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5月27日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主办的“纪念远东反战会议召开83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今天我们纪念宋庆龄主持召开的远东反战大会83周年，我不禁联想到，今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为什么红军要离开中央苏区，走上二万五千里长征路？这就是因为国民党蒋介石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红色苏区进行了数次的围剿。而1933年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召开的远东反战大会就是对国民党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抗议。大会通过了《为反对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进攻红军的抗议书》、《反白色恐怖的抗议》等决议，“反对进攻中国红军与苏维埃”、“反对五次围剿”，抗议“白色恐怖”，“号召中国士兵不打红军，和红军一致去打日本”。尽管远东反战大会，未能制止住国民党对红军和苏区的围剿，使红军丧失了数万的主力，但宋庆龄在远东反战会上发出的全体中国人民“在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即在争取中国统一、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斗争中，团结一致！”的号召，对几年后形成的抗日统一战线、国共合作、全民抗战已经播下了种子。宋庆龄和远东反战大会的参与者们面对腥风血雨、刀光剑影，不屈不挠、机智勇敢的斗争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下面，我简单向大家介绍一下远东反战大会筹备和保卫的经过。

    “九·一八”和上海“一·二八”事变后， 1932年7月份上海发生共舞台事件，上海反帝大同盟90余名参加反帝大会代表被捕，其中13名被枪杀，70名被判刑。

    1932年11月，共产国际发出了对远东反战大会的指示。国际反战委员会决定派副主席巴比塞率领代表团，到中国来调查日本侵略东北的罪证，并决定在日本东京召开远东反战会议，同时委任反战委员会名誉主席宋庆龄为远东反战大会筹备委员会主席。1932年12月，中共与宋庆龄商量，派遣楼适夷到日本东京，与日本共产党商讨开会地点。但日共代表认为在日本是绝无条件召开反战会议的。故远东反战会议就确定在上海召开。

    1932年12月底，宋庆龄与蔡元培、杨铨（杨杏佛）等，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营救政治犯，反对国民党的非法拘禁和杀戮，开展了多项活动。但1933年6月18日，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突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宋庆龄也受到威胁。但她绝没有屈服，在杨的葬礼上宣告：“我们非但没有被吓倒，杨铨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

    1952年在亚太和平会议上，宋庆龄向世界描述了1933年的情景：“在那时候，谁要主张国内团结， 一致抵抗外敌，谋求中国人民内部的和平与世界的和平，实际上就得冒生命的危险。但是尽管面对着这种危险，我们依然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工作，欢迎代表团，并且动员舆论制止侵略；反动当局一开始就对我们仇恨万分，从各方面向我们进行迫害，恐吓，阻挠和诽谤。我们请来与我们合作的人，许多都被吓走了。没有人敢把会场租给我们。 反动当局不准反帝大同盟的代表们登陆。我本人不得不违抗禁令，到船上去欢迎这些欧洲来的反帝的和平战士。我们决不能使这些朋友长途跋涉而一无所获……我们既然被迫放弃公开会议；就准备举行秘密会议。”

    正如宋庆龄所述，国民党当局为禁止召开反战大会，在1933年4、5月间抓捕了大批中共党员，如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章汉夫（化名史东）、丁玲、潘梓年等，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应修人（化名丁九）在抓捕时从四楼窗口摔死。山东、北京、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河北、广东、广西各省的代表，在本省或在途中或到上海后都相继被捕、被阻。安南、朝鲜、台湾的代表也被帝国主义阻拦折回。朝鲜一代表到沪后被日本的军警捕去，生死不明。8、9月份，筹备工作小组成员史存直、张凌青、刘芝明、楼适夷等亦相继被捕，远东反战大会不得不将800名代表复选为五六十人，改为秘密会议。

    到处租不到会场，就改租公寓。经上海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部长黄文容（黄玠然）多处勘察，选租了一座三层红砖洋房。而且隔一个门户就是巡捕房的探长家。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看到一篇郑育之写的回忆录，了解到远东反战大会顺利召开的惊险故事，就和父亲聊天说起。哪知父亲平静地说“我就是这次大会的警备委员长”。我真是太惊讶了，立刻请他讲讲反战大会的故事。

    1933年9月，父亲是上海沪中区委书记，因打摆子患疟疾正在休养。9月28日省委巡视员曾一凡来找到他，他就知一定有紧急任务，立刻跟着曾去了省委的秘密机关，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冯雪峰同志首先找他谈话，然后是位军委负责同志给他布置工作，委任他为远东反战大会的警备委员长。当他见组织上把这么的重要工作交给他时，心里很激动，可又唯恐做不好，就回答说：“那好，我试试看吧。”

    “不能试试看，同志！这是个紧急得很的工作。”负责同志严肃地说道。我父亲连忙说：“好！我担负起来！”

    接着，我父亲就会议的保卫工作请示了几点具体问题，并表示一定坚决完成任务。

    当日傍晚，冯雪峰同志将我父亲送到一座楼房后门。按记号敲门进去后，就和里面的同志一起开会研究大会的保卫工作，组成了一个包括祖孙三代的临时“家庭”。家主是我父亲罗永正（黄霖）， “夫人”是省委交通员阿梁（梁文若），“母亲”是烈士朱文英的母亲朱姚氏，儿子是刘少奇、何葆贞的四岁儿子毛毛（刘允若），还有“弟弟”（省委交通，不知名）和由周文爱人郑育之假扮的“弟媳妇”。另外还有几位负责勤杂的保卫人员。

    第二天会客室挂上了字画，摆好了沙发、桌椅，放上了花瓶，茶具，这些都是临时租的或买的，搞得很象个样子，为的是符合房客的身份。为以防万一，还买了些石灰和十来根一尺多长的铁棍，准备必要时跟敌人搏斗。还在楼梯上装了个小铃，有情况一拉楼上就知道。

    楼房的前后门，日夜都有人轮流看守，代表一般是两三个一批被省委的同志带来，大多都是半夜来人。我父亲一直守在会客厅，几乎两夜都没有睡觉，有时就靠着沙发闭会儿眼。
代表们来后就悄悄地上楼，休息等待，不能随便走动。喝的开水是派人到外面老虎灶打的。因为自来水还没接上，马桶也没法冲，几十人大小便成了问题，后来就想办法干脆把二楼浴缸当做马桶。

    直到30日凌晨两三点钟，阿梁才把宋庆龄接来。当时，宋庆龄家也被国民党特务监视起来了，她们是好不容易才甩掉密探，坐着出租车来的。

    会议进行中，大家都压低了嗓门说活，鼓掌也只能做做样子。不能出声。

    会上还发生了有惊无险的一幕。就是外出买面包的“兄弟”逾时未归，照成了紧张局势。因为按照规定，超过了时间就有可能是兄弟被捕了，会场就有暴露的危险，那样就必须马上散会，让代表立即转移。可这样一来，好不容易召开的会议就要夭折。怎么办？我父亲冷静地想了想，“兄弟”既然是个省委交通，一般来说应该是个可靠的同志，就是被捕，也不会马上出什么问题；何况也很可能是有别的原因耽误了，于是就决定再等半个小时。如果他再不来，就马上叫阿梁去向省委报告，并立即采取必要措施。

    父亲一边等，一边把原先买的面包绐代表们分着吃。一个面包二两。一个人只够吃半个。正在分面包的时候，“兄弟”买面包回来了，父亲赶紧下楼询问他为什么超时二十分多钟？兄弟解释说提兰桥一带没有面包卖，只好到远处买。一个店没有那么多，只好跑好几家店，这样就把时间耽误了。父亲看他神色镇定，解释合情合理，就确定没有发生问题。靠沉着、镇定，化解了危机。

    代表吃完面包又继续开会，直到下午四点多，会议圆满结束，代表们按照事先的规定分头从前、后两个门疏散，一个门走两三个人，五分钟走一批。这样，一个钟头就全部撤出，一点没有惊动敌人。

    宋庆龄和外国代表是被留在后面走的。外国代表走后，宋庆龄最后才走，仍由阿梁护送她回家。宋庆龄对把她留在最后，以保证大家安全的做法，表示很满意。

    会后，省委和军委的同志对我父亲沉着应对、圆满完成任务表示满意。

    事后曾一凡同志告诉我父亲，当时考虑警备委员长人选时，先列了十四个名单，后考虑他进过军官学校，带过兵，参加过南昌起义，又在上海搞了三年地下工作，所以选定他担任了这项职务。但那位向我父亲布置任务的军委负责同志，我父亲始终不知道他的姓名。后据查找档案和相关史料，我才知道他是当时的上海中央局军委书记武胡景。可惜他在1936年牺牲了，是在苏联肃反中被错杀的。1953年苏共中央为武胡景平反。1957年中共中央追认其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