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会文，号赤潮，1908年11月12日出生于湖南省攸县凉江乡山田村(现为攸县莲塘坳镇山田村)。曾任红八军政委、赣南军区司令员、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队长兼政委等职。其父蔡开先做小生意起家，由于有些经营手段，因此积攒了很多家财，购置了房产、田地，光田租就有千担之多，是当地的首富，蔡会文就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但是，蔡开先毕竟没什么文化，时常在经商活动中吃了一些其他劣绅的哑巴亏。为了保住家财，也为了光宗耀祖，他发誓要花血本送两个儿子去读书，让他们出人头地，从而使蔡家真正成为有钱有势的家族。儿子蔡南阶(又名蔡中)、蔡会文两兄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兄弟俩在攸县第二高等小学毕业，蔡会文后又考取了长沙长郡中学。凭着蔡家的家庭条件，兄弟二人今后完全有可能过上衣食无忧、飞黄腾达的日子。然而，蔡会文兄弟后来竞背离父亲的愿望，成为了“逆子”，双双毅然走上了充满艰险的革命之路。

    1925年下半年，蔡会文就读于长沙长郡中学。此时的长沙，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此起彼伏、如火如荼，早就有着强烈民主革命意识的他，自觉投身到了革命斗争中，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彻底背叛自己的家庭阶级，决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终身。192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夏天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冬，按照党组织的安排，蔡会文回家乡攸县组织开展工农革命运动。他发动农民群众成立农民协会，展开与土豪劣绅的斗争。他回来后，就把父母叫到一起说：“你们要破产，把家中的粮食、田土、山林分给村里的农民！”父亲听后气得嚎啕大骂，想不到自己好不容易攒下的家业要败在自己儿子手上了。几天后，蔡会文在山田乡召开了农民协会成立大会。会上，他先安排贫苦农民诉苦，然后自己走上主席台，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会后，他带领贫苦农民将自家的粮食分给大家，每个贫苦家庭平均分得粮食一担和银元一块。此后，他的这一举动在当地影响越来越大，从此工农革命运动普遍展开。

    马日事变后，长沙反动派通缉追捕蔡会文，他从长沙偷偷潜回山田乡，准备筹措路费去武汉寻找党的组织。当他背着行囊准备出门时，他母亲竟然跪在门口边哭边数落说：“崽呀！你没看到外面死了多少人吗？你不为自己想，总得为我们这两个老骨头想想吧？”蔡会文扶起母亲说：“娘！请恕儿不孝了，我既然信奉共产主义，其他的事我就顾不上了，请娘宽恕儿子吧！”说完，他擦干母亲的眼泪，毅然决然地踏上了革命征程。

    蔡会文离开家乡后，在武汉找到了党组织，被安排在北伐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随后，他参加了举世瞩目的秋收起义，并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的革命斗争中，他经住了考验，成为了德才兼备、文武双全的红军干部。1930年7月，红四军扩编为红一军团，由毛泽东提议，蔡会文由支队政委破格提拔为红三军政委，此时的他才22岁。在红三军，他与军长黄公略一道，领导部队参加了一、二、三反“围剿”的斗争，粉碎了蒋介石企图消灭红军的阴谋。毛泽东后来在一首词中写道：“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这不仅仅是对黄公略的赞许，也是对蔡会文和红三军全体将士的高度评价。

    1932年10月，为巩固中央苏区的西翼，中央军委派蔡会文和萧克到湘赣苏区工作。蔡会文任湘赣军区总指挥、总政委兼红八军政委，主持湘赣苏区的军事工作。萧克任红八军军长。当时，敌人己完成了对湘赣苏区第四次“围剿”的部署，总兵力约12万人，而红军和地方武装只有1万多人，形势十分严峻。为此，蔡会文决定避其锋芒，将部队转移到敌人相对较薄弱的遂川、万安、泰河等山区，同时对部队进行整训，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在江西遂川击溃敌十八师一旅；在莲花浯塘击溃敌六十三师一个团。尤其是1933年5月，在湖南茶陵九渡等战斗中，击溃敌六十三师的四个团，消灭其大部，俘虏2000多人，击毙一名敌副师长。接着，又连续击溃来增援之敌十九、六十二师，缴获了大批武器和一部无线发报机，取得了空前的胜利，粉碎了敌人对湘赣苏区的第四次“围剿”。

    1933年10月，正当蔡会文准备大显身手时，来自自己队伍内部的打击和迫害也接踵而至。当时“左”倾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毛泽东被剥夺了红军领导职务。在湘赣苏区，这种“左”倾错误路线被投机分子所利用，从而使斗争更加复杂化。湘赣省委副书记刘士杰怀有个人野心，企图拉拢蔡会文，搞倒湘赣省委书记王首道，被蔡会文断然拒绝。从此，蔡会文便成为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由于湘赣省委被中央苏区局错误改组，刘士杰等人对蔡会文的诬告，蔡会文被迫辞去红八军政委职务，回省军区从事地方武装的领导工作。蔡会文到省军区工作后，军区也开始了对他的批判。1933年11月，湘赣省第三次党代会后，有人提出不要只打“死老虎”(指湘赣省委书记王首道)，还要打“活老虎”，对蔡会文进行了残酷的打击。刘士杰一伙为了达到其目的，妄图从蔡会文的家庭入手，刘士杰还派出一支武装小分队专程赴攸县将蔡会文的母亲捉到江西永兴，而且关押数日。蔡母为了不连累儿子，竞跳入了禾水河。蔡会文闻此噩耗后，犹如晴天霹雳、悲痛万分，他强忍悲痛，擦干眼泪继续工作。1934年1月，蔡会文的湘赣军区总指挥职务也被撤销了，被派去中央红军大学学习。尽管对他如此的打击，蔡会文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宽阔胸襟，坦然面对。

    1934年2月，蔡会文被“左”倾错误路线排挤出湘赣苏区。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部队被迫战略转移。此时，蔡会文又被临危受命，任赣南军区司令员，继续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

    1935年2月，留在中央苏区的革命武装被10万之敌围困在江西于都和赣县之间的仁风山一带，形势相当严峻。中央分局决定机关和部队分路突围，蔡会文带领部队向油山方向进发。由于敌人的围追阻截，1800人的队伍最后只剩下80多人，省委书记阮啸仙壮烈牺牲，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负伤被俘，蔡会文也身负重伤。队伍到了桃江后，被打散的战士陆续归队，队伍这才达到300多人。中央苏区突围部队在油山会师后，由项英、陈毅、蔡会文、陈丕显组成了赣粤边游击总指挥部，领导粤赣边区的武装斗争。指挥部在长岭召开了干部会议，会议决定由蔡会文率所部300多人到湖南的汝城、桂东一带建立游击区。蔡会文率部从江西大余长岭出发，进入桂东的东边山地区。

    东边山，位于罗霄山脉南端，绵延湘赣南部数百里，地势险要。按照地理位置，当地人都习惯把东部称之为东边山，西部称之为西边山。在此之前，桂东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民运动、武装斗争从未停止过。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就有4支红军游击队在东、西两边山活动，其中陈山(后叛变)、方维夏、罗荣领导的游击队有160多人；龚楚(后叛变，有“红军第一叛将”称呼)率领的从江西油山进入东边山的红二十四师七十一团一部500多人；游世雄率领的从广东南雄北山进入西边山的红军游击队100多人；由团长张通带领的湘赣省红军独立五团的一个连。蔡会文率部进入桂东后，很快与上述部队取得了联系，将所有部队组建成为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蔡会文任支队长兼政委，下设8个大队，共有1000多人枪，总部设在东洛赤水仙。为了加强对地方军队的领导，还成立了中共湘粤赣特委，蔡会文任书记。游击队以东、西两边山为中心，向湘、粤、赣边界地区发展。不久，受湘赣省委派遣，周里率部来到湘粤赣特委和游击支队司令部工作，担任特委组织部部长兼政治部主任。游击队伍的扩大，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1935年秋天，敌人急忙增派湘粤赣三省约3个师的兵力对游击队进行““围剿”，即从广东开来铁甲兵教导团；从江西调来铲共团；还有湖南何宗汉保安十九团、衡阳警备营、桂东和汝城的铲共义勇队，以及周围十几个县的反动武装等，对东、西两边山进行“会剿”，在蔡会文的领导下，在各地党组织和群众的支持下，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会剿”。1935年9月，游击支队与南方游击总指挥部的项英、陈毅断了联系，游击队在极其困苦的情况下，蔡会文带领游击队在小水坳、五里牌、高山丛等地与敌人周旋。1936年初春，游击队与粤军余汉谋部的一个师在东边山发生了遭遇战，由于敌我兵力过于悬殊，战斗打得相当艰难，虽然重创了来犯的粤军，但我游击队也损失很大。这个时候，游击支队司令部和特委只有四五十人枪，哨兵报告说敌人己沿小路向司令部扑来，司令部当即分路撤退，陈山带七八人往另外山头转移；周里带二三十人冲下山沿溪涧突围；蔡会文带十几个人向山坳后撤。队伍全被冲散了，那天正下着雨，山洪暴发，周里上午带领几十个人手牵着手过河到达了会合地点，而等到下午蔡会文带人过河就再也过不去了，只好往回转。在回转途中，发现地上掉有米饭，断定可能是自己部队留下的，于是急忙往前追赶，结果是湘赣省委书记谭余保派来联系的12个人。两支部队会合后，20多个人又回到了东洛小水山桃树窝，在山腰中的一个破草棚里住下，由于没有给养，战士们又累又饿，极度疲劳，蔡会文只好派管理员陈钧亮下山去买米，结果陈钧亮一下山就被俘，陈钧亮经不起敌人的引诱后叛变了。第二天拂晓，叛徒陈钧亮就带领化装成老百姓的敌人上了山，一个营的敌人向部队驻地压过来，哨兵发现后，马上鸣枪示警，结果被敌人开枪击倒。蔡会文听到枪声，跃身而起，一边指挥掩护战士们突围，一边举枪向敌人射击，不幸中弹身负重伤，警卫员江德辉要背他撤出去，他坚决不让，反而命令江德辉：“我不行了，你不要管我，你们赶快冲出去找周里。”蔡会文因身负重伤而被俘，他宁死不屈，拒绝敌人用竹椅抬他回去请功，并大骂叛徒和敌人。蔡会文此时因重伤而时晕时醒，一苏醒过来就挣扎着要从竹椅上翻下来，叛徒陈钧亮见状脑羞成怒，竞然抽出马刀，凶残地割断了蔡会文的喉管，鲜血和他吃进肚子里的草汁立即从喉管喷出，蔡会文就这样被叛徒陈钧亮残忍地杀害了，蔡会文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8岁，他用生命在桂东东边山谱写了一曲气贯长虹的信念之歌、理想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