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月29日，美国驻华使馆发表声明，宣布美方退出军事3人小组及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次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解散军事3人小组及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2月21日，国民党政府逼迫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叶剑英及工作人员全部撤离北平。随后，又限令中共在重庆、南京、上海人员于3月5日前全部撤退，并查封了重庆的《新华日报》。国民党以此表示它关死和谈之门的决心。3月7日、8日，中共驻南京、上海及重庆的机关全部工作人员分别撤回延安。国共关系彻底破裂。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开始集中重点进攻山东、陕北两个解放区。3月初即集结34个旅25万人的兵力，准备向陕甘宁解放区发动进攻，其首要目标是攻占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11日，国民党空军对延安施以大举进攻前的狂轰滥炸。由于这时我陕北人民解放军兵力不足国民党军十分之一，装备亦处绝对劣势，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当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和周恩来留延安指挥保卫战；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率中央机关部分工作人员由延安转往瓦窑堡以东附近的王家坪，继续中央机构正常工作。从此，父亲开始了解放战争中的陕北转战生活。战争，给父亲平添了多少劳动与繁忙啊！作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秘书长他要协助毛泽东指挥西北及全国解放战争，他还要担负起整个中央机关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从相对和平向艰苦转战的转变。

    自3月12日至18日，历时7天的延安保卫战我军以1：7的极小代价完成了中央和边区机关的安全转移，主动放弃延安。毛泽东、周恩来从容撤离延安，留给敌人一座空城。

    延安，自红军长征胜利后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红都，成为革命人民心中的圣地。中央撤离延安，必须从战略高度去认识。为此，19日父亲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电，发出关于我军撤出延安的解释工作指示，指出：“蒋胡急于进攻延安，正表示国民党当前处于极端困难之下(军事、经济、政治上极大困难)，是为着振奋人心并借以团结内部所采取的一种行动。我们失却延安虽有某些损失，但中外人民和民主人士，特别在退出临沂、鲁中胜利之后，不会因为退出延安对我丧失信心。而我们若能将胡敌大部吸引在陕甘宁而加以打击消灭，这正便利于其他解放区打击和消灭敌人，恢复失地。”

    3月25日，西北野战兵团取得撤出延安后第一个胜利——全歼胡宗南整编第三十一旅(缺一个团)2900余人于青化砭地区。当日晚，毛泽东到子长县王家坪。自延安分手后，中央五大书记第一次聚首议事。会议决定，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继续留在陕北，但数千人的中央各机构必须转移至安全地带，继续各职能工作，以统一领导各解放区及各部队。当晚，父亲即在为中央起草给晋察冀、晋绥等军区负责人电中指出，为保障中央及晋绥各机关安全或安全转移，望晋察冀军区调集部队在同蒲路北段大同以南地区阻傅敌前进，并令晋察地区武装积极向平绥路活动，分散和钳制傅敌，以掩护一部分中央机关经同蒲路转入五台地区。中央、军委暂留晋绥的机关，原则上不应过于集中，“必要时经同蒲过太行去”。

    接着，父亲又向毛泽东汇报了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妇救会秘书，15岁的中共候补党员刘胡兰慷慨就义的英雄事迹。这件事是数日前延安各界赴山西慰问团副团长张仲实向父亲汇报的。当时父亲对张仲实说：刘胡兰的事迹很感人，对全党、全军、全体人民群众，特别是对青年是一个很好的政治思想教育材料，我要向毛主席汇报，要大力宣传。

    毛泽东听罢，深为感动，当即挥笔写下“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随即，新华社广播了刘胡兰烈士的英勇事迹和毛主席的题词。一个向刘胡兰学习，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人民、勇于为革命献身的热潮在各解放区兴起。自此，刘胡兰的光辉形象载人了中华民族英烈史册。

    3月底，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在清涧县北面石嘴驿附近的枣林子沟召开中央会议，讨论中央机关行动问题。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会后，父亲即与毛泽东致电贺龙及转战在晋绥的周恩来，说明会议决定，并告“朱、刘二同志明晚由石嘴驿(绥德南七十里)动身去临县与董叶诸同志会合，经五台往太行。中央直属机关人员已至晋西北者，照前议一部往太行，一部就地疏散，由你告董、叶处理，嗣后听从中央工委指示。”“接电后请你于数日内回来，嗣后即由毛、周、弼三人主持中央。”

    为了适应转战需要，留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按军事编制。分为四个大队：一大队为直属队；二大队为军委二局前梯队，负责情报；三大队为通讯电台队；四大队为新华社，另加中央警卫团等共800人左右。父亲任司令员，陆定一任政委。为了保密部队代号先后为“三支队”、“亚洲部九支队”、“教导旅”等。毛泽东代号“李德胜”，周恩来代号“胡必成”，父亲代号是“司令”的谐音“史林”，陆定一的代号是“政委”的谐音“郑位”。

    3月31日，父亲和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与刘少奇、朱德率中央工委在绥德县田庄附近分手，刘少奇和朱德率工委东渡黄河。接下来数日，父亲和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先到子长县涧峪岔、石家湾，4月5日到达靖边县青阳岔。4天后，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通知，通告全党、全军。父亲立即向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传达。对于主动放弃延安，他说：

    这是毛泽东同志的英明决策。现在敌人的企图是，第一要消灭我们，第二要把我们赶过黄河，第三要把我们赶到沙漠里饿死。我们决不让敌人消灭，也不过黄河，一定要在陕北坚持斗争。……我们今天放弃延安，意味着将来要解放南京、上海，解放全中国。放弃延安有延安，守着延安失延安。我们要像正月十五扭秧歌那样来回和敌人兜圈子，扭辫子，使敌人疲劳，相机加以消灭。我们要提高胜利信心，增强战斗意志，大力开展群众工作，来完成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在陕北指挥全国战争的光荣任务。

    4月10日，父亲和毛泽东与从晋西北返回的周恩来会合。从此三人一起沐雨栉风。转战于陕北的山水村落。这就是后来毛泽东所说，胡宗南进攻延安之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周恩来也说：毛主席是在最小的指挥所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战争。

    4月中旬左右，我和远征妹妹曾在父亲身边住了一段时间。记得大约是5月中旬被父亲送过黄河的。到三交后很想念父亲，也惦念他的身体。没有办法，就一封一封地给他写信，可是直到7月底，也没收到父亲一封回信。焦灼中，后来终于接到父亲的来信，我才得知，就在我们走后不久，敌人3万多人扑向王家湾。父亲他们10天中搬动3次，其中两次是漆黑的雨夜行军，浑身淋得落汤鸡般。以后，他们还经历了一段粮食奇缺的日子，靠野菜和黑豆充饥。直到10月份，父亲的来信才说：“现在这些困难也已不存在了。”从父亲信中只字片言中，转战中的艰苦生活也可略见一斑了。
大约在我和远征离开父亲两个多月后，周恩来接替父亲和陆定一任中央纵队司令兼政委。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小河召开扩大会议，研究人民解放军由内线防御转入外线进攻的一系列问题。对地方工作，毛泽东指出中心关键是解决土地问题，如不坚持土地革命，则势必丧失了农民，丧失了战争。土地革命要与统一战线相结合。强调：“我们处处要从全面、长期着想，把基点放在长期支持战争上。”此后的几个月，人民解放军按中央部署依次由内线转向外线，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捷报频传。中原逐鹿歼敌近20万，解放县城近百座，沙家店战役胜利、清风店战役胜利、解放石家庄……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要求解放区更加普遍深入地开展土地制度的改革，以充分调动广大农民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支援解放战争。

    也正是自小河会议后，作为中央秘书长的父亲将注意力集中到支持长期战争的土地改革和财经问题以及新老解放区的各种新问题。

    10月24日，父亲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电《中央批准华北财经会议决议及对各地财经工作的指示》，指出过去各解放区对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还缺乏深刻的认识，重财政轻经济的现象普遍存在，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并努力改进。指示明确要求“在土地改革完成区的党、政和农会、工会，除开支援前线工作之外(要注意节用民力)，应全力去组织群众的生产运动，达到增产粮食、棉花、颜料、布匹、火柴、纸张、肥皂、纸烟及其他日用必需品，以满足人民的需要，并增强对外斗争的力量。这里要坚决反对认为生产缓不济急，利润太小，不能解决财政的观点。必须认清只有增加解放区的内部财富，才是积极开辟财源，保障长期战争需要的根本环节。财政金融贸易机关，在执行政策上，应当把扶助和保护国民经济的发展当作自己最基本的任务。”

    11月1日，父亲又为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关于出征部队供给等问题的规定》，对野战部队脱离原解放区驻地深人蒋管区作战或在紧邻老解放区的新区作战等多种不同情况下的后勤保障工作，提出“目前还只能实行由华北财办统一政策领导，责成各战略区独自经营的方针”，并作出具体规定。

    同时，父亲已经发现晋绥土改中有一些“左”的错误做法。为了端正分析阶级成分的标准，受毛泽东之托，集中精力研究土改问题。为此父亲专门分别致电中共晋绥分局转曾三、致电林伯渠向他们索要苏区中央局印发的有关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文件。11月8日致电中共华东、东北、五台、太行局，要求各地将土改中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即怎样确定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工人等材料日内电告中央。

    不幸，11月中旬父亲的高血压症复发，高压已达220，出现晕倒的严重症状。遵照中央安排，他到骑兵连驻地环境清静的钱家河休养。为了照顾他的生活，母亲带着小弟远远也从兴县赶来。然而父亲无心“静养”，倒是利用养病之机，对钱家河周围正在进行土改的村子进行了仔细的调查。通过他亲自调查和吩咐身边同志的分别调查，对驻地30多个村子基本情况，进行综合分析。

    十几天后，父亲从钱家河回到杨家沟出席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从12月7日至24日是会议的准备阶段，分政治、军事和土改3个小组进行。父亲主持土改小组，林伯渠、叶剑英、习仲勋、李井泉、张德生等参加，讨论土改中的有关政策特别是划分阶级等问题。

    12月25日至28日，会议正式举行。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提交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并给予很高评价，指出“这个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会议还详细讨论了现时党内的倾向问题：土改及群众运动中的具体政策问题。

    27日，父亲就一段时间以来对土改问题的调查研究、综合分析及理论思考，针对目前运动中的“左”倾错误现象，郑重地提醒大家：“消灭旧的土地制度，对于在抗日期间发展起来的党的组织，是一件大事，党内党外都需要进行教育。消灭具体的地主阶级，不可轻敌。地主阶级会用种种方法保存自己的力量，我们要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现在运动已经起来的地方，在联合中农的问题上有些‘左’，……问题就是侵犯中农利益，认中农为富农，排斥中农，不吸收中农参加农会等，在部队中也有所表现。在群众运动中，这是难免的，但领导上应及时注意。”

    由于会前不久中央已重新印发了1933年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颁发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两个文件，因而，发言中，父亲侧重于财产处理、政治待遇等提出可操作的政策界限。他说：

    对地主应斗争彻底，经济上交出全部土地财产，按土地法规定分配，政治上要压服。但地主要分大中小，恶与不恶，普通的中小地主不必都捆打，更不应打死人。地主一般不给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开明士绅可在群众同意下，保留选举和被选举权。开明的条件是：过去拥护抗日，现在拥护反蒋和土改，愿意把土地财产拿出来分配。

    富农在经济上要与地主有区别，政治上也可考虑不同待遇，一般保留选举权，开明的富农，也可保留被选举权。对新式富农，平分土地，多余财产是否分，要根据自愿，他们应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中农被错定成分者，如成分降下来，东西尽可能退回原主。

    地主富农之有工商业者，保留其工商业，可不分给土地；其参加公营工商业者，合法的保护，非法的没收。

    对地主分子，一般以强迫劳动来改造，凡继续劳动五年，政治上无反革命行为，地财拿出者，可以改变成分；富农三年改变成分。新解放区，以我军到达前一年的成分为标准。

    知识分子应区分革命的、中立的和反革命的三类。革命的加以任用，中立的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反革命者不给选举和被选举权。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一般成年学生、自由职业者，均有选举和被选举权。

    毛泽东非常重视父亲的这一席发言，在会议结论中谈到土改问题时说：“在‘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共产党要反对这种潮流。”

    十二月会议后，父亲又回到钱家河，着力完成中央决定的任务——准备在西北人民解放军前线委员会向高级干部作关于土改问题的报告。1948年1月12日，父亲出席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并发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演。就土改中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巩固地团结中农、斗争地主、富农的方法及对工商业、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等亟待回答的政策问题，阐明中共中央的政策。

    根据什么标准来划分农村阶级?父亲指出：“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根据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来确定各种不同的阶级。”拿历史、生活及政治态度等作为定阶级的标准都是错误的。必须按照实际情形去划分阶级，“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打乱革命阵线，帮助敌人，孤立自己。这是一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必须引起全党同志的注意。”据此，提出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的标准。强调“富农与中农如何区别，是一个要十分慎重处理的问题。一般说，中农不剥削别人，但只有轻微的或偶然的剥削，仍应认为中农。”

    关于牢固地团结全体中农，父亲说：“中农是我们的永久同盟者”，中农“在老解放区，一般占了百分之五十上下。”在彻底平分土地以后，则农村中绝大多数人都成了中农。“打日本时，中农出钱出力不少，是有功劳的。现在打蒋介石，也靠他们出大部分人力和粮食。解放军中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是中农。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从个体经济到集体合作经济发展中，主要是依靠有丰富生产经验和有较完备的生产工具的新老中农。将来，中农还可以同我们一道走进社会主义。因此，错定中农成分、排斥中农、贫雇农包办一切、特别加重中农负担等，必须坚决地公开地加以纠正。否则，“那就要使我们在战争中失败”，“革命就会要失败”。

    关于斗争的策略与方法。父亲说道：在经济上把地主当做一个阶级来消灭，“是一场恶战”。地主阶级在政治上被打倒以后，在经济上尽力设法保存力量。因而“贯彻土地改革，是需要很细致的很艺术的领导”。在斗争方法上，父亲强调区别对待，首先必须把地主、富农区别开；其次在地主中要区别大、中、小及恶霸与非恶霸；在富农中要区别新式富农与旧式富农。因为“过火地打击了富农，是可以引起中农惧怕的。对大地主及恶霸要“严厉些”，以使中小地主懂得土改的大势所趋，拿出土地财产来就不一定拿到大会上去斗，只要他屈服了，低了头，服从了政府和土地法就可以。至于新式富农，由于它的“生产是在民主政府帮助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富农的存在对我们并无害处，而且在将来一个时期内还会发展的”。所以过去我们鼓励这种富农，对稳定中农，刺激中农的生产热情，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后还应当如此。

    对工商业政策，父亲指出：“我们对工商业，应采取保护和领导的政策”，破坏工商业，“是一种自杀政策”。党的政策是仅仅没收官僚资本与真正大恶霸、反革命分子的工商业归国家或人民所有。“这些政策不仅适用于原有解放区。也适用于将来解放的新区域”。父亲说：要向工人、农民和士兵解释清楚，使他们懂得为何要有工商业，教育一切劳动人民懂得局部的暂时的利益要服从整个的长远的利益。否则“形式上看来是走群众路线，实质上是犯了尾巴主义的错误”。

    对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问题。父亲从为新民主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建设服务的前景着眼，指出：“教授、教员、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等，他们大多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出身，可是他们自己干的事业，是一种脑力劳动。对于这些脑力劳动者，民主政权应采取保护他们的政策”，“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好好引导他们，给以适当的教育和改造，纠正他们中许多人轻视人民脱离群众的习气。“必须放手争取和使用中国原有知识分子专家来替人民办事”。对在农村中没事做的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也要想办法来争取和改造他们”，让他们出来工作。“要防止因为消灭封建制度而排斥一切与封建制度有联系的知识分子。那对人民的事业是有害的”。

    对开明士绅，父亲强调，抗战时期减租减息，实行“三三制”，有一批开明士绅和我们共过患难，有功绩，“对这些人要采取慎重态度”，“假如出去到大关中，消灭了胡宗南，成立民主政府，就应当请类似杜斌丞这类人参加。”

    演讲的最后，父亲特别讲了“打人杀人问题”。他极为严肃地声明：“共产党是坚决反对乱打滥杀与对犯罪者采用肉刑的。”他说：“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是新民主主义者，我们领导的革命比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不知要高明多少倍，我们当然要反对乱打滥杀，反对肉刑。”除了在战争中在火线上必不可免地要杀死许多敌人以外，“多杀人必然要失去人民群众的同情，遭受很多人反对。”因此那种主张多杀人、乱杀人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是直接违反马列主义的原则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的，必须给以毫不容情的反对。“打人，我们也是要反对的。”“在审查干部党员和斗争个别群众中的坏分子时，应采取尽量用口批评说理、不准动手打人的方针。”