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月17日,广西电影制片厂曾接到过停止洗印与发行影片《血战台儿庄》的通知。但事隔一个月,即2月18日又接到电影局传达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该影片发行的指示。内容有三点:1.今年是台儿庄战役49周年,该片可以在全国发行放映;2.有人提出要在片头添加一段毛泽东语录。可以不加。3.有人提出要删掉影片中“蔣介石不怕日机轰炸”的细节。删或者不删,由艺术家们自己去决定。一部电影,居然惊动到了中央的高层领导,也可见它的非同小可之分量了。假如这部影片真要关闭起来,这对广西电影制片厂固然是一件大事。而就对我个人而言,想必也会是相当狼狈的了。到那个时候,面对全厂职工,我真不知道该作如何解释才是呢。因此这个时候的我,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然而,它的结果倒是令人鼓舞的。也就正如程思远先生所说的那样:通过银幕,使人们看到了国民党爱国官兵当年抗战的形象;另一个方面,看到了银幕后的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博大、高瞻远瞩、实事求是的形象。
另外,在其他一些场合上,也确实曾有人提过,在影片中“国民党的旗出现太多了”、“看不到共产党抗战的力量”……等等。但正如中央軍委一位领导同志所说的那样:“台儿庄这仗是人家打的嘛,不掛国民党的旗,难道掛共产党的旗不成?”这句话,则可以“一语中的”了。
1987年《血战台儿庄》发行地方拷贝共277个,部队拷贝49个。当初有人断言,这部片不可能达到270个拷贝,也就是说,亏本是肯定了的。但事情也有些巧,影片的成本支出,正如当初农亩烈同志的预算方案一样是240万元。不过这里面,已经包括了一些较大开支的节省在内了。应该说,就经济而言,无论是生产厂家或者中影公司都是有了收入的。实际上,根据影片的场面及拍摄难度而论,当时如果有人说这部影片耗资五、六百万元的话,我想一般人也都会相信无疑。1988年6月11日,由高鸿鹄厂长率领中国电影代表团,赴香港参加《血战台儿庄》首映话动。根据香港《文汇报》统计,该片在香港放映的头15天,票房收入为1670万港元,竟创造了当时国产片在港的卖座纪录。
《血战台儿庄》的公演,成了中国影坛上的一件大事。顿时间,引起了海内外的强烈反响。该片首映活动尚未在港举行之前数月,香港《镜报月刊》1988年1月号,便以题为《再现国民党抗战画面“血战台儿庄”拍摄内幕》发表了文章。文中在“陈敦德策划,杨少毅拍板”、“白崇禧前秘书找自治区主席筹欵”、“七百战士壘城血肉长城”、“排除左潮,飲誉海内外”等四个小标题之下,对该片拍摄的前后过程,作了高度的概括。当影片在香港举行首映活动数日后,台湾《中央社》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谢忠候先生给蒋经国先生电话反映:“中共近日在香港放映《血战台儿庄》,影片表现了我们国民党抗日,影片中总统的形象没有被歪曲。”事后不久,蔣经国先生通过关系要到了一个录相带到台湾,并组织国民党中常委们看了两遍。看完之后,蒋经国先生很有感触地发表了意见,内容有三点:“ 1.中共开始承认我们也抗战了;2.这部影片没有给我父亲臉上抹黑;3.看来大陆的政策近年已经有所调整,我们也该作些相应的调整才是。”此片在桂林举行首映式后,一位烈士后代突然跳上舞台,含着热泪讲话。原来,他的父亲就是在台儿庄空战中牺牲的烈士何 信。何信烈士是中央空军第八大队的中队长,战前曾到日本航空学校学习,在台儿庄空战中,他击下了六架日寇飞机,自已中弹负伤,最后驾机撞下了一架日軍长机。而那个驾长机的,恰巧是他在日本学习时的教官。……。他讲述的这一段故事,令在场的人惑动得热泪盈眶。此间,《大众电影》、《中国电影时报》、上海《文汇电影时报》等报刊杂志,也都几乎在同一个时间段里发表了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广西电影制片厂以及《血战台儿庄》摄制组,给予了很高的评價。例如“艰苦创业,勇攀高峰”、“小厂拍出了历史巨片”等等,在影界同行中激起了强烈反响。我在外景地对摄制组动员时提出的祈望也完全兑现了,1988年3月10日,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为故事影片《血战台儿庄》荣获第十届“百花奖”优秀故事片奖、第七届“金鸡奖”最佳编剧奖、最佳化妆奖、最佳烟火奖,另外还有三项最佳“金鸡奖”的单项奖提名;广播电影电视部1986、1987年“优秀故事片奖”;中共中央统战部“统战奖”等,在南宁举行了庆功大会。时任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韦纯束、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陈昊苏、中国影协副主席苏 云等,出席大会并讲了话。韦纯束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给《血战台儿庄》摄制组,颁发写有“锲而不舍,永攀高峰”、“振兴广西,走向世界”两面锦旗,以资鼓励。而这个时候的我,可以称得上毫无功名之欲望可言者,甚至对有些有分量、有影响的记者报导文章中,张冠李戴地把我在过程中所说过、所做的事情,都说到另外的同志身上去了,我也从来沒有出来讲究过一句,我觉得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工作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这个。实际上从开始以至结束,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这都需要靠自己去把握。据悉,当《血战台儿庄》正在香港举行首映活动之时,也曾有某一位记者在香港一家报纸上提到过此时为何不见有陈敦德、杨少毅在场?其实这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记得1981年,我有幸访问中国语言大师侯宝林先生时,听他说过一段话,使我铭记至今,他说:要“把握分寸,不要过火,宁可不足,見好就收。”他原是针对表演艺术方面的问题而说的,然而我觉得这里面充满着哲理,故常常将它延伸到做人处世方面。电影界的许多人士认为:《血战台儿庄》这部影片,开拓了一种题材的新领域,广西电影制片厂有胆识。但当我和陈敦德同志在谈论到这个问题的看法,以及我们亲身的体验来看,我们都认为:所谓“胆识”,其核心还在于“识”上,没有识的“胆”,是“胆大妄为”。而“胆大妄为”者,就难免会有莽撞性和冒险性了。
以上所述,既是影片《血战台儿庄》拍摄的前前后后情况,也同时捎带上了个人的某些粗浅认识。值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即将到来之际,作为一个回顾。仅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