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军网英烈纪念堂里有这样一位烈士，他表面上是国民党高级军官，真实身份却是一名地下党员；他暗地里为革命为红军做了大量工作，却因联络不顺畅与红军发生战斗被俘，终因无法证明身份而被误杀，造成了无法挽回的遗憾。他就是张汉民同志。

    一、进入军界，投身革命

    张汉民，山西省稷山县人，1903年5月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24年到杨虎城创办的教导队学习军事。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为人正直，办事踏实，很快得到杨虎城的赏识。

    1925年春，杨虎城率陕北国民军进驻关中地区，把教导队扩编为教导营，张汉民任中尉排长。1925年9月，教导营第一中队改编为炮兵营，张汉民升为营附。1925年冬，张汉民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4月，北洋系军阀刘镇华率镇嵩军进犯陕西。杨虎城在共产党人的影响和推动下，率部进入西安，策应国民革命军北伐，与国民二军李虎臣共同保卫西安。此时，张汉民所在的炮兵营，奉命留守三原。在共产党人魏野畴的直接领导下，他和当地驻军一起，坚决保卫渭北重镇三原，经过多次激战，终使三原未陷敌手。

    1926年11月，西安城围解除，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成立，魏野畴等在总部担任了重要职务。由于新政权刚刚建立，急需大批干部，于是党组织创办了一个军事政治队，张汉民担任中队长。在党的领导下，很短时间内为党培养了几十名干部。

    1927年夏，汪精卫、冯玉祥相继叛变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由于被人控告，张汉民于1928年3月被捕，险被杀害，后在党组织和朋友的营救下始免于难，被撤职回家。张汉民回到家乡后，以小学教员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二、打造革命队伍，大力支持革命

    1929年春，张汉民又回到杨虎城的部队担任连长。1930年11月，杨虎城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任命张汉民为省政府卫士营营长，1931年扩编为警卫团，张汉民任团长。在此期间，他利用合法职务扩充队伍，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继续为党秘密工作。

    张汉民从士兵出身，对旧军队中士兵的思想状况及生活作风比较了解，从他当连长起，坚持以革命的观点教育士兵。除对士兵进行军事教育外，也注重文化教育，启发士兵的政治觉悟。他提倡官兵平等，对士兵关心备至，所以警卫团很少有士兵“开小差”。他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作风，虽然得到杨虎城的赞赏与信任，但也受到一些人的妒忌与猜疑。有人说： “张汉民的警卫团里学生娃多，都是共产党。”

    1933年秋，张汉民抓住时机对警卫团的班子作了调整，把不可靠的两个营长换成共产党员崔启敬和阎揆要同志，使全团更加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同时以招考文书为名，吸收地方党员二十多人，并在团部和各营建立了党、团组织。当时，警卫团除三个步兵营外，还辖四个直属连(山炮连、迫击炮连、骑兵连、特务连)，人数达两千人。他计划待部队编成一个旅后，伺机进驻关中，与红26军刘志丹联成一片，公开打出红旗，在陕甘边一带创建革命根据地。

    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进入陕南，蒋介石即电令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迅速集中兵力出师陕南堵击，企图把红四方面军围歼在秦岭山区。1932年12月，张汉民奉命率警卫团出师秦岭北麓。

    接到命令后，张汉民即召集骨干开会，说明警卫团开赴陕南的意义及光明前途，进一步加强对士兵的政治教育。他设想若能与红四方面军汇合，革命形势必将有大的转变。当部队行至眉县时，得到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令张汉民立即派人和红四方面军联系。张汉民即派雷展如等前去联络，随后按红四方面军的要求送去川陕军用地图等物品。

    1933年春，警卫团调往城固县天明寺一带，张汉民率部收缴了当地地主豪绅的反动武装。为此，与陕南的军事当局发生矛盾，他们扬言要将警卫团调回西安。张汉民不为所动。在驻防城固时，正逢发生马耳岩反革命事变，红29军几名领导惨遭杀害。事件发生后，张汉民率部以平乱为名，将反动区长和叛徒扣捕镇压，为死难同志报了仇。

    1933年冬，城固民团袭击我游击队，由于敌强我弱，游击队不少队员被俘，张汉民以“关押”为名，将被俘的游击队员要到警卫团秘密释放，并借机将民团头子处决，为人民除了大害。

    1934年4月，为了加强地方游击队的力量，张汉民根据中共陕南特委的意见，集中散布在宁强、勉县等地游击队员八十多人，命名为勉县垦荒游击队，开往黎坪开发硫矿，并消灭了当地反动武装。在中共陕南特委的领导下，张汉民经常于夜间选派警卫团的共产党员，由地方党组织派出向导，化妆成游击队打击土豪劣绅。当时警卫团的医务所，经常有游击队的伤病员前来治疗，其中一人因手指骨折，曾在医务所治疗两个多月，伤愈后就留在团部工作。

    三、呼应长征先锋，憾被错误处决

    1934年底，有“长征先锋”之称的红25军进入陕南，开辟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张汉民遂派人与红25军联络，商定互不侵犯。红25军提出要电台、军用地图、医药器械等物品。张汉民立即命阎揆要送去陕南川北军用地图，并派人到上海、西安购买电台、电讯器材和医药器槭。医药器械和电台买到后，由于红25军一直流动作战，联系不畅，故未能送到。

    红25军与警卫团相遇后，双方坚守成约，从未交战。

    1935年2月，警卫团奉命扩编为警备第三旅，张汉民任旅长。随后，西安绥靖公署令张汉民率部追剿红25军。张汉民接到命令后，一面派人去红25军传送情报，一面率所辖的七、九两个团“尾追”。4月7日，当部队行进至蔡玉窑地区时，团长阎揆要等同志提出，鉴于派出送情报的同志一直没有回来，可暂停部队行动，等中共陕南特委汪锋同志到部队后再作决定。当时，汪锋同志专门向中央请示与红25军协同的问题，一天后即可赶到部队。但张汉民认为此前已与红25军定好互不侵犯条约，相随亦非一日，并未发生战斗，因此没有问题。于是按计划继续“尾追”。8日到达曹家坪，9日向九间房地区前进。

    9日下午，部队到达九间房附近，阎揆要报告：红军已坚壁清野，沟内似有伏兵，建议在距九间房西十余里处村庄宿营，以免发生误会。但张汉民坚持己见，仍命大胆前进，毫无戒备。先头部队进到九间房，正在集结准备宿营，忽然四面枪声大作。为避免交火，张汉民当即决定向右侧撤退。刹那间，红25军伏兵四面冲来，警三旅很快溃不成军，除未进入宿营地的官兵逃出外，其余全被俘去，张汉民亦被俘，战斗不到一小时即告结束。
侥幸逃出的官兵，由阎揆要收拢集结。撤退途中，恰巧汪锋同志赶到。听说张汉民误被俘，汪锋立即赶到红25军，澄清误会，传达中央指示，营救张汉民和其他被俘同志。由于红25军无人认识汪锋，他们既没有接到上级指示，汪锋又无证据，因而也被逮捕，一直被押到陕北，直到党中央抵达陕北后方始获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