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4月23日于中国农业大学)
周秉宜:在回答大家的问题之前,我首先要说明一点,就是当年我们住在西花厅时,有关周总理工作上的事情,我们家属是不可以知道和过问的,甚至我们对伯父小时候上过什么学校,去哪个国家留过学,他也从来不对我们讲。我们对伯父的很多了解,也是和大家一样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看过许多介绍周总理的书和有关的回忆文章及访谈录以后,我们一点点地看了,才知道他对国家对人民做了那么大、那么多的贡献。今天我就只能回答一些有关周总理在对家属的教育方面的事情。
学生:请问您和您的兄弟姐妹怨恨过我们的总理吗?怨恨他管得太多管得太严吗? 周秉宜:我刚进中南海时年纪还很小,刚5岁,家中主要由伯母管我和我哥。其实作为一个小孩,一般家中大人怎么说,小孩子就怎么听。相信同学们小时候也是这样的吧。比如不让我去北戴河,虽然也有点遗憾,有点羡慕能够去北戴河玩的同学,但是知道伯父伯母的纪律一向是这么严格,也不只是这一件事,我也习惯了,所以谈不到怨恨。另外,平时我们在家学习,看书,去外院玩耍、跑跳、大声说话,这些日常生活两位老人还是给了我们很大的自由。我伯母除了定纪律,平时她并没有唠唠叨叨凡事都管。
学生:对总理影响最深的人是谁? 周秉宜:我不知道,我想应该是毛主席和伯父的战友们吧,是他们几十年共同的革命理想和战斗友情在影响着他。
学生:你认为总理更偏爱哪个孩子?为什么? 周秉宜:对我们周家子弟,伯父不会让我们感到自己是受到伯父特别喜欢的那一位,他不愿让我们觉得自己比别的孩子特殊和优越。在对待西花厅工作人员的子弟,他付出了更多的爱心,以致西花厅每一个孩子后来都说:“我小时候周伯伯最喜欢我。”他绝不会去伤孩子们的心。我伯父他人很公正也很善良。 另外我在这里也顺便澄清一个事:有关周恩来的电影和电视剧中,我姐姐秉德和我妹妹秉建对我伯父的称呼发音都是“BoBo”,而实际上我们是叫他“BaiBai”的。这个发音应属于陕北延安那一带对伯父辈的称谓。建国以后,从延安过来的干部子弟们延续了这个叫法,以后全中南海的孩子们都管我伯父叫周伯伯(BaiBai)了。同时孩子们对其他的老革命也都称呼BaiBai,比如“少奇BaiBai”、“邓BaiBai”等。
学生:总理最喜欢的菜是什么?(观众笑) 周秉宜:我们家籍贯是浙江绍兴,但我伯父出生在江苏淮安。家里做的莱,基本上是这两个地方的风格,当然绍兴菜咸些,淮扬菜比较清淡,伯父还是更喜欢吃淮扬菜,鱼啊青菜豆腐什么的。
学生:邓奶奶拿手的菜是什么?(观众笑) 周秉宜:(笑)我不知道。我伯母基本上不大会做菜,家里有同志专门负责做饭。
学生:总理的性格是内向还是外向?(观众笑) 周秉宜:我从小印象中的伯父是个温和坦诚的好脾气的家长。我们小孩子在他面前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说。如果说的不对,他会帮你纠正,不会沉下脸来斥责你。如果你认为他说的不对,他也承认,非常平等。这一点很难得是吧?不过最了解我伯父性格方面的还是他的卫士,他们一天24小时不离开总理。卫士高振普同志就曾告诉我说:总理其实还是很好静的。
学生:总理和邓奶奶是否吵过架? 周秉宜:我没有见过他们吵架,我伯母也是个老革命,她在政治上、事业上和伯父配合得很默契。比如伯父对伯母的级别职务定的比较低,伯母都听从安排,不提意见,这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还有伯母对伯父的生活照顾得非常周到,包括伯父的膳食配餐,她都要和大师傅商量,伯父在办公室工作常常几个小时不肯休息,谁也劝不动,她就想办法让小孩子进去把伯父拉出来散散步。她知道伯父是不会拒绝小孩子的。记得有几次伯父去国外访问,待到他回国,一下飞机,机场那边也会来通知。我伯母就告诉我们说:“伯伯一会儿就回来了,你们现在都去高台阶前等着他吧。”文化大革命之前,西花厅的前院和后院之间是有一个9层的高台阶隔开着的。伯父每次回家,都要先在前院下车,通过高台阶才能进到后院。那么他这次从国外回来,一走上高台阶看到孩子们和留在家中的工作人员都站在后院欢迎他,心情自然会很愉悦也很放松,到家了么。当然他也知道这一切又是他老伴特意安排的。另外我们周家亲戚多,我伯母也全管起来,不让伯父分心。伯父心里很感谢伯母,也很关心伯母。他每次开会回来晚了,都尽量轻轻地走路,生怕影响伯母休息。有时他们一起出去视察,地方的同志说请总理给我们讲话,伯父便说:“让大姐给你们讲。”总之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就叫“相敬如宾、举案齐眉”。
学生:总理最喜欢什么书? 周秉宜:我不知道(观众笑)。我上学后就没进过总理的办公室,书房也不能进。这方面也还是卫士同志比较了解。
学生:总理要求你们读什么或不读什么书吗? 周秉宜:小时候、上学的时候,他从没说过让我们读什么书。我想是他认为教育学生是学校和老师的工作,他很尊重老师的劳动,他不插嘴。你们想想,鉴于他的地位,若是说让我们读什么书、不读什么书,小孩子回到学校说出去,那让老师多被动?听谁的?我伯父考虑问题很周到,也很能替别人着想。后来有一次,是1972年,我和我老伴任长安那会儿刚结婚,我们一起去西花厅看望伯父时,他问过我们:“你们看过二十五史吗?”我们说没看过,他就又说了一句:“没看过二十五史,看看《史记》也行。”当时不明白他为什么忽然问我们这句话,后来才知道,由于文化大革命以来各类古今中外的书籍都成了“四旧”,新华书店里除了毛主席著作、马列主义的著作外,所有书籍都不再出售了。1972年,毛主席批准商务印书馆可以出版二十五史,伯父是想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的。
学生:总理对你们交朋友有要求么?(观众笑) 周秉宜:一般地来讲,伯父对我们子侄辈的恋爱婚姻问题是不干涉的,但也不是放任不管,该提醒的地方他也会提醒。比如1970年代初,我二哥秉钧和四弟秉华交女朋友时,我父亲还正被关押在卫戍区。伯父就提醒他们,要先问问人家女孩子,鉴于我父亲还在关押审查中,她们是否还愿意交朋友?如果不愿意就不要勉强人家。另外在上个世纪都七十年代,国家已经开始提倡晚婚和计划生育,伯父和我四弟秉华谈话,要求他带头响应国家政策,30岁再结婚。还有我堂哥周华章生第二个孩子以后,正好我大哥周荣庆(二伯父周恩溥之子)来北京出差,他说要去看望一下周华章,伯父便让荣庆大哥转告周华章,说你告诉华章,不能再生了。 另外伯父伯母非常讲究礼数,我们做晚辈的每个人结婚时,两位老人都要给新婚夫妇送一份礼物表示祝贺。像我二哥秉钧、四弟秉华和我,我们每个人结婚时,他们老两口送的礼物都是一条毛毯。当然秉华得到的那条毛毯最珍贵,因为那是我伯父曾经用过的。不只是给周家子侄,凡是西花厅的工作人员结婚,他们老两口也都会送一份礼,都当是自己的孩子。
学生:周总理有时办事是很感性的。他是怎样处理感性和理性的冲突?感性常常使人容易感情用事。 周秉宜:总理从不感情用事,因为他面对着全国的老百姓,他一举一动都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他不随便说话,不随便感情用事。在什么情况下说什么话,不说什么话,他心里非常有数。有时为了工作需要,你看到他表现出来的感性,那也是经过了理性的思考而做的。
学生:周总理对您来说是总理还是伯父? 周秉宜:这个我个人还是分得出来、分得清楚的。在家里,他就是伯父,走到外面,在社会上,他就是国家总理.我就是老百姓。老人一直就是这样教育的,这是家规,你不能到处对人说:“我伯伯是周总理。”(观众笑)这是不允许的,更不能出去说:“我伯伯说什么什么了。”
学生:总理对您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是什么? 周秉宜:那应该就还是前面对同学们讲的:正确看待自己和伯父的关系。伯父是伯父,我们是我们。伯父曾说过:“出去不要说和我的关系。”伯母说:“你伯伯是全国人民的总理,他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不是为你们周家服务的。”总之要夹着尾巴做人。
学生:你们认为总理规划你们的人生,对你们的未来发展有什么不利的影响吗?也许如果让你们自己选择,你们会对社会作出更大贡献。 周秉宜:总理没有为我们规划人生。当年我姐姐秉德对伯父伯母说自己想报考北京师范学校,伯母说:“很好啊,我当年也是当过老师的。”伯父没有说话。伯母问他:“你怎么不提点意见呀?”伯父说:“你不是已经说过了,也要给她一点自己思考的空间嘛。”我后来报考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时,伯母也对我说:你想学什么你自己定,我们都不发表意见。1964年夏天伯父确实给我们开会希望我们将来去当工人、当农民、去当兵。那是缘于当时的形势。当时咱们国家经济上还非常贫困,政府特别需要有文化的青年到农村到基层去,为改变国家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艰苦奋斗,贡献自己的青春,并由此对广大青年学生提出了“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总理作为国家领导人,作为国家政策的制定者,他自然很希望周家子弟能够带头响应国家号召,这不能叫为我们规划人生。况且他只是提出了希望,并没有强行安排把你直接就送去农村了。 后来我五弟秉和、六妹秉建响应毛主席号召,同全中国的青年学生一同去农村插队,两年以后他们应征入伍参军了,伯父知道后让他们立即返回农村继续插队当农民,这主要是考虑到当时全国还有上千万青年学生留在条件艰苦的农村,如果周总理的侄子侄女先离开农村,这对全体插队知青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甚至会引起广大知青的骚动都说不定。这是周总理从大局出发所做出的的决定。当时也有学生通过参军等方式离开了农村,但是我五弟六妹就是不能走。所以说,身为国家领导人的子弟,在考虑问题和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时,都应该带头遵守国家政策,也都不可避免地会面临着全国老百姓的检验与监督。 后来到了1972年以后,国家恢复了大学招生制度,我的五弟六妹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当地群众的推荐,都进入了大学学习,伯父也并没有出面干涉。
学生:总理是否说过你们不要从政,或者他希望你们从事什么职业? 周秉宜:我没有听他说过不让我们从政这样的话。1956年总理对北京101中学的干部子弟谈话,特别提到希望他们不要学清朝末年的八旗子弟,要向劳动人民学习,要和劳动人民的子弟交朋友。而他对我们周家子弟的要求则是:“背叛封建家庭,投降无产阶级。”希望我们能去“当工人、当农民、当兵”,这话他说过。 尽管如此,伯父对我们每个人的志愿也并不强行干涉,但也确有一次例外。那是1961年夏天,伯父要求我二哥秉钧放弃高考而去当兵。因为那年咱们国家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老百姓的粮食都不够吃,农村粮荒更加严重。为了照顾农村劳动力,保证农业生产,国务院召开会议,决定这一年不从农村征兵,而从城市征兵。伯父在会上带头表态说:“虽然我没有儿子,但是我可以动员家中的孩子去当兵。”伯父要求秉钧牺牲个人利益,带头为国分忧。他曾说过:“毛主席为革命牺牲了6个家人,我们周家还没有为革命牺牲过一个人呢。”我二哥当时就同意了伯父的安排,放弃高考去了部队,伯父为此十分欣慰。我伯母后来说,他们老两口对秉钧的感情特别深,因为这是革命的感情。
学生:周总理至今是大多数青年的偶像和最崇拜的人,那么在您看来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现象呢? 周秉宜:这我得问大伙儿(笑)。我还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把他当作“偶像和最崇拜的人”,因为他长得帅? 大家知道,周恩来总理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创建者之一,在几十年艰苦的革命战争和建国以后的经济建设、国防工业、外交统战等各条战线上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担任国家领导人的几十年,他做到了对工作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对人民谦虚谨慎、甘当公仆。他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爱。但我个人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忍辱负重,苦撑危局,自始至终跟制造分裂、破坏经济、摧残人性的四人帮集团进行着不懈的斗争,砥砺维持着国家经济命脉的正常运转,并且冲破各种阻力,保护了很多老革命家、老同志的生命。与此同时,他还为我国以后的改革开放时代在物资储备和干部力量的储备上打下了一个充实的基础。这一切,当年的老百姓都是看在眼里的。因此他赢得了全国人民的一致敬重与怀念,甚至在他去世后赢得了联合国大会降半旗致哀的敬意。
学生(递上一张纸条):你怎么看高文谦那本书? 周秉宜:(看过提问字条后)对不起,《晚年周恩来》这本书我没怎么看全,只是看过一小部分,发表不了太多意见,我就稍微讲两句。 我觉得他不理解周总理,他不太理解这一代革命家的处境和他们的思想。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四人帮”的煽动,全国许多厂矿的工人群众成立了造反派组织,到处造反不再上工了,耽误了厂矿企业的正常运作,致使全国的经济遭到重大破坏。更糟糕的是“四人帮”还要挑动那些造反派武斗,死了那么多无辜的年轻人。在国家面临这么大危险的时候,作为一国总理,他应该怎么去把持住这个国家的正常运转,应该怎么做才能让国家减少损失,才能让老百姓的吃穿问题得到基本保障,这个是他面临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全国老百姓都在看着你、指望着你呢。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老革命老战士,只考虑个人临阵逃脱,就像高文谦说的他只是为个人考虑,这根本就不可能。我相信就是换了其他的老革命也不可能。所以说,那本书的作者的基本观点我不同意。
学生:你觉得周总理教育后代的方式对你教育子女有什么影响? 周秉宜:当然有。比如说,当年我伯父对我们这些小学生很平等。当你遇到什么问题问他,他不教育你,他只说他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供你参考。我后来对我的女儿也很平等。我从不训斥孩子,我们的关系就像姐妹一样,常常一起讨论问题,我女儿书桌的抽屉我也从来不去翻。还比如我伯父当年对我们的学习从不干涉。我上美术学院附中时,专业课成绩并不好,自己不好意思。伯父伯母就从来没有要求过我拿绘画作业给他们看,完全让我自己去调整。他们相信我最终能找到自己人生的位置。所以后来在我女儿上学后功课也不太好的时候,我也没有为了这个去批评她,她有点儿灰心,我就鼓励她,说你的智商没有问题,只要你不贪玩的话,你还是可以做的很好的,这样她活的比较乐观自信。后来她上高中以后,功课一下子就上来了,排在班上前两名。还有当年我伯父要求我们生活上独立,一切靠自己,不能靠他们,出去不要说和他的关系。我也教育女儿从小要自立。因为那时我们两口子都要上班,她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每天中午自己给自己热饭。上初中以后自己学习做饭。假期跟着舅妈去海边度假时主动照顾小表弟,还有主动要求当志愿者为旅游团的老人服务等等。后来她去日本上大学时也是自己打工挣学费,不够的部分她父亲才给她补贴。而且她从来不对外面提及自己的伯祖是周恩来。她的心理发展一直比较健康,大学毕业后她考上了美国华盛顿心理学院的研究生。最后一点,我伯父从没有要求过我们将来一定要孝顺他,他认为只要我们自己过得好,走正道,他的目的就达到了。现在我们老两口也从不对我们的女儿提任何要求,只要她自己过得好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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