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无疑是一部教科书。那血迹斑斑的历史，乃是用鲜血写成的。不了解它，就不知道今日，更不懂得明天。……。

    今年，是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

    20年前，正值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广西电影制片厂将表现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台儿庄会战中，国民党抗日爱国将士和广大民众为着民族生存，共赴国难，浴血奋战、英勇杀敌，大大挫伤和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的那一场震惊中外的、可歌可泣的会战情景搬上了银幕，为世人展示了一幅振奋中华民族精神的、惨烈而悲壮的历史画卷；奏响了一曲震撼天地的民族团结和胜利的凯歌，而令世人耳目一新。

    被人们称之为文献性历史巨片的《血战台儿庄》所叙述的故事，正是在这样的一段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侵华日军一举占领了我北平、天津、太原、张家口等城市，将中国军队压迫至黄河南岸；上海、南京、杭州又相继沦陷。南线日军在占据了沪、宁、杭长江三角洲之后，继而将其重兵调集于津浦路南段，企图攻占自古为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徐州，以打通津浦线，使南北日军连成一气，窥视中原。于是，1938年春，侵华日军新任总司令便叫嚣全力合围徐州。而台儿庄，则位于徐州东北大运河北岸，日军如若先攻下台儿庄，既可南下沿着铁路西进攻取徐州，又可北上策应板垣师团，切断汤恩伯、张自忠、庞炳勋各部队之后路，……。面对危局，此时国民党革命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则亲临徐州，运筹帷幄，亲自布阵与敌军决战。而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福渠为了保存实力，竟擅自放弃了津浦路北线重镇济南，致使日军主力长驱直下，威逼鲁南军事重镇临沂。当日軍武器精锐的板垣、矶谷两师团齐头南下之时，奉命据守临沂的庞炳勋部，适时赶到。中日军队即在临沂展开了激战，装备悬殊的庞炳熏军团伤亡惨重。张自忠奉命率部增援。张自忠原与庞炳勋旧恨极深，但在民族危难关头，捐弃了个人恩怨，及时赶到了临沂，与庞炳勋部对敌前后夹攻，保住了阵地。然而两天之后，敌军又直扑滕县，川军一二二师奋勇抵抗，但由于汤恩伯驰援不力，一二二师终因寡不敌众，全师官兵阵亡，师长王铭章以身殉国。而日军攻占了滕县之后，则按其计划全力向徐州进犯。此刻，李宗仁将军断下决心，扼守徐州北面要塞台儿庄，与日军在此展开一场大规模的会战。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部受命担任正面防禦；张自忠五十九军于东北方向咬住日军板垣师团。但在敌军猛烈炮轰和坦克前导之下，自三月廿四日开始，外围工事被摧毁，敌步兵跃入据守，步步推进，猛攻了三昼夜。三月廿七日起，敌军进入了台儿庄城内，与我守军进行激烈的巷战，其情景非常之惨烈。而汤恩伯军团经李宗仁将軍三声五令之后，才迟迟南下。此时，台儿庄守军已伤亡殆尽，在全庄三分之二沦为敌有的情况之下，仍据守南关一隅，以血肉之躯与敌军炮火、坦克相搏，死拼而不退。敌军更调集重炮、坦克滥击猛冲，志在必克。情况万分火急，李宗仁以军令如山倒之势，严令笫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死守不舍，并悬赏十万，要求他将后方凡可拿枪的士兵、担架兵、炊事兵与前线兵一道集合起来，组织一支敢死队向敌军夜袭，以搅乱敌军拂晓的攻击计划，待汤伯恩军团到达后，对敌形成里外夹击之态势。孙连仲在台儿庄内亲自督战，并命令死守最后据点的守庄指挥官、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说：“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上前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有谁敢退过运河者，杀无赦！”。池峰城深知军令不可违，乃以必死之决心死守不退。四月一日，日軍占领了城西北角。池峰城立即组织敢死队，当即报名的就有百多人。池峰城从中挑选出五十七人，人人端着长枪，手提大刀，身上掛满了手榴彈，一副慷慨悲歌的英雄气概。当宣布参加夜袭的敢死队员每人赏三十塊大洋时，有的士兵激昂地说：我们打仗，是为了争取民族的生存，不让子孙作日本鬼子的奴隶，要钱干什么？池峰城为之感动不已。及至午夜，台儿庄的西北角，杀声震天，日军在仓皇应战中，乱作一团。四月一日以后，日军进攻台儿庄的次数更多，城内形成了激烈的拉锯战。空中一片火光，尸体遍地，运河水为之染红。形势越来越艰难。李宗仁将军命令所属，要坚持到最后胜利。四月五日午夜以后，李宗仁率随员若干，到达台儿庄郊外，亲自指挥对矶谷师团的歼灭战。激战通霄，日寇退守北门，我守军一举夺回了台儿庄的四分之三。黎明之后，台儿庄北面炮声渐密，汤恩伯军团已在敌后出现，敌军撤退不及，遂陷入了重围。李宗仁则指挥台儿庄一带守军全线出击，杀声震天，以锐不可挡之势，向敌军猛追。此时之日军，汽油弹药已尽，坦克车辆多数已被击毁，尸横遍野。四月六日上午，日军弹药库被我軍击中，火光冲天，爆炸之声震耳欲聋。矶谷师团长率残敌万余人，在五十九军官兵的喊杀声中狼狈突围窜逃，溃不成军。至此，台儿庄之战，则以日本侵略军之惨败而告终。……

    台儿庄会战，包括其外围阻击，前后进行了一个多月。敌我装备对比之悬殊，乃世上少见。而广大爱国将士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前赴后继，艰苦奋战，粉碎了日军的陆、空联合攻势，以一万九千五百多人牺牲的代价，歼灭敌军一万一千九百八十四人。

    这是一段血与火凝结的历史，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谱，亦悲亦壮的中华正气篇！

    事隔多年，今日写起这篇文章来，旨在于说明：诞生这部电影，实在不同于投产一般的影片。它包含了多少人所付出的心血和汗水，更包含了多少人在认识上的许多磨难经历与飞跃。

    我于一九七四年末起，在广西电影制片厂工作了19个年头，其中有一半时间，只是作为一个电影音乐作曲，尽力做好自己该做的工作完事，而未曾想到后来组织上竟要我担当起了这个厂主管艺术和生产的副厂长。从1984年12月11日宣布任职之日起，长达九年时间，而且在正职厂长未到职和离任时，前后曾有两年多的时间，作为第一副厂长主持厂里的日常工作。我在任期间，又正赶上中国电影处在一个新老交替的、非常活跃的、富于勃勃生机的时期，致使我在不足十年的时间里，有机会参与大约50部不同题材、不同风格样式的故事影片的投产决策，其中包括如《大阅兵》、《血战台儿庄》、《周恩来》、《流浪汉与天鹅》、《共和国不会忘记》、《世界屋脊的太阳》、《弧光》、《百色起义》、《杨贵妃》等一批在海内外有一定影响的影片在内。如今离开电影制片厂虽然已有十多年，然而往事仍历历在目，……。

    我以为，拍好一部电影，首先必须要有一个基础好的剧本。然后，再加上有一个优秀的导演和制片主任为核心的摄制班子，包括演员、摄影、美工、录音、作曲以及摄制组各个部门的通力合作。一个电影制片厂，一年当中可以收到许许多多的电影剧本，但真正沾边的，却是寥寥无几。我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上任之后的头一件大事，我便想到需要立即物色一个本身具有创作能力和组织能力的、思维敏捷而卓有远见的电影文学部主任，来组织好剧本的创作，当好电影制片厂的“粮食部长”。我当时很自然地便想到了陈敦德同志。其实，他那时调到厂里工作还没有多久，我同他个人的交往也还是一个零。但我之所以考虑他，无非是因为他是电影《法庭内外》的编剧，而且另一个剧本《老板哥与电妹子》又已经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毕。除了已搬上银幕的剧作以外，他早已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了。仅凴这些，都足以说明他确有创作能力和实践的经验。我这一动意，经过一番周折之后，最终得到了上级领导的理解和支持。不久，他被正式任命为文学部主任。就在那一段时间里，我与陈敦德有过几次交谈，我发现我们之间有许多的共识。我们尤其深感到了中国电影正面临接受世界电影挑战的新形势，如何通过银幕展现我们中华民族史诗般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不仅是民族自尊、自强、振奋民族精神的需要，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从这样一个时空领域来认识中国电影，发生在一九七六年以后的变化，尤其是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坚持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路线，不仅仅是国家命运变化的新起点，也必然成为我们电影事业发展变化的新起点。于是，我们的电影事业，除了进行自身发展必须的电影语言现代化、弄通电影艺术规律以及提高电影文化素养以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需要打破那已经十分严重的小家子气的束缚，不能只搞“小桥流水人家”，或者只搞那些拳打脚踢的“嘿、嘿、嘿”之类的警匪、功夫影片。而是需要搞些“大江东去”。所以，更需要调集重兵，敏锐地反映最有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的当代生活和历史事件。如此这样，才能与电影艺术本身所具有的优势与威力相称。然而，创作本身就是一项动态的系统工程，要创作出一部能与时代脉搏相应的优秀作品，关系到艺术家这一创作主体的素质秉性、生活积累、哲学思维、知识结构等等因素。重要的是对于那些自我封闭的停滞意识，以及旧习惯势力禁锢之下，视角单一、思想狭窄、观念陈旧所造成认识上的盲点、盲区和顽固的超稳定的自我束缚力的是否能够冲破。……。基于这些认识，当陈敦德同志紧接着向我推荐《血战台儿庄》这个剧本的时候，我简直激动不已，当即便表示要尽快联系，争取早日能将剧本转让到我们厂里来，组织作者认真修改，力争把影片拍摄好。他当时还建议，如剧本能落实，当请拍摄軍事题材影片富有经验的八一电影制片厂杨光远同志担任导演，等等。我均表示赞同。

    《血战台儿庄》的编剧是田軍利和费林军这两个年轻人。剧本原在某兄弟厂搁有两三年时间，由于种种原因未曾投拍。1985年二、三月份，陈敦德同志在北京见到了两位编剧，并办理了剧本转让事宜。于是，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影片《血战台儿庄》开始进入了一个“醖酿”的阶段。五月初，两位作者携带剧本第6稿来到了南宁。经陈敦德同志提议，把原先剧本以张自忠作为主线贯串，改为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为主线，并且把写人物的命运改变为表现整个事件的背景、过程与结果的纪实性风格，按照历史事实来写，使影片具有一个宏大的历史感。这是一个比较大改动。实际上，它已打掉了又一个创作的框框。七月份杨光远导演来到了南宁，他对作者提出了影片不用闪回、要按时间顺序前进的要求。其用意是突出历史的真实性，强调影片的纪实风格，通过事件本身的生动、感人、真实可信，爆发银幕的冲击力量。这个构想，对于未来影片的基调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杨光远导演，是一位集导演与摄影于一身的著名电影艺术家，早年曾拍摄过数十部軍教片和纪录片；他担任摄影的故事影片《归心似箭》、《花枝俏》、《许茂和他的女几们》、《琵琶魂》以及他导演兼摄影的故事影片《再生之地》、《老板哥和电妹子》等，都为广大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其中《归心似箭》获文化部1979年“伏秀影片奖”、《文汇报》主办的“文汇最佳影片奖”和“文汇最佳摄影奖”、《花枝俏》获文化部1980“优秀影片奖”、《再生之地》获1984年第四届“金鸡奖”的“最佳摄影奖”、《老板哥和电妹子》获文化部1985年“伏秀影片奖”。他在电影艺术上，刻意追求凝重、逼真的造型，对于本片的艺术风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众多的游击队，是抗日的队伍；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倡导团结一切爱国军民和爱国力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主张，是取得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的根本保证。但以往的抗日电影，多为表现我共产党积极，而国民党消极的。因此，能否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正确评價国民党爱国官兵在抗战中的作为，无疑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考验。具体反映在电影的拍摄题材上，《血战台儿庄》的上马，不能不说这是题材领域上的一个突破。这个突破，首先来源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路线。因为我们首先面对的，是能否用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当代意识来重新审视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台儿庄这一场战役，揭示这历史悲壮的一幕，把它作为一个载体，负载当代崭新的民族意识，渗透新的审美观念，熔铸新时代的恢宏气度，这就是一个突破。换一句简单的话来说，你承不承认台儿庄这一胜仗，是国民党爱国将士拋头颅洒热血拼来的事实。

    于中国的国情，就现在而言，对于一般题材影片的投拍，只要你的题材内容是健康的，同时又有了钱，那你就投拍好了，也无须作些什么文章之类。不过，就当时来讲，大的前提解决了，也还不等于什么问题都迎刃而解了。要投拍《血战台儿庄》这样一部影片，许多麻烦的事情就更多了，它不一定是出在上面，倒往往反映在具体运作过程中的许多问题上。在这里面，我尽可能把它归纳为对一个事物认识上的一种差异所致，因为这是符合人的一般认识规律的。诚然，差异本身，就是矛盾。而矛盾的存在，也就难免会出现一些风风雨雨，疙疙瘩瘩的事情，也必然会给具体工作的人精神上造成种种压力，甚至带来一定的影响和损失。然而，我今天在这里所写的，完全是立足于工作上的回顾与经验的总结上，即纯属于就事论事，而决无意要针对任何一个人之所为而为。我以为，人需要有这样的胸怀。再说，在当时的情况下，有各种议论、各种看法的存在，那是不足为怪的。比如一开始，有些同志就认为“共产党怎么能去表现国民党抗日、而且还打了胜仗呢？”、“我军三大战役还没拍完，怎么能先拍国民党抗日？”……。也有些同志担心：“拍这样的影片不仅经济上冒风险，政治上恐怕也难得通过的”，还有的同志干脆说：“要拍这部影片，全厂就等着勒裤腰带吧！”，等等。别说在政治方面会如何，就经济方面，也确实有人很担心它的风险。不像当今拍电影，一般成本的数百万元，成本高一些的一千多万元、甚至高达几千万元，这似乎已是司空见惯了。然而，二十年前，即１９８５年，广西电影制片厂当年的平均摄制成本也才４２万元。虽然低于全国的平均摄制成本５７.６万元的水平线之下，但作为一个全厂职工已有四、五百人的地方制片厂来说，面对一部影片需要两三百万元的摄制成本，那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了。

    1985年７月２２日，我主持剧本审定小组会议，讨论转来广西电影制片厂之后的《血战台儿庄》电影文学剧本第三修改稿，就剧作而论，会上已基本上肯定了它的框架，同时也提出了进一步修改的一些意见。但作为对文学剧本的审定程序，此次会议，已是原则上通过了。因此，从７月２３日开始，我即物色制片主任人选，并安排美工和制片部门人员陆续上北京参加筹备工作。那时候，我曾先后考虑过有两个人准备担任制片主任的工作，并且要求他们拿出摄制成本的预算，但他们都以种种原因为理由，不敢接受任务。直到９月２日，我只好找到正在生病的农亩烈同志，我对他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只有知难而上了。我现在已顾不得你有病在身啦，请你读完剧本之后，赶紧拉出一个初步的预算来，具体的问题以后再议。”过了三天，即９月５日，他带着一份预算草稿来到我的办公室，一五一十地对我说了一遍。总预算为２４０万元，並且最后说：“杨厂长，如果少于这个数，我从你办公室倒立着走到厂大门口！你信不信？”他已经是有相当经验的制片主任了，既说出了这番话来，可见他已经作了非常认真的推敲，所以我赶忙接上了一句：“我信。非你莫属了。”事后，即明确他担任这部影片的制片主任一职，并开始着手具体筹备摄制组的事宜。要花２４０万元拍摄一部电影，对于当时经济比较脆弱的广西厂，的确是有困难的。实际上在预算草案出来之前，当厂领导班子在议论到拍片经费的时候，便有同志提出，如果要拍是否可请中影公司投资的问题。于是我八月份便委托一位同志给中影公司送去了文学剧本，试探中影公司的投资意向。直到1 0月2 4日，厂里批给摄制组作为筹备限额开支的也才一万元。在此之前编剧、导演、美工在京收集资料、修改剧本、住招待所等，钱都不够，只好搬到导演家里去办公。当剧本修改到第１０稿时，陈敦德同志、两位剧作者在北京同我一起到程思远先生家里，征求他对剧本的意见。程先生心情非常激动，他认为这部影片如能拍摄成功，必将唤起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对那个万众一心、共御外侮的烽火年代的追忆；必将激发人们的爱国热忱；必将对祖国统一大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程思远先生作为那段历史的亲历者，对剧本及影片的拍摄评價，为我们增强了信心。

    １０月２９日我从上海赶到北京，参加电影局石方禹局长１１月1日在京西宾馆为我们主持召开的《血战台儿庄》剧本座谈会。中宣部、文化部、軍事科学院等一些负责人、专家，程思远先生以及郑洞国、覃异之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应邀出席了座谈会；程思远先生在会上言简意賅地说：“未来的这部影片，将拍出两个人物的形象：一个是在银幕上拍出国民党官兵当年抗战的形象；另一个是在银幕后的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博大、高瞻远瞩、实事求是的形象。”当时已八十岁高龄的荷兰著名电影导演伊文思先生正好来到北京，听说有个关于台儿庄会战的剧本座谈会，他刚下飞机，就要求参加会议。他对石方禹局长说，在台儿庄会战期间，他从西班牙前线来到中国，在中国抗日中心武汉见到了周恩来。他曾到台儿庄前线，拍摄了许多会战中的镜头，还受到了李宗仁将军的接见，并以茶代酒招待他。那时，中外记者云集台儿庄前线，在战场的一角，有三个年青的外国记者，兴奋地站在被中国軍队缴获的日本坦克上，拍照下的那张照片上的其中一人，便是伊文思先生。他当年在台儿庄前线把片子拍完后，将摄影机送给了周恩来作纪念。后来，他把在台儿庄会战中拍摄的那些镜头，编辑到他的纪录片《四万万同胞》里面去，在世界各地放映。杨光远导演、陈敦德、编剧田軍利、费林軍拜会伊文思先生时，他告诉大家，这些资料在中国电影资料馆里有保存，可供参考，并鼓励两位年青作者和导演“好好拍，拍好片”。他说，那时周恩来就是这样鼓励他的。后来，摄制组果真看到了这部纪录片，参考了这些资料，使影片更有了当年的真实气氛。李宗仁以荼招待中外记者的情景，也用到影片中去了。

    京西宾馆剧本座谈会，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力量。我想，这是趁热打铁的时候到了。1 1月1 4日下午，厂领导班子就有关《血战台儿庄》的拍摄问题，向自治区文化厅周民震厅长作了汇报。，我把这部影片上马的可行性作了基本的估计和分析，尽管当时还有一些这样那样的担心和说法，但由于厅长的态度也是明确的，所以上马已是大势所趋了。1 1月1 5日上午，厂党委进行了讨论，统一了思想，最后决定投产。这一天，可以说是我近一年来最感到兴奋到时候，好像经过了一夜的航程之后，已经见到了前面的曙光。于是，安排了一个紧锣密鼓的日程。１１月１６日下午，我即同当时分管财务的趙 愚副厂长和制片主任一道研究和初定了摄制组的组建和人员名单。考虑到这部影片是战争片，烟火、道具、众多人物的化妆造型、复杂的外景地和转点、还要动用到大部队、摄制组的规模和影片拍摄的难度等等。于是在摄制组的人员配置上，决定向八一电影制片厂一共借来2 2人，其中包括重要的烟火师和化妆造型师在内；面对一个拥有一百多人的庞大摄制组，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制片主任由四人组成，除了本厂最有经验的老制片主任农亩烈、张本烈以外，特向八一厂借来林 亮和周润来两位制片主任，主要负责对外联络方面的工作，尤其是同部队方面的工作联系。一个摄制组，如此众多的制片主任是极少有的。在筹备过程中，杨光远导演考虑到影片中有蔣介石和李宗仁、汤恩伯等一大批高级将领出现，而且都要力求于形、神皆似，这些演员需要花时间去找，给演员说戏、排练的工作量也很大，他一个人是忙不过来的。因此他建议，让翟俊杰同志作为联合导演安排。我即打电话到八一厂征求了肖 穆厂长的意见之后，同意了他的要求。翟俊杰同志是一位思路敏捷、很有才华、很有创作欲望和激情的电影艺术家。他在本片拍摄中与杨光远导演相佐，配合默契，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可见杨导演之心胸与眼力。除外，翟俊杰导演还在本片塑造了王铭章将軍临危不屈、以身殉国这一英雄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极深的艺术形象。其他各个部门，包括摄影、美工等，都尽可能安排本厂的人员。我想，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这一部片的练兵，能够为今后拍摄战争片、大片，奠定一个基础。

    11月1 8日，由我向全厂干部职工，作了拍摄《血战台儿庄》影片的动员。我着重强调了拍摄这部影片的重要意义，分析了当前的有利条件和不利的因素，以及我们需要采取的一些措施，等等。要求全厂干部职工上下一致，同心同德，顾全大局，把这部振奋民族精神的影片拍摄好。当天晚上，我即起草一份报告，通过文化厅呈报自治区人民政府，为投拍《血战台儿庄》申请无息贷款100万元。不久，韦纯束主席即亲自批示，同意将原来借给拍摄《百鳥衣》的70万元，暂时用于拍摄《血战台儿庄》，并为拍摄外景的车辆解决了汽油指标。为了尽快落实拍摄的经费问题，由我同前任副厂长陈振华同志研究了方案之后，于11月25日同去北京，并由他出面，代表广西电影制片厂与中影公司国内业务部负责人王者华、姜 涛同志进行合资拍摄的谈判。终于12月3日簽订了合同。根据合同，各出资120万元，并按成本的20％从中扣回管理费48万元。其中广西厂扣回38万4千元，中影公司扣回9万6千元。因此，广西电影制片厂真正拿出来的钱也並不算太多。回过头来说，“穷”，确是事实。但穷喊着没有钱，也只是一种说法而已。

    剧作者于12月11日完成了第十二修改稿，这也就是最后的完成稿。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之后，1986年2月5日广西电影制片厂《血战台儿庄》摄制组正式成立。2月16日，大年初六，大小9辆汽车，满载着摄影器材和各种物资，浩浩荡荡地开赴山东外景地，定于三月十二日首先在徐州开机。如按一般规矩，当电影文学剧本通过投产之后，这个时候的导演分镜头剧本，就我一个人也就可以圈定了。但考虑到厂里对拍摄这部影片，一直以来有着种种的议论，为了免得日后有说不清、道不白、“跳进黃河洗不清”的事，我出于无奈，于三月一日建议召开党委扩大会，来讨论、通过导演的分镜头剧本。关于动用党委扩大会来讨论、通过一部影片的导演分镜头剧本的事，我深信：这在中、外电影史上是绝对没有过的。这该算是我的一大“发明创造”了。然而，是否“小题大做”了？否，因为从讨论的情况来看，比我想象的还要更甚之。例如对导演在阐述中有那么一段：“不有意地追求每一场戏的戏剧跌宕与冲突，而以向文献性即历史真实性靠拢，力求摆脱戏剧性的安排，不必担心每场之中的“无戏”，而追求从视觉元素组成的影片整体结构中产生的内涵爆发的银幕冲击力。”显然，导演在这里所強调的是影片要按照历史的真实去表现，追求影片的文献性、纪实性风格。可是，却引来了不少非议。有的同志认为导演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如按这个“理论”来拍，恐怕也不会拍出个什么好片子来的；有的说：拍这样的一部影片是不适宜的，今后在政治上会有什么问题都很难说；有的讲：看来，很像一部由演员表演的纪录片，戏剧性没有，像“探索片”。还有的同志说：不要天真地以为，有中影公司投资今后拷贝数就有指望了，要知道，多订拷贝是要根据影片质量的，……。于是，有的提出：“把文学剧本和导演分镜头剧本送给电影局和中影公司，征求一下意见再说吧，中影公司是投了资的，要尊重人家。”而有的则直截了当地说：赶快下马，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等等。

    当然，上述都只是各人的一种认识、一种观点、或者说一种意见罢了，也都是可以理解的。但置身处地的想一想，已经过了好几个月的筹备，厂里大小９辆车又已经从南宁出发到了山东，一个一百二、三十人规模的摄制组，已集中在徐州紧张地投入了拍摄的准备工作，每一天的开支多少暂且不说，演员的合同等等，各种麻烦的事情多得很，如何处理？而且大地已在回春，麦地返青，树木开始发芽，再往后，环境气氛就不对头了，不能真实再现当时的景象，影片的艺术质量又如何保证？在这种情况之下，还能看看再定吗？别说是停拍，就算是拖延它十天半月，损失也将会是大大无疑。拍电影可不像到超市買一把牙刷那样，你喜欢那一把你就買，不喜欢你尽可以不要，谁也说不上什么。我处于当时的那种角色，面对着如此这般，也本可以冷静再冷静，但此时此刻的心情实在是很糟糕，我不禁向一位同志提出了一个问题，然而回答的，却令我非常之惊讶。于是我提议这个会不要再开下去了，散会吧！

    我将这些意见置之度外了，让摄制组按原定计划开拍。三月八日我赴京，先到电影局，后到中影公司听取对影片拍摄方面的意见。他们都寄予热情的希望。我想，这本身就是一种鼓舞的力量了。我在北京周旋了几天之后赶去山东外景地。那时摄制组已转到了台儿庄区镇的所在地枣庄市。我对杨光远、翟俊杰两位导演说：“广西电影制片厂的‘小命’已搭在这部片子上了，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呵！”联系到整个拍摄的筹备过程，他们是很能理解我此时的心情的。接着，我在剧作者同时在场的情况下，一方面传达了在厂里的、以及电影局和中影公司等方面的有关意见，而另一方面，是履行我的职责，提出我个人的一些具体建议。例如：建议影片开始的序直接改用旁白加字幕，说明当时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使观众更能了解台儿庄会战的历史背景；又如建议删去像日本电影《啊，海军》那样的日军交接仪式，省去无关大局的、但可减少拍摄上麻烦的事；提出：有关池峰城在关帝庙前对敢死队员讲话时的某些台词，不要像是八路军指挥员讲的那样。要既有时代感，还要符合人物身份。并对其中的某些台词作了具体的修改。此外，对一些镜头的处理细节，提出调整或修改意见的大约有十多处。他们在听取意见时，都是十分认真、虚心。

    为了拍好影片，摄制组从导演、制片主任到每一个成员，都把拍摄现场当作战场，不讲待遇、不计报酬。摄制组提出：“人民的血汗钱，花一个子儿也要在手心里捏出一把汗来”。为了节约经费，在外景地，主创人员包括主要演员在内，住的大都是收费二塊伍一个床位的大房间里，而从没有人发出怨言。扮演李宗仁的演员邵宏来、扮演张自忠的演员初国良等等，都在影片中串演各种群众角色多达十余次。上影厂著名演员吴喜千，为影片跑龙套，也只演了一个大兵的角色；在影片中砍断日本旗的角色是场记兼演李宗仁的副官者；从十余米高的城墙上跳下与敌人肉搏的也是场记；编制、制片主任、会计师、保卫科长、化妆师、道具、照明、摄影师、副导演、特技、美工，等等。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充当了群众演员。包括我在内，到了摄制组，也免不了要化个妆，充当群众演员。在整部影片中扮演国軍和日本兵的全是中国人民解放軍部队。动用到了济南軍区、沈阳軍区、南京軍区、北京軍区、和一个海軍兵种。这些部队，在影片中可不是衣冠楚楚、列队前进的部队了，而是在烽火漫天中作殊死肉搏的种种形象。为了再现当年那一场恶战的情景，把影片拍得逼真、生动，部队官兵个个满身焦土、血污，在泥水中打滚，在血海中挣扎。在影片中，经过激烈争夺战后的指挥大楼需要化为一片火海、废墟。如果要搭这堂景，在当时少说也得五万、八万的。导演和制片主任们愁得发慌。能不能少花钱而又能够保证影片的艺术质量呢？他们跑遍了徐州市的城里堿外，终于在淮海路上了解到市邮电局正要拆除，于是即上门联系。在邮电局的支持下，边炸大楼边拍戏，残垣破壁，满地狼藉，效果异常逼真。而只花了五百多元，便拍下了这一重场戏。又比如关帝庙附近的池峰城指揮部，影片中的许多大规模战斗都在这里进行，如要搭景，恐怕也难以达到逼真的效果。那么复杂的场面，即便你当时花上十几、二十万元，想必还看不出个子丑寅卯来。摄制组仔细调查了台儿庄附近的地理地貌，发现有一处地方，由于地下煤已挖空，地壳严重下陷，村民早已搬走了。眼看这个情景，摄制组真是欣喜若狂！再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能还以历史原貌的了。这一下，一场场激战可以在此展开，任凴你日寇飞机怎样疯狂滥炸，也都可以抵挡一阵了。这一场外景，总共也只花了一万多元就解决了。这样，一匹匹巨大的开支终于节省了下来，真是天时地利人和了。

    4月1日上午，广西电影制片厂、中影公司、中共枣庄市委在枣庄市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向中央、和部分省、市、自治区及驻枣庄各新闻单位四十多名记者介绍正在拍摄中的《血战台儿庄》的创作和拍摄情况。会上还宣读了程思远先生题为《再现历史风云 促进祖国统一 —— 写在电影血战台儿庄开拍之际》的贺信。他在信中称，“此片能够投拍，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路线在文艺战线上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国影坛上的一件大事”。香港《新晚报》、《世界日报》、《晶报》、《文汇报》、澳门《日报》等，分别以醒目的标题《影片‘血战台儿庄’在当年战场开镜》、《重现抗战壮烈史实‘血战台儿庄’开拍》等，争先报导与评论。

    四月份，影片的拍摄在紧张地进行着。化妆师颜碧君，每天都要带领她的弟子，为那些有名有姓的高级将领化妆造型，还要“创作”出很多很多的“伤员”来。有断指断臂的，有枪伤、烧伤、砍伤、烫伤的。她创造性地使用筒单、便宜的代用品，而又能达到以假乱真的艺术效果。摄制经费没有力量动用飞机和大量武器，只根据剧本的基本需要，制作了五辆道具坦克、四架飞机，骑兵也只有三十坐骑。但仍然要求影片要留给观众一个气氛逼真、场面壮阔的印象。为了获得这个艺术效果，摄制组的全体人员所付出的心血和汗水，犹如参加了一场大规模的战斗。为了再现当年台儿庄的历史情景，花了两万五千元，重新修建了一道城门和城墙。5月4日那一天要拍“血肉长城”，开始先拍摄炸毁日軍坦克的那场戏，其中有一个镜头是一个战士挟着炸药包，从十米多高（大约有三层楼高）的城头上跳下来炸坦克。因为两位导演考虑到这里有惊险动作，所以特地从枣庄市请来了四位武术队员，但当他们走上城楼往下那么一看，顿时感到胆怯了。在此情况下，年青的场记黃伟俊，自告奋勇，担当起了这个角色。他一米八的个头，连试跳了三次，都算是成功了，导演这才放下了心。然而实拍时加了烟火，布置了密集的枪砲，往下跳时，只见浓烟滚滚，枪声四起，一时看不清楚地面上的墊子，加上导演灵机一动，临时要求将炸药包举在头顶上，他在毫无心理谁备的情况之下，原先练习时着地是向前扑的，实拍时变成往后仰了。着地之后，一时爬不起來，他顿时以为自己腰已经断了。后来侧了侧身，悄悄地动了动，这才意识到腰还沒有断，才慢慢地爬了起來。紧接着下午是拍“血肉长城”造型。为拍这个镜头，那天调来了解放军工程兵和炮兵部队的官兵七、八百人。自开拍以来，哪里有困难，哪里有危险，摄制组的人员先上，这已经成为这个摄制组的工作规律了。面对着这个场面，导演的话音未落，副导演余斌、场记黄焕峰、早就穿上了棉衣棉裤，争当“死屍”下河，泡到血水里去了。而这个时候，也少不了这个黄伟俊，他置未断的那个“腰”于不顾，也争当“死屍”泡到河里去了。这个镜头精雕細刻，在水里泡的吋间太长了，身上寒冷，制片主任张本烈端来了酒，让“死屍”们喝上一两口，暖暖身体。

    在那场动人心魄的“血肉长城”里，动用了七百多名解放軍战士，有的倒掛在城墙上，有的浸泡在血水里，有的鼻子流出了血，但都毫无怨言地坚持着，尤其是拍到战斗结束时，已是屍横城野了，不少战士和摄制组人员都感动得哭了起来。片子实在是拍不下去了，导演不得不下令，止住哭泣，才能继续拍摄下去。这，又是多么动人心魄的情景呵！这个时候，你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或许，你才会真正感悟到，你的职责的價值在那里。放在影片结尾的、这一幅悲壮的“血肉长城”画面，伴随着李宗仁将軍发给国民党最高当局的电报电文，历述战况之惨烈，展现了国民革命軍爱国官兵浴血捐躯、万死不辞的精神。这一道用血肉之躯壘起的长城，这一幅以鲜血挥洒出的悲壮画卷，也就成了《血战台儿庄》电影的重要标志。

    爬到城墙顶上砍下日本国旗的，也是拍摄中的一个“危险镜头”，是场记黄焕峰知难而上拍下来的。黃焕峰和黃伟俊都是头一次担任场记的工作，这两个年青人，同是广西电影制片厂1982年曾经有过的一期业余演员训练班的学员，也同是东兰县壮族人，是我当年出于培养少数民族艺术人才的考虑，而有意识地把他们放到“火线”中去锻炼和经受考验的。在拍摄中，有难度的、有危险性的群众演员角色，只要你仔佃辨认，也许还能把他们认出来呢，不过也不那么容易，因为化妆师们对整部影片人物的化妆、造型都常严格、细致。

    记者招待会过后，我即返回厂里。1985年，电影局下达给广西电影制片厂的拍摄指标是五部故事片。但在当年各厂都在力争多拍片的形势下，已先后下筹备令的有十部影片。现在回顾起来，这1985年，在我人生经历中，为我留下了揮之不去的记忆。这一年的事情，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件是当年拍摄的《水鸟行动》，摄制组已到了外景地江苏，因为摄制组部分同志与外借导演关系很紧张，在团结方面出现了一时难以调整的问题，而不得不停拍、夭折；二是正当《血战台儿庄》在筹划过程中还不时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一部由陈凯歌执导、张艺谋摄影的部队题材影片《大阅兵》在北京送审时又遇到了麻烦。……。这部影片，原以国庆35周年艰苦的阅兵训练作为背景，通过训练的严格与艰苦，表现我人民解放军坚不可摧的精神和高度的政治素质，是一部表现当代軍人风貌的、旨在鼓壮军威、国威的故事影片。这部影片，在1984年底以前，就抢先拍下了受阅部队训练中的大量镜头作备用资料，加上国庆35周年天安门广场阅兵的场面镜头在内，总共拍下了十三本片。而这些，都是在还沒有一个完整的剧本的情况下进行的。按照我国故事片生产的规矩，还没有形成剧本就拍，那是行不通的。于是，在宣布我们这个新任班子上任之前，我们的前一任的领导就已决定停拍了的。而事后，某兄弟厂只听了一下故事的梗概，便就决定要接手过去拍了。我们上任之后，当时为了保护这些年青人的创作热情， 同时考虑到当年全国故事片的     题材中，某些类型影片，比如武打、侦破片过多，而这部片的题材很严肃，主题、立意是好的。所以我当时提出，先看一下已拍下的十三本片，如果认为基础还好，艺术上有特色的话，要求他们尽快拿出一个完整的剧本出来，经剧本审定小组讨论通过，则可以正式投产，继续拍摄。根据这个意见，他们很快就按照程序去做了。后来，我曾在全厂大会上动员过，我说：“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题材、一部反映部队生活的影片，就是吃窝窝头，我们也要把它拍好”。外景地在武汉附近的某空军部队基地。拍摄过程中，在炎热的暑天，演员固然很辛苦，赤膊上阵的摄制组人员更是艰苦之极，我们从他们的工作照上可见陈凯歌、张艺谋、何群等，一个个晒得像黑炭似的。这部片子的最后剪辑阶段，时间拖得比较长，当混录双片出来以后，导演也自认为还需要作些调整。而这个时候，偏又赶上他和张艺谋去参加夏威夷电影节，需要等他们回来以后才好进行修改。那段时间，我在北京参加厂长会议，也还没有看到混录双片。但厂里为了争取时间，决定先送审，以便取得原则通过并听取了意见之后再作修改。于是12月20号左右便将影片送到电影局审查去了。等我回到厂里，第三天便接到制片主任从北京打来电话，说《大阅兵》送审的情况不妙，局里没有表态，给总政看，总政也不表态，给总参看，总参提出了很尖锐的意见，认为严肃、紧张有余，而团结、活泼不足或没有，未能正确反映部队的官兵关系，甚至认为基调有问题。有可能还请中宣部看，等等。我一听，脑子就像是炸开了似的。心想，要说是基调有问题，可就糟了。我意到，在还沒有弄清问题的根本所在的情况下，我只有当机立断，说：“你赶快把片子拿到北影招待所藏起来！谁也不要让看了。要是有人问起来，你就说厂里还要修改就是了。”不久，有关《大阅兵》送审遇到了麻烦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全厂上下，心头上像压上了一块石头。前面一个《水鳥行动》已经是那个样子了，再加上一个《血战台儿庄》的问题摆在眼前，本来就已经够呛，现在又增添一个《大阅兵》的问题。你说能不让人心里犯嘀咕吗？二月上旬，双片拿回厂以后，我组织全厂中层以上干部和主要创作人员，先看片、后讨论，并且作好了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和批评的思想准备。果然不出我的意料，意见竟是那样的激烈、尖锐。有的同志直截了当地说：“ 这部影片实际上是已经‘枪毙’了。某某同志看了这部片都已说到‘与其说是歌颂大阅兵，不如说是反对大阅兵’了，还有得救吗？ ！       ” 有的说：“正像有的领导说的，干部对战士就像法西斯，像《啊，海军》那个劲儿。战士站在那倒下了，不赶紧去扶起来，还有什么感情？哪像是解放军的官兵关系？”、“这样的影片还能怎样改？再继续把钱扔进去，造成巨额损失，谁来承担责任？”。个别同志更毫不掩饰地说：“不是说就是吃窝窝头也要拍吗，看来现在该是吃窝窝头的时候了”……。近两个小时的讨论，从头至尾没有听见一句说是可以修改的顺耳话。面对着这么一大堆意见，即便再有思想准备，脑子也会是发胀的。然而，看到双片之后，我总的感觉是：的确存在问题，难怪别人有意见了。于是，我边看边在琢磨问题到底在哪里。到最后，心里似乎也有了一点数了。所以在会议的最后，我竟抖足了胆，站起来说：“大家的意见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认为：这部影片可以修改，而且可以改好，也无须另补拍什么镜头，只要在剪辑台上进行，作一些必要的调整，然后重新录音就是了，……。” 紧接着，我从几个方面，提出了修改的原则意见。我把话说完了，这时，只见会场上一个个眼睛直瞪瞪的。在我说话间，既没有人插话，说完了也没有人吱声。于是我只好宣布散会。

    在我上面已讲过的党委扩大会之后，即三月八日我赶去山东《血战台儿庄》外景地，经过北京时我到电影局，先是听取局里有关部门对《血战台儿庄》拍摄方面的意见。接着谈有关修改《大阅兵》的问题。对于《大阅兵》的修改，我再三阐明观点，但却没有什么进展可言。我很快便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我要想去强求得到一个能让自己满意的回应是不大实际的。理由很简单，万一又“砸锅”怎么办？自己看着办就是了。所以，我往下的最佳一步选择，应该是去找陈凯歌，同他一起分析、研究目前所遇到的情况，以及影片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基本方案。当他表示接受对影片进行修改后，我即要求他尽快拿出修改的具体方案来，等我从山东回到南宁以后，请他带着修改方案到厂里来。后来，凯歌按照约定的时间到厂里来了。前后大约经过3个多月时间，当把这部修改后的《大阅兵》再次送审时，制片主任说：“请局里还是审查吧，看完以后，实在不行再‘枪毙’，我们也就认了。”其实，局里是相当的宽容，谁也不会说眼看到哪一个厂的影片出了点什么事而不闻不问的。在审片过程中，鸦雀无声。到了剧终时，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喊出：“广西厂又出了一部好片子！”。当年一篇总结全国电影生产的文章，在电影报刊的头版头条位置上发表时，其副标题写的竟是有关《大阅兵》的创作成就。至此，这个包袱也就基本上解放了。后来，这部影片先后获得加拿大笫11届蒙特利尔电影节评委会奖、意大利第5届青年国际电影节大奖；导演陈凯歌获荷兰第17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未来导演奖”。1988年，《大阅兵》等中国七部影片，参加美国在全国21个城市举办的中国电影周，中国电影首次进入美国最高级别的林肯艺术中心放映。这是后话了。

    话题转回到《血战台电庄》来。摄制组完成了徐州、枣庄、台儿庄等外景地的拍摄任务之后，队伍转到了离北京不远的外景地怀来县拍外景，那时已是五月底了。六月五日，我接到摄制组的同志来电话，说电影局的同志和艾知生部长六月七号要来看望摄制组，要我赶紧到怀来。六月七日上午，广播电影电视部艾知生部长、以及电影局各个部门的负责同志一行十多人，果然兴致勃勃地从北京专程来到了外景地看望《血战台儿庄》摄制组全体人员。当天下午，听取了导演关于影片拍摄情况的汇报之后，接着和电影局的同志一起观看了样片。当时影片已拍到了一半的进度，他们看到了这部分样片很兴奋。艾部长边看边发感慨，勉励大家把这部影片拍好。电影局的同志看完样片之后，接着与摄制组的主要创作人员举行座谈，对影片的艺术质量，寄予了很大的期望。次日下午，在完成了当天的拍摄任务之后，杨光远导演向摄制组全体人员传达了艾部长的讲话精神。我在这个会上，对前一阶段的工作做了小结和下一步工作的动员，并且响亮地提出了这部影片，不仅要争取“政府奨”（即广电部‘优秀故事片奖’）和“百花奨”，还要争取若干项“金鸡奖”的口号。6月9日，我即专程转到北京，以电报的形式，给厂里发回一个关干艾知生部长看望《血战台儿庄》摄制组的报导，希望能在广西某个报刊上见报，但一直未见有。是沒有人送去报刋呢，还是因为什么，我未得可知，后来也不再去过问此事了。

    1986年 7月，《血战台儿庄》完成了怀来的外景拍摄之后，转到北京拍摄一些零星镜头之后，即在北影录音棚进入后期的台词录音工作。此时，正遇上李宗仁之子李幼鄰先生回国探亲，摄制组让他看了正待录台词的全部样片。在看片的过程中，他感动得不时在流泪。看完之后，非常之激动，他紧紧握住李宗仁的扮演者邵宏来的手，连声说：“太像我父亲了，太像我父亲了！”。8月中旬，从广西区外调来担任厂长的高鸿鹄同志到任了，他路过北京时，先到北影看望了摄制组的主创人员和正在录对白的主要演员，然后来南宁。他的到任，我也就因此如释重负了。因为在此之前的一年零八个月时间，一个完全缺乏行政经验的我，已经历尽了艰辛。从此之后，厂内的创作生产大事，在我的前头可就有了名正言顺的、拍板定夺的人了。摄制组在北京录完了台词后，紧接着回厂里进行混合录音。9月15日，《血战台儿庄》完成了送审的混录双片。10月22日晚，中共中央书记处分管意识形态的习仲勋同志、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先生、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等到电影局，同电影局局长石方禹、剧本研究室主任邹士明等一起审查并通过了《血战台儿庄》，广西电影制片厂新任厂长高鸿鹄及文学部主任陈敦德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