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初，
    “快手”周令钊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
    为天安门城楼画一幅毛主席像。

    2023年1月3日15时06分，周令钊先生安然离世，享年104岁。

    他曾为开国大典绘制天安门上的巨幅毛主席画像，设计或参与设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少先队队旗、共青团团徽、第二至四套人民币……

    生于战乱年代的他，在抗战的烽火中度过了青年时代。他用手中的画笔为武器，在全国各地为中国人创作出一幅幅激励人心的巨幅画作。

    周令钊的一生熠熠生辉，令人敬佩。在他生前，《环球人物》记者不止一次与他开怀畅谈。2019年，周令钊参加了我们举办的“不忘初心·致敬新时代-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艺术作品展”；在那之前两年，他也曾接受我们的专访。

·2019年9月26日，周令钊参观“不忘初心·致敬新时代-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艺术作品展”时中途休息。（赵寒琪/摄）

    采访时，当记者问到细处，周令钊常常“怼”回来：“你不能这么问，这么问都是在考我，我记不住了！”可时间也让很多东西越发闪亮，历久弥新，比如民族危亡的艰难时刻、为国家设计形象的光辉岁月、生命中的良师益友，还有细水长流的爱情故事……

    记忆的海洋大浪淘沙，剩下的就全是赤诚与感动。

    日军破城前，在黄鹤楼画抗战壁画

    周令钊出生于1919年，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时局混乱。他7岁离开湖南平江，到长沙学画，16岁进武昌艺专读高三，毕业后就被舅舅送去上海学印刷制版。

    1937年上海发生“八一三事变” ，周令钊的住处中了日军流弹，他差点送命。那年，18岁的周令钊挤上了逃难的火车，开始了用艺术抗敌的青年时代。

    一年后，他辗转到了武汉，进入国共合作时期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艺术处工作。当时，政治部副部长是周恩来，第三厅厅长是郭沫若，艺术处处长是田汉。

    1938年的武汉，既是日军进攻的目标，也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文艺界人士从全国各地涌来，郭沫若、田汉等人推动了一次又一次抗日宣传活动。

    7月，政治部第三厅发起保卫大武汉宣传周。周令钊所在的艺术处美术科的任务，就是在黄鹤楼下的武昌城墙上创作巨型画《全民抗战》。

·1938年，周令钊参加武汉黄鹤楼《全民抗战》壁画创作。

    草图很快就完成并得到批准，美术科的画家们全体出动。周令钊和队友们自己搭脚手架、架梯子，一面用石灰将凹凸不平的墙面抹平，一面用简陋的画具、颜料作画。处暑初秋，烈日当空，城墙晒得发烫，画家们的背和手都被烫得破了皮。

    周令钊年纪小，身体灵活，就负责油画的上半部分。他回忆说：“当年我没有恐高症，翻过栏杆站到梯子上，也不系安全绳。画的时候一只手拿着颜料盘，还要用手臂夹住梯子，另一只手在墙上画，画不同的部位时还会摆动梯子，就像玩杂技一样。”

    在梯子上，周令钊望着烟波浩渺的长江，耳边传来的是慷慨激昂的大合唱——宣传周里，数十万民众举起火炬，在江边大游行，冼星海在船头指挥歌咏队唱《太行山上》，田汉领着群众在岸边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夜幕时分，蛇山和长江火红一片。

    9月，《全民抗战》完成。当时的《新华日报》报道：当你走过武昌汉阳门的时候，可以望见黄鹤楼上巨大的全民抗战的壁画，这是抗战以来的第一幅大画。

    一个月后，武汉沦陷，日军从这幅画前经过，用了很大力气也没能将它完全销毁。

    离开武汉，周令钊随队撤离至长沙，又在长沙大火那天撤至桂林，后又到柳州参加抗敌演剧队，设计布景、演配角，甚至还随演剧队去缅甸，演出慰问远征军。

    1945年，抗战胜利，周令钊由缅甸经昆明到了广州。两年后，他来到上海，在田汉的介绍下到上海育才学校美术组任教。

    回忆自己的青葱岁月，周令钊说：“一路上，云贵大山，苍山洱海，瑞丽风光，怒江激流，大理民居，傣家竹楼，战时却是残垣断壁，破车死马，青山成焦土，一路写生，我记下了那饱受伤害的山河情景。”

    在天安门城楼画毛主席像

    1948年，在好友冯法祀的引荐下，周令钊结识了时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徐悲鸿。徐悲鸿对周令钊很是欣赏，并聘请他到艺专实用美术系任教。

    解放后，艺专改为中央美术学院。由于没有大型会堂，许多国家级会议都在美院的礼堂举行，而布置会场的任务大多都到了周令钊身上。几次大会，他都画了毛主席像，效果很好，“快手”之名由此被很多领导熟知。

    1949年9月初，“快手”周令钊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为天安门城楼画一幅毛主席像。

·毛主席像。

    接到任务后，周令钊带着新婚不久的妻子陈若菊来到天安门，在城楼上的大殿外东墙下搭起了脚手架，开始工作。

    他选取的参考图像，是毛主席在北平和谈时的照片：主席头戴八角帽，领口敞开，面带胜利的微笑，背景鲜红。

    照片很小，要放大成高6米、宽4米的大型画必须经过多次“人工放大”：周令钊先把小照片打满正方形的小格，再根据每小格放大画一幅小稿，再用同样方法，在小稿上打格放大画。一次又一次打格、放大，这才渐渐有了雏形。

    那十几天，周令钊夫妇每天天刚亮就带着一天的干粮登上城楼，一直画到天黑。

    9月30日，画作完成，时任北京市市长聂荣臻特地来看，评价道：“像！非常像！” 但是他又觉得，开国大典毕竟是个很严肃的时刻，主席的风纪扣还是扣着的好。周令钊又连夜修改，把敞开的领口给“扣”上了。

    结果躺下没多久，周恩来总理那儿来意见了：画上有“为人民服务”5个字，挂在城楼上看不清楚，不如去掉好。

    画像已经挂在天安门上，只能周令钊自己“上去”。“那时没有升降机，也没有那么高的梯子，我们就把两三个梯子用铁丝绑起来，叠着爬上去才够到了画。我手里拿着颜料、笔和桶，摇摇晃晃的。那几个字很宽，我就爬上去画一部分，再爬下来，挪挪梯子；再爬上去画一部分，再下来挪梯子……”

    天亮了，画像修改完成。几个小时后，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站在画像的正上方。周令钊亲眼看到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听到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无比自豪。“可惜那时没有相机，连一张工作照也没留下。”

·1949年开国大典的资料照片。

    开国伊始，百废待兴，周令钊身为中央美院的中坚力量，参与了许多有关国家形象的设计。1950年，他在张仃、张光宇的领导下参与了国徽设计，如今国徽上的“五颗星”就是他提出的方案。

·周令钊曾参与设计国徽。

    除了国徽，团旗、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等，也都由周令钊主笔或参与设计。

    生前怀念亡妻

    在女儿周容记忆里，从小父亲留给自己最多的就是背影，“他太忙太忙了”。

    1950年，周令钊接到设计、绘制第二套人民币的任务，为了瞒住妻子，他直接住进了北京印钞厂，一遍遍去故宫、颐和园，在那里的石雕、铜器上找灵感；1955年，周令钊又受命绘制第三套人民币，这次他把妻子也拉进来，他负责总体设计，陈若菊负责图案设计。

    他也忙着教书育人。那时的中央美院名师荟萃：庞薰琹、张光宇、郑可、常沙娜……周令钊除了讲课，还兼任班主任，在学生中很有声望。

    他的学生，如今也是美术大师的韩美林说：“周先生是我的班主任兼水墨课教师，我至今仍能记得在他的带领下，学习掌握各种艺术规律，参加各种艺术实践创作活动的场景。”

    平日里，周令钊对女儿没怎么发过脾气，对陈若菊更是如此。“我们不像别的夫妻，我们从来不吵架，从来都是一块研究，共同创作。”周令钊说。

    陈若菊是周令钊的学生，出身书香门第，是当时班上成绩最好的。解放后，陈若菊以助手身份帮助周令钊工作。而周令钊则是用一封情书赢得了陈若菊的芳心。

    1949年7月，徐悲鸿在自己家中为周令钊夫妇举办婚礼，不仅担任了证婚人，还拿出精心绘制的《双马图》送给他们。

    60多年来，周令钊和陈若菊一起旅行、创作，在生活和工作上相互扶持。2012年，夫妻俩还分别为北京地铁6号线朝阳门站创作了两幅壁画：周令钊画《京东粮道》，陈若菊画《凤舞朝阳》。

·周令钊与陈若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