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是一个老革命家了，1925年就参加了革命，建国后主要从事国防科学技术和国防工业战线的工作。他一生都是心系群众，从基层走上来的，在身居高位之后，也是常常到群众中间听取民众的心声。2003年7月5日，张爱萍在北京逝世。

    张爱萍是一个性格鲜明的人，嫉恶如仇，说话都是直来直去，毛主席对他的评价是“好犯上”，叶剑英说：“他浑身是刺”，邓公说，“军队中有几个人惹不起，你张爱萍，就是一个。” 张爱萍对自己的评价是：“除了真理，没有任何人能让我低头！”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张爱萍彻底不问政事的时间是1982年，那时候要选拔年轻人上来，邓公做思想工作，让老一辈的全部退下去，为了有个过度衔接，设置了一个“顾问委员会”，让老革命带一带年轻人，扶上马，送一程。在中顾委召开会议上，张爱萍直言不讳地提出：既然退了就退了，还搞什么顾问？于是他自己从此过上退休生活了。

    1991年12月26日，就在西方庆祝圣诞节的时候，修正过度的苏联解体了，资产阶级彻底复辟。这事给张爱萍的触动很大，苏联流血牺牲那么多仁人志士，为了彻底打退纳粹军，就损失了6000万人。居然在和平年代，一夜之间，如鸟兽散，如何对得起革命烈士啊。

    当别人和他谈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就说，“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才对！谈别的并没啥用。” 张爱萍缓缓地说道：“哪个社会不是发展生产力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是公正和公平。”

    张爱萍说，“第一人民要有发言权，第二要共同富裕，这两条我们还没有做到位，我相信今后的班子只要明白了这两点的重要性，就不会走苏联的老路，发展生产力的结果，是要让每个人得到公正和公平，要是少数人得益了，把亏欠留给大多数人，那就是走歪了哦！”

    关于苏联散了的事，毛主席生前是没见着，但却预见了。因为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里面提到，赫鲁晓夫上来之后，完全否定了前面30年，没有对以前做出正确的评价，那么现实的社会制度也就失去了它的依据。他做了很多政策修改，倾向于为特权和大资产阶级服务，广大的苏联工人、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是不满的。“滋长了官僚主义作风，形成了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这样走下去，那是走不通的。”

    张爱萍在晚年的时候，和王震的想法都是一样的，说毛主席至少比我们早看五十年。当年毛主席有很多些担忧，我还以为他吓唬我们呢，“现在苏联的事情发生了，我信了。血淋淋的事实已经向我们证明，政权夺取了，还可能丢失。” 而且这个丢失还不是在战场上丢的，是自己把人民让给了敌人。

    战争其实一直没有停过，张爱萍感叹道，美国一直在搞分化，搞和平演变，而我们没有底气去直面来抵御，总觉得自己的生产力不足，但是生产力不是一天就能发展起来的，在发展的过程中，还要解决公平与公正的问题，才能团结起广大的人民，“只有依靠人民，才能取得胜利；只有团结人民，才能进行战争。”

    他想起毛主席说过的一句话，“团结，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个小家庭，父母一碗水没端平，兄弟姊妹还闹矛盾呢。”但难是难，不能不去做，要团结人民，就是要缩小差别、消除特权，照顾大家的利益。“每个人都有利益，我们大大方方地承认这种利益。不要偷偷摸摸好像见不得人。”

    当西方人嘲笑我们没有生产力的时候，中国一直在公平与公正上下功夫，当时一份农村医疗现状的调研报告呈上来的时候，毛主席发现，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医务人员百分之九十；在城市和县城里，只有百分之十在农村。他看到这个报告很生气，做出了著名的“六二六批示”。

    “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有人主张高工资，差别二十来倍。早几年我就说过，绝不要实行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该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苏联正是有了一个特权阶层，国家也变了颜色，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做……”

    张爱萍的想法可以说和毛主席的想法是相通的，年轻时候打仗，没时间看书，晚年响应毛主席生前的号召，就是革命同志要多看书，否则会落后的。张爱萍说，“我搞革命的时候，支持我的，都是穿草鞋的，没钱的穷人。如今生产力上来了，书上少了人民群众作为主角，那是不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