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你认为去工厂工作对你一生有什么影响？
    周秉宜：我去工厂劳动的时间不多，主要是去农村劳动。我在大学毕业后跟着学校一起去了部队农场劳动了三年，住在老乡家里，一个大炕住4个同学。几年下来对农村、对农业劳动都有了感性体验，也了解到农民生活远比我们城市学生的生活要艰难得多。原来在学校当学生的时候，伯父说过我有骄娇二气，但是三年的农村劳动和生活体验，确确实实改变了我不少。后来我参加工作，我是做美术编辑的，那会儿还没有电脑，需要编辑经常去印刷厂、胶印厂和工人师傅一起校稿排版。由于文字版和彩色版是分在两个工厂，有时我一天还要跑两处工厂。即使这样也都不觉得辛苦。和工人师傅相处的也很好，对工作也没有挑三拣四。记得后来到1980年代中期，有刚毕业的大学生分到我们杂志社，就不肯去工厂搞校对，她的理由是她是大学毕业，大学毕业生怎么还要去工厂？而我们这批经历过农村劳动、农村生活的老大学生就没有这么娇气，不觉得去工厂就是吃苦就是掉价。这是那个时代党对我们一贯以来的正面教育，也是农村生活和农民兄弟对我们潜移默化的影响。

    学生：你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号召和现在号召大学生去基层的精神有什么异同？比如让我们去农村当村官？
    周秉宜：前面说过了，我们那个时代，国家还处在初创时期，经济还非常落后，尤其农村更是生产力低下，广大农民没有文化，政府就号召青年学生能够到农村去，为帮助农村改变贫困面貌而贡献自己的知识和青春。当时下乡知识青年的代表邢燕子、侯隽、董加耕就是我们这一代青年学生的榜样。
    今天政府又在号召大学生去基层，去农村做村官，我想，这和当年政府对知识青年的政策应该是一脉相承吧，都是为了帮助农村更好的发展。只是你们这一代大学生的责任更重了，尤其在座的各位同学还都是学农业的，大家去农村，既了解了农村，帮助了农村的发展，又锻炼了自己，这样才能有成绩、有出息，是新时代的好青年。相信周总理和老一代革命前辈的在天之灵，看到同学们这么努力，也会为此感到欣慰的。
    谢谢大家！

    ——原载2008年10月中国当代出版社《西花厅孩子的怀念》一书。后有所整理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