明你们对省委指示的忽视。这点，希望你们立即纠正。目前东江各县的中心任务不是要做到保守的割据某处某处，而是要积极的组织地方暴动，发展苏维埃区域。”中共广东省委及中央军部南方办事处，也指示东江惠属两特委及11、12军军委：“红军的策略路线：过去因各军不了解目前革命形势的发展，因此，产生了右倾的保守观念，而将红军的行动偏在游击战争的阶段中，削弱了红军的政治影响。这种错误的右倾观念，在这次大会中已完全纠正过来，决定目前的策略是‘集中攻坚’，发动广大的群众，配合广大的群众力量，向重要城市进攻，实现儿省首先胜利的前途，促成全国直接革命的到来。”

    1930年初，特委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林道文同志代表省委来传达的，主要精神是贯彻总暴动路线，会议还制订了18条纪律：凡不听命令，泄漏机密，……都要枪毙。1930年6月间，林道文强调军事战术上要“集中攻坚”，攻坚的目标是汕头市、潮州市。为了适应军事上“攻坚”的需要，还取消了党的领导，成立了“东江行动委员会”以领导一切，颜汉章为行动委员会主席，红11军军长古大存为前敌总指挥。6、7月间，颜汉章先后3次命令古大存攻打潮安县城。当时潮安县城驻有敌军2个团，在附近的枫溪驻有敌军1个师，上游的丰顺县留隍区驻有敌军1个师。古大存集中46团、47团和教导团2000人第1次打潮安县城，未打进去，只好撤退回丰顺县留隍区栋下。这次战斗，虽然消灭敌人1个营，但我军牺牲200多人。古大存率领队伍回到栋下村时，还受到了颜汉章的无理批评；颜汉章又命令古大存第2次攻打潮安县城，仍是攻不进去，还牺牲了不少同志，再次退回来。古大存早就不主张攻打敌人兵力集中的潮安县城，在第2次攻打潮安县城失败后，还建议颜汉章：“在敌人兵力如此悬殊、地形又不利我军的情况下，不能死拼硬打!”而颜汉章仍然不听，批评古大存“左倾”，又命令古大存第3次攻打湖安县城。古大存只好第3次攻打潮安县城，结果还是打不进去。在颜汉章下命令攻打潮安县城以前，古大存就不主张攻打潮安县城，而极力主张攻打八乡山山下的丰顺县城(即：丰良镇)。古大存认为：驻在丰顺、五华2县的敌人并不多，在群众支持下，完全有把握攻下敌人兵力薄弱的丰顺县城；而且攻下丰顺县城后可以借此扩大我军的政治影响，可在巩固八乡山根据地的基础上，再向外围发展，进而发展整个东江革命根据地。但是，古大存这一正确的主张却遭到颜汉章的反对，还批评古大存“右倾”、“怕死”。由于古大存不坚决执行军委、行委的错误指示，结果，古大存受到留党察看3个月的处分。活动在韩江东岸的48团，虽然属于红11军的建制，但实际指挥权在闽西的红12军(军长邓毅刚，政委李任予，参谋长宋铁英)。1930年9月间，48团配合红12军先后攻打大埔县高陂、枫朗、百侯等据点，均遭到严重的损失。第1次攻打高陂镇时，该镇周围筑有堡垒和坚固和防御工事，敌邓龙光独立师有1个团驻守，又以逸代劳。而刚建起来的红12军自福建省龙岩向高陂开来，长途行军，疲惫不堪。敌军装备精良，我军装备多是大刀、梭标等，只有48团装备较好，有4挺重机枪。由于48团对地形较熟，因此，李任予命令48团打“前锋”。攻打高陂镇时战术上不是采取诱敌外歼，而是采取强攻硬打，激战l天，我军损失严重(48团损失更为严重)。当敌人援兵开到高陂时，李任予命令48团当“后卫”，掩护红12军向福建省撤退。在攻打高陂前，48团政委兼团党委书记温仰春，因为抵制过“左”倾错误的主张，结果受到行政上“免职处分”。攻打高陂失败后，又以“不积极”、“右倾”为理由，给温仰春行政上以撤职和留党察看3个月的处分。1930年冬，李光中接任48团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后，由于战术上攻坚，攻打平和(福建)百侯、高陂、张胜坝等处都遭失败，伤亡很大。攻打高陂镇失败后，并未吸取教训，李任予又布置打枫朗、打百侯，均遭到失败。由于部队伤亡严重，大批减员，士气低落，引起群众对红军感到失望，降低了党的威望。

    1931年春，李立三要求苏区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东江军委组织红十一军主力北上去中央苏区，进入湘境之后，沿途屡遭袭击，国民党军许克祥部堵截于前，范石生部追兵于后，红军主力陷入重围，几经冲杀，无法突围，最后弹尽援绝，全军覆殁。

    立三路线在东江地区的贯彻虽然不足一年，但军事上造成的危害是不小的。在当时，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如果我军不攻打敌人兵力强大、地形不利于我的据点，不用主力去和敌人硬拼，而坚持以西北地区的八乡山为主要基地，并紧紧以闽赣中央苏区为依托，在各地苏区广泛展开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府，实行土改，进行经济建设，尽管敌人前来进犯，都是可以击退，军事上的损失也是可以减少。

    (三)肃反把红十一军搞跨了

    1931年1月7日，党的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王明等通过这次会议取得了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还要“左”的错误观点。东江军委书记袁策夷(即袁仲贤)执行了“左倾”的肃反下策，混淆了敌我界线，造成红军内部和革命队伍中肃反严重扩大化的错误。

    1931年3月12日，中共中央巡视员文远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苏区内部发生一起严重的问题，即社会民主党的问题。社会民主党是改组派、第三党、社会民主党联合组成的，受第二国际的指挥。他们的政纲要和平，要自由，开国民会议劳资调协减租，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共产党等等。他们组织的系统，同我们党的组织一样，并且很严密。没有横的关系。他们并且深入到我们党的内部，有许多在红军中担任政治委员及我们党各级党部担任重要工作的，都是他的干部。”同年3月29日，中共两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在苏区中更要根据赣南‘AB团’、闽西社会民主党、琼崖改组派活动的教育和经验，在一切群众斗争一切实际工作中，加紧反对一切反革命派的运动，要用群众的力量去肃清党内和苏维埃政府中的一切反革命派。……省委应特别指示苏区的党选择最好的同志组成政治保卫队的工作，加紧肃反工作。”同年9月，中共中央还不明白东江苏区的肃反扩大化的严重情况，指示要不断地进行工作，“东江AB团的问题，解决的情况中央还不知道。但中央必须严肃地告知省委对AB团正确的解决路线是应不断的在群众中作广大的宣传煸动工作，揭破AB团的反革命作用，在坚决执行国际与中央的路线中，争取广大群众到党的周围来，不能单纯的机械的只从组织上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